汾阳往事｜王希良等：汾阳黄土高垣，藏着一座明清古堡

垣上春秋

——一座古堡的汾阳记忆

文/王希良 张艳泉等

开垣庄所在峪道河镇，有着坚实的考古支撑：邻近的桑沟、王盛庄等村域内曾发现新石器时代、汉代及东周时期遗址；开垣庄村北数里之遥的龙桥山，亦有一处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些散布于黄土垣上的史前痕迹表明，早在文明曙光初现之时，这里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开垣庄的创村年代应当极其古老，那片平坦而沟壑环绕的黄土高地，默默见证着数千年来不曾中断的生存智慧。村中古井原址处，50岁以上的村人都记得清梦，原十字街西南角有一对红砂石臼，高低约一米五左右，与拐岭底古村的石臼形制相似，村人常坐上面聊天，80年代失毁。但为这片土垣上的早期人居留下了一枚朴素的物证。

隆庆年间，蒙古骑兵屡屡长驱直入，“捆载而去”的惨痛记忆催生了各村镇筑堡自保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堡寨成为乡民“利赖巨矣”的生命线。万历《汾州府志》记载，规定官府提供砖石木料与工匠费用，丁夫由百姓承担，贫困者给予口粮补助，由“品行端正、家境殷实的绅士、监生、耆民”担任堡长，专责修缮守备。各村镇依山据险，构筑堡寨，储备粮草，邻堡之间相互声援，形成了有效的联防体系。

顺治《汾阳县志》所载“互相声援，仍保在邑之旧庐，庶魑魅集势于在山，而蛟龙不至于失水”，正是堡寨联防理念的生动写照。上古的堡寨已无从考核，起码从明代的这次联防，印证了开垣庄堡的营建。一个“垣”字已昭示了选址的根本逻辑——在这片平坦开阔的黄土台地上，四周沟壑提供了天然的防御纵深，居高临下的地势赋予守御者充分的视野与地利。

明代嘉靖年间，开垣庄与邻近的安乐庄同属“开原里”。村北数里之外龙桥山上的一块明代碑碣，至今仍留存可辨识这一归属关系的刻铭。据村中老者郭兴根回忆，旧堡门洞内壁曾嵌有一方明嘉靖年间的石刻，镌刻“德险（贤）堡”三字；门洞深约一丈五尺，宽九尺许，门顶宽敞可容纳数十人守御，门轴石、门拴洞及青石铺地仍保留旧制现存堡墙主体部分则创修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值明清鼎革之后，社会局势仍未安定。堡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约60米，总占地面积7800平方米，黄土夯筑的墙体残高2米至8米、基宽约2米。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因原堡门狭小不利出入，村民集资重修——此次重修的记录，幸运地保存在堡内一方《重修堡门序》石碣之上。虽经三百余年风雨侵蚀，部分墙体剥落垮塌，堡门亦已不存，但东、北二墙仍基本完整，南墙保留约四分之三，西墙保留约五分之二。

民国年间，开垣庄有民户63户、326口人，郭、崔二姓居多，村中初小设于圣母庙，村东土堡唯南门出入——学者刘天成《汾阳遗事》的这段记录，是这座古堡最后的完整肖像。堡内附近至今仍有少数村民居住，袅袅炊烟依旧缭绕于黄土垣上，堡墙与民居相互依偎，活态的历史图景依然延续。

从新石器时代的垣上聚落，到明清时期的夯土堡垒，再到今日残垣间的寻常人家，开垣庄古堡见证了汾阳堡寨由盛而衰的完整周期，更映照出人类面对生存挑战时那份亘古不变的智慧与坚韧。

黄土无言，垣墙有记。那些散落在汾西大地上的古堡残垣，如同历史的标点，标注着一个民族在动荡中守护家园的决心。这座垣上的村庄，和它沉默的堡墙，仍在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唯有守护，方能长存；唯有记得，方能前行。

（王希良 张艳泉 杨宏山 魏兴斌 郭恩林供稿）

来源：公众号《爱写故事的山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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