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石家河

——从考古学文化说起

文/石家庙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盛大开馆后，线上线下都很热闹。遗址博物馆人气拉满，持续火爆；网上关于石家河的文章漫山遍野，铺天盖地。但笔者发现有的文章把遗址和文化混为一谈，以为石家河遗址就是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就是石家河遗址；有的文章把考古学文化视为一般意义的文化，不知道考古学文化是一个专业概念，只是考古学家对某一类遗存的一种标注。有些专家学者各执己见，各说各话，表述不一，让非专业人士看不明白。普及一下考古学文化常识似乎很有必要。

一、考古学文化是一个专业概念

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最早由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他在1929年《史前的多瑙河》中提出：考古学文化是一群反复共生的物质遗存（如陶器、工具、葬俗、建筑），代表一个特定的、有共同生活方式的古代社会群体（可能是部落、民族或文化共同体）。他对考古学文化定义的目的旨在通过对物质遗存的分析确定不同社会群体。百度考古学文化，给出的定义是：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指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物质文化遗存的集合。它通常以一组典型的器物组合（如陶器、石器、生产工具）和遗迹现象（如建筑、墓葬）为代表，用以识别和界定史前或历史时期的某一特定人类共同体。

考古学文化强调的核心是遗存的共同特征。由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存主要是陶器，所以其考古学文化命名主要是看陶器，特别是陶器组合。如我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它被称为彩陶文化，花瓣纹、几何纹、人面鱼纹是其彩陶鲜明的特色，小口尖底瓶是其最典型器物。龙山文化则以磨光黑陶为特征，被称为黑陶文化，磨光黑陶高柄杯是其中最典型的器物。

考古学文化是有年代范围的。史前陶器器型和制作工艺都是变化的，陶器特征变化了，考古学家就会再命名一个新的文化，所以每一支考古学文化都是有年代范围的。如仰韶文化的年代在距今7000年-5000年左右；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年代在距今9400年-8000年左右，城背溪文化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左右，大溪文化在距今6400-5300年左右。有时候，考古学文化就像历史时期的朝代一样，只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年代信息。如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晚期，看到这样的表述，人们会很自然地对应它的大致年代。时间跨度长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家还会根据其间的变化进行分期。

一个遗址可能只有一种考古学文化，也可能有几种考古学文化。有些考古学文化干脆就以某个遗址的某一期来命名。如皂市下层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就是说那个遗址只有那一期遗存是这个文化，其他期遗存则属于别的文化。

考古学文化也是有一定区域范围的。考古学文化是一个集群，是一个区域内同一类性质遗存的共同“名字”，而不只属于某个单个遗址。如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包括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河北的南部、湖北西北部及内蒙、宁夏的河套地区。分布范围大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家往往会根据这一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划分出几个类型。如石家河文化，就有汉东的石家河类型、鄂北的西花园类型、江汉平原西部的季家湖-石板巷子类型、洞庭湖区的划城岗类型、鄂西北和南阳盆地的清龙泉类型、鄂东的易家山类型、幕埠山地区的尧家林类型。

考古学文化原则上以第一个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命名。仰韶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命名，龙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命名。即使后来发现的遗址比首个遗址更典型、年代更早也不例外。如大溪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巫山县大溪村而得名，后来在江汉平原西部和湖南澧阳平原都发现比大溪遗址更丰富、更早的大溪文化遗存。原来，大溪文化的中心在江汉平原西部，大溪遗址只是大溪文化分布范围西部的一个遗址点，主要是中晚期文化遗存。但仍然继续沿用大溪文化的名称。所以，叫什么文化既不是说只有那个地方有那种文化，也不表示那个地方的那种文化遗存最丰富、最有代表性。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根据客观遗存作出的主观判定。相同是相对的，不同的考古学者的认识、理解和个人偏好是不一样的，因而考古学文化命名并不统一。如仰韶文化，就有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阴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学者干脆称之为仰韶时代。年代划分也有差别。碳十四测年是相对的，测年的标本不同，结果也会不同，如屈家岭文化的年代上限，就有距今5300年、5200年、5100年、5000年等多种表述，下限也有距今5100年、5000年两种表述。

再如龙山文化的年代，过去为距今4600-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新测年后，有些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后移了200-300年，龙山文化划定在距今4300年-3800年。与夏朝的年代基本对应。过去说石家河文化有较多中原龙山文化因素，现在石家河文化年代比龙山文化要早，在河南驻马店杨庄等遗址，也确实是龙山文化叠压在石家河文化之上。中原龙山文化影响的只能是后石家河文化。

二、石家河遗址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命名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和荆州地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在肖家屋脊、谭家岭、邓家湾进行了持续几年的发掘，初步厘清了石家河遗址文化面貌。后来出版的几部考古报告统一将石家河遗址文化层分为8期，分别划入三支考古学文化，一、二、三期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四、五期为屈家岭文化，六、七、八为石家河文化。这样延续2000多年的石家河遗址就被考古学分解为三大段，分别归入三支不同考古学文化。进入新世纪后，石家河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学界也有新认识，现在将原来的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单独命名，将原来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单独命名，变成了四支文化，即：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

这四支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命名最早。

1954年冬，为配合石龙过江水库建设，湖北省文管会组织对水库库区和干渠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尤以天门石家河镇北东、西两河之间和京山屈家岭分布最密集。第二年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张云鹏带队对水库干渠需要经过的屈家岭、罗家柏岭，三房湾、贯平堰、石板冲五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1956年、1957年又进行了补充发掘。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安志敏开始在发言和文稿中提出屈家岭文化。

1965年，张云鹏先生编写的《京山屈家岭》考古学报告出版，屈家岭文化正式命名。报告将屈家岭遗址文化层分为早、晚二期，晚期又分晚一、晚二两段，全部作为屈家岭文化。后来一些学者认为屈家岭遗址早、晚两期差别太大，主张只把晚期作为屈家岭文化。现在一般也只把考古报告中的晚期作为屈家岭文化。罗家柏岭、贯平堰、三房湾、石板冲的考古资料整理当时因故中断，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由张云鹏先生夫人、著名考古学家王劲整理发表。四处遗址都位于石家河遗址南城墙的外边，并不在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地带，也发现有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但遗存主体是叠压在屈家岭文化之上的、后来被命名为石家河文化的一类遗存。

屈家岭文化因京山屈家岭遗址是首个发现的典型遗址而以“屈家岭”这个小地名命名，石家河这几处遗址的发掘证明屈家岭文化一类遗存远不止屈家岭遗址一处，考古队当时还在东河和西河之间调查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对于比较认识屈家岭遗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屈家岭文化遗存最丰富、最典型的遗址是谭家岭和邓家湾，如果石家河遗址当时的发掘地点是在谭家岭和邓家湾，那可能就不叫“屈家岭文化”了。可见，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也是偶然的。

屈家岭文化以黑陶、灰陶为主，标志性器物是双腹鼎、双腹碗、双腹豆、蛋壳彩陶杯、彩陶壶、彩陶纺轮等。其蛋壳彩陶杯在同时期文化中绝无仅有。有学者认为出现双腹器就表示进入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是一支强势的文化，它以石家河古城为都邑，不仅进一步统一了长江中游文化，而且沿汉水北上到达南阳盆地，又沿淮河向东发展。其分布范围北到豫西南，南到洞庭湖沿线，东到大别山南麓，西到峡江，比现在的湖北省面积还要大。屈家岭文化的年代，过去一般曾表述为距今5300-4600年。近年来略有收紧，一般表述距今5100-4500年。

相比屈家岭文化的命名，石家河文化的命名要复杂得多。1955年在石家河遗址群发现叠压在屈家岭文化上的这类遗存后，以后又在郧县清龙泉、松滋桂花树，蕲春易家山等遗址陆续发现此类遗存，对于这类遗存，有学者称“湖北龙山文化”，有学者干脆用自己发现的地方命名，如“清龙泉三期文化”、“桂花树三期文化”、“季家湖文化”、“易家山文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一锤定音，石家河文化得以命名。

石家河文化形成的标志就是屈家岭文化标志性器物双腹器消失，出现海岱地区的袋足器-陶鬶。它的陶色虽然以灰陶为主，但灰色变浅，红陶比例逐步增多。其典型器物有厚胎红陶杯、宽扁足侧装鼎、细颈鬶、套缸、红陶塑、盆形甑、刻槽盆、擂钵等。上世纪80年代联合考古队根据碳十四测年，将石家河文化年代划定在距今约4600-4000年，分早、中、晚三期，当时也注意到，石家河文化第三期（晚期）同其早、中期差别很大，考古报告明确表述“比屈家岭文化晚期同石家河文化一、二期的差别还大”。

后来有些学者主张将原来的石家河文化第三期（晚期）单独命名，但叫什么文化并没有形成共识。表述最多的是“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同屈家岭文化年代一样，现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年代也略有收紧，划定在距今约4500年-4200年。原石家河文化第三期（晚期）单独命名后，年代定在距今约4200-3800年。

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比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稍大，主要在湖北东部和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河南南部有所拓展。西至三峡，北达河南南部，东抵大别山西麓和幕埠山地区，南到洞庭湖沿岸。

如前所述，有学者主张将《京山屈家岭》考古报告中的早期从屈家岭文化中分离出来。1985年，荆州博物馆对紧邻石家河遗址的京山钱场村油子岭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比屈家岭早期更早的遗存，以后又在天门龙嘴、谭家岭，钟祥六合等遗址发现了这类遗存。这类遗存既有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因素，又有别于大溪文化。是作为大溪文化的一个类型（油子岭类型），还是单独命名，一直有争议。现在已普遍接受单独命名。油子岭文化因首次发现于京山油子岭遗址而命名，事实上，油子岭遗址只有油子岭文化早期遗存，远不如天门龙嘴遗址和谭家岭遗址丰富。

油子岭文化年代距今5900年-5100年，早期主要分布在石家河地区和临近的京山钱场地区，其中心则是天门龙嘴古城。其后，中心移到谭家岭，建设了谭家岭古城。油子岭文化沿古云梦泽北岸向东发展，到达大别山南麓，向北发展到达随枣走廊，晚期整合大溪文化，统一了江汉平原西部和洞庭湖北部。油子岭文化早期以红陶、红衣陶为主，随后黑陶增多，晚期以黑陶、磨光黑陶为主，典型器物有罐形小鼎、簋（圈足罐）、曲腹杯、附杯圈足盘、高柄豆、彩陶碗、彩陶带耳杯等。

由此可见，石家河文化命名是几经曲折，最后实至名归。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虽然没有用“石家河”命名，但与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很大关联，无论是油子岭文化，还是屈家岭文化，其文化中心和根基都在石家河遗址。石家河遗址的三支文化遗存是叠压关系，发展轨迹清晰，中间没有缺环，三支文化一脉相承。屈家岭文化由油子岭文化演变而来，屈家岭文化又是石家河文化的源头。它们的差别主要是陶器组合发生了较大变化，考古学家通过贴上不同“标签”以示区别，如果都叫石家河文化，那也就无法区别了。至于石家河晚期（后石家河文化），是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并无定论。

三、石家河遗址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发展成就

石家河文化只是石家河遗址二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后面的几百年，但这几百年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石家河人将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发扬光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为中华文明起源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很多资料并没有把石家河文化晚期分离出来单独表述，也为了使石家河文化更厚重，我们将石家河文化晚期继续纳入石家河文化范围讨论。

1、人口爆炸式增长。

如果说屈家岭文化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开疆拓土的话，那么石家河文化时期最大的特点则是休养生息。据调查，石家河遗址及周边地区，屈家岭文化遗址有22处，石家河文化遗址多达63处，城内从邓家湾、谭家岭到黄金岭、蓄树岭一带，红烧土几乎连成一片，都是房屋遗迹，尤以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最丰富。有学者推断当时城内居民在3-5万人。石家河文化时期，其他地区遗址数量也增长很快。洞庭湖区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址120个左右，石家河文化遗址则超过500个，分布范围，从西岸、北岸向东面的岳阳、益阳扩展。在河南，石家河文化则继续从豫西沿淮河向东发展，到达驻马店、信阳地区，与鄂东连成一片。

2、古城和水利系统更加完善。

城市是国家的象征，巨大的工程建设背后是强大的组织力和国家暴力，还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能力。石家河古城最新考古确认总面积约348.5万平方米，为同时期全国最大的古城。石家河古城（大城）和大型水利系统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配套完善和维护使用则主要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外郭城各遗址点主要是石家河文化堆积，屈家岭文化堆积较少。石家河文化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对水的需求同样会大量增加，其水利设施必然要有相应的大改善。

3、社会生产力大发展。

人口的快速增长反映的是土地承载能力的大提高，即作物（主要是水稻）产量的大增产。石家河文化陶塑动物以猪、狗、羊、鸡最多，反映可能已实现家养。早期的陶塑狗吻部较长，耳较小；鸡的颈部较短，雄鸡的冠不见锯齿形花边，到第二期形态已与现代无异，可以见其进化过程是在石家河文化时期。早期陶塑只有绵羊，山羊都在第二期出现，是否表示山羊是后来才有的？猪还被用来陪葬或祭祀，表示已经较多了。

石家河文化箭镞呈棱形，远比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柳叶形锋利，表明其狩猎技术也有提升。农业的发展也让一部分人得以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加工业，手工业生产出现作坊化、专业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陶器确实不如屈家岭文化时期陶器精美，但讲究实用和效率，陶器的应用范围更广。普遍采用快轮制陶，能制作大件陶器，有的缸和瓮高近1米，出现食物加工类陶器如擂钵、刻槽盆、陶臼，硬度要求会更高。没有陶窑的技术革新，不是专业陶工，都是做不出来的。

三房湾红陶杯作坊、邓家湾陶塑作坊说明一个作坊可能往往只生产某一种产品，可见其社会分工已经相当细密。玉石器生产也出现专业化，在罗家柏岭和严家山都发现大量石器毛坯和玉器废料，发掘者推断都是玉石器加工场。在邓家湾、罗家柏岭和肖家屋脊都发现小件铜器和孔雀石及炉渣，说明铜器的冶炼和使用已经开始。有学者推断石家河玉器加工可能使用了金属坨，很细很深的钻孔也只有金属钻头才能完成。房屋建筑也有进步，出现了土坯砖。

4、文化艺术发展达到新高峰。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文化艺术主要表现在实用陶器的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上，蛋壳彩陶杯和彩陶纺轮最具艺术特色。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陶塑和玉器不仅是专门的艺术品，还是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祭祀用品。陶塑写实与夸张并用，努力表现被塑造对象的动态和神情，其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型在我国原始文化艺术中独树一帜。石家河文化玉器更是达到原始文化艺术的顶峰，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思想内涵，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红套缸上的刻画符号，是象形文字的雏形，在全国史前遗址中也不多见。在三房湾和贯平堰两处遗址都出土了陶铃，在肖家屋脊遗址出土了陶鼓，三房湾遗址与陶玲同时出土的还有8件喇叭形管状器。邓家湾陶塑人偶中有一种舞蹈偶，这类人偶或跨腿站立，举腿起步，或双臂微曲似随乐摆动呈现欢快舞蹈或进行状。这些不仅是原始的音乐、舞蹈开始起步的明证，也是祭祀与礼乐制度的重要见证。

5、社会复杂化加剧。

贫富差别拉大。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随葬器物差别较小，石家河文化时期差距很大。同一墓区，有的墓葬空无一物，个别墓葬随葬陶器100余件，有的墓还随葬象征权力的石钺。邓家湾一十岁左右的小孩墓，随葬陶器50多件，还殉葬了一个人头。显然是因为出身显贵，受父辈的荫庇。谭家岭五座瓮棺出土玉器240余件，其中W9出土63件。不知要带走制玉工匠多少心血和汗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的遗迹出现更多，规模更大，邓家湾、肖家屋脊都出土套缸祭祀遗存。出现了印信台这样的超大型祭祀场所，里面除了长长的套缸，还有扣碗、人祭等现象。其场面远比屈家岭文化乳钉管状器+四耳器的陶祖崇拜壮观。肖家屋脊出土的一中口罐上刻划了一个手持石钺，头戴羽冠的人像，有人推断是绝地天通的王。玉器人像和陶塑人像反映的也不是普通的人，而是能够与上天沟通的神人。

6、对外交流融合进一步增强。

石家河文化在屈家岭文化基础上吸收外部文化而形成，其后外来因素逐步增多，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后石家河文化），其文化面貌与河南嵩山以南同时期文化已相当接近，有人甚至主张将石家河文化晚期作为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一个类型。影响是相互的，王湾三期文化也出现较多石家河文化风格的陶器，出现了随葬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瓮棺葬。禹州瓦店遗址基因检测表明，瓦店龙山文化晚期人群本地仰韶文化基因占百分之九十，古南方人群基因约占百分之十，提示有长江中游人群进入。碳同位素检测表明，有部分个体尤其是随葬石家河风格玉器的瓮棺葬者，以C3食物为主食，显示长期食用水稻的饮食习惯，区别于本地粟作（C4）人群。由此可见天门人走四方从4000年前就开始了。石家河风格玉器传播更远，在陕西石茆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都有发现。石家河文化对长江下游影响也变大。皖西南这时候是张四墩文化，有较多的石家河文化因素。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一般认为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越过三峡与沿岷江南下的马家窑文化在成都平原融合形成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稻作、筑城和圈足礼器对宝墩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石家河文化玉器，更是对长江上游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一直影响到千年之后的三星堆文化。可见，石家河文化深度参与了中华文明形成全过程，推动了中原文明中心的形成，最后融入了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石家庙，天门石家河人，史前文化研究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