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赴台潜伏，完成任务离开台湾后，为何又被在台北就义?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提到中共在台湾牺牲的烈士，就不得不提朱枫，44岁的她离夫别子，毅然踏上台湾成为吴石的上线，在完成任务返回到舟山岛时，被国民党逮捕，这里距离她家乡只有几小时路程，最后英勇就义于台北。

1905年11月，朱枫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城关的朱家花园，父母给她起名朱贻荫。父亲朱云水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家境殷实。朱枫从小由母亲辅导读书写字，多才多艺，刺绣、绘画、书法样样精通，还曾师从书法家沙孟海，能写一手端秀的小楷。

因觉得朱贻荫这个名字太陈旧、太俗套，就请沙孟海改名，沙孟海给她改名朱谌之，字弥明，意即永远光明磊落。

在镇海读完中小学后，朱湛之考入宁波竹洲女师（县立女子师范学堂)。在这所学校，朱湛之接受了良好教育，并与同学、宁波地区早期的女共产党员陈修良结为好友，耳濡目染，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在校期间，朱谌之功课优秀，爱好广泛，诗书琴画、医药护理、手工刺绣，几乎样样都懂，是一位极富才华的青年学生。

1927年，22岁的朱湛之远嫁沈阳，成为奉天兵工厂浙江籍工程师陈绶卿的继室。她作为继母细心体贴，对陈绶卿生育的子女照顾得十分周到。1931年，朱谌之与陈绶卿的女儿朱晓枫出生，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夏天，陈绶卿染病去世。处理完家事后，朱谌之回到了宁波家乡，寡居镇海。回到家乡后，朱谌之在自家的深宅大院度过了几年旧式家庭的主妇生活。她抚孤奉亲，贤惠勤勉，却孤苦寂寥，难展志酬。

幸有沙孟海弟媳、朱谌之同学陈修良多方开导，她才慢慢走出生活的阴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南沿海成为抗日前线。镇海人民保家卫国的热情极为高涨，抗日民族救亡运动迅猛发展，朱谌之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彻底改变。

在家族年轻人的带动下，朱谌之毅然走出原先的生活圈子，投身抗日救亡时代洪流。在镇海抗日宣传队队长朱晓光的动员下，朱谌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镇海抗日救亡队，积极参加当地抗日斗争，参加战地救护工作。

在为革命事业同付出、共患难的斗争中，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朱谌之与朱晓光成为了一对革命伴侣。

参加革命后，朱谌之又给自己改名为朱枫，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红枫，有像红旗、朝晖一样鲜明、热烈的色泽，有不畏寒风、挺立岩头的坚毅性格，更有一心向红，将自己的一片赤诚奉献给中国革命的寓意。

1938年初，根据中共党组织安排，朱枫和朱晓光由朱晓光的哥哥朱曦光介绍，一同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创办的文化宣传机构新知书店工作，从事革命出版事业。此时，书店门面很小，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几无开展业务所需经费。为宣传抗日斗争，朱枫变卖家产，向新知书店捐助了500元银元。

这在抗战初期是一笔不菲的资金，新知书店创办时全部股本加起来也只有500元银元。朱枫为新知书店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知书店作为党的文化事业机构，是中共党组织联系上海和苏北解放区、山东和浙东根据地，以及香港和海外的重要联络点，更是党组织的秘密转运站，后来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开有分店。抗战时期，朱枫和朱晓光一直跟随新知书店辗转于武汉、重庆、上海等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新知书店总部从上海转移到广西桂林。许多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也纷纷来到桂林，桂林迅速成为西南文化重镇，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热火朝天。但由于战乱，许多物资供应不上。桂林新知书店总店急需用于印刷制版的薄型纸张，急电朱枫和朱晓光，要他们设法到沦陷区上海采购，并在完成任务后一起返回桂林。

朱枫和朱晓光秘密潜往上海，他们处处谨慎行事，好不容易联系到一批日本生产的薄型纸，但由于这种用于印刷制版的纸张被列为战略物资，市场为日伪所控制，纸价上涨了好几倍，他们带的公款根本不够用。再打听运输情况，因日舰封锁港口，必须绕道香港才能运到桂林，运输费开销更是高得难以负担。得知这些情况后，朱枫毅然为党的出版事业再次捐款。

她变卖家产，将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三克拉钻戒拿出来。这枚传家宝保存了三代人的记忆，是父母留给她的，朱枫仅在结婚的时候戴过一次。眼下军情紧急，朱枫毫不犹豫，变卖了这枚钻戒，将得到的钱款3200元银元全部捐出，使经费难题得到了解决。

后来，新知书店总经理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提出要把这笔钱还给朱枫，但她表示自己是新知书店的人，作出贡献是应该的。

1939年，按照党组织安排，朱枫和朱晓光夫妇奔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开办了随军书店。在新知书店及其下属分店，朱枫任劳任怨，热忱地为新四军开展军地抗日宜传服务。她还参与创建珠江食品厂，主管财务和后勤，不仅为新知书店创收增收，还积极开展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

在革命生涯中，朱枫先后从事过党的地下经营工作和情报工作，但从来都是账目清楚，一尘不染，还为革命事业贴钱。

朱枫的战友曾回忆说：

“朱大姐我是佩服的，她大方、勇敢、坚强，善于利用各种关系，能应付各种环境。参加革命后，她为党工作一直勤勤恳恳，不管什么工作都尽心尽力去做，在上海有段时间，既做经济工作，又做情报工作，都做得很好。她经手地下党的经费，始终两袖清风，很难得。”

1939年朱枫到皖南新四军驻地后，八岁的女儿朱晓枫无人照料，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台湾省籍爱国将领李友邦在浙江金华创办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学习。这一别就是三年，直到1942年母女俩才有一次匆匆见面，一起度过短暂而幸福的时光。

1938年儿子朱明出生后，由于朱枫和朱晓光为革命而奔波，朱明一直由朱晓光哥哥朱曦光的妻子陈宜抚养，八岁时才与父母相认。

朱枫和朱晓光为革命事业长年奔波在外，聚少离多。皖南事变时，作为新知书店向皖南新四军驻地供应书刊的负责人，朱晓光在随部队转移中被国民党军抓捕，关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朱枫得到消息后，设法打通国民党上层关系，不远千里前去探监，给身染疟疾的朱晓光送去了救命的奎宁。

朱晓光康复后成功逃离集中营，1942年秋与朱枫在浙南五岱洋大山中重新团聚。随后，他们又转战桂林、重庆、上海，始终生死相依，相濡以沫。

1945年春，朱枫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地下斗争工作性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她被调离了原来的新知书店系统，开始秘密从事党的地下交通联络和经济贸易等工作。经党组织安排，1946年四五月间，朱枫到上海联丰纱布公司担任会计主管，同时在鼎元钱庄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鼎元钱庄由中共中央上海局开办，主要是为党组织筹措经费。朱枫负责鼎元钱庄的经营和财务管理，担负为党的革命事业理财的重要任务。

一次，朱枫得知鼎元钱庄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盯上，她就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巧妙地邀请蒋介石的红人书法名家沙孟海和自己在中统工作的六妹夫共进晚餐。在融洽的气氛中，沙孟海在一边热情地为鼎元钱庄题字，不知内情的六妹夫则在另一边拍着胸脯向朱枫保证，鼎元钱庄不会有事。

就这样，上海的报纸天天刊登由沙孟海手书的鼎元钱庄的广告，再加之有中统人员担保，这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机构果然平安无事。在朱枫天衣无缝地运作下，鼎元钱庄顺利躲过危机。

由于善于理财，聪慧机敏，1948年底，朱枫被党组织调到香港，担任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继续以商人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实际上，合众公司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设立的一家企业，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在这里，朱枫以合众公司当家人的身份作为掩护，承担着党的地下秘密交通联络的重任。

她顺利协助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将一批在港的民主进步人士安全送往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做了重要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朱晓光被任命为上海新华书店首任总经理。此时，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已经回到上海，在上海华东医科大学读书。经党组织批准，朱枫也准备从香港调回上海，一家人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她沉浸在幸福团聚的憧憬之中。

1949年盛夏的一天，朱枫接到通知，要她与正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专责与台湾地下党组织联络的负责人万景光见面。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

在一座绿树红墙掩映下的两层小楼里，万景光开门见山地说：

“华东局有一项紧急重要的任务，需要派遣一位合适的人员去一趟台湾，与潜伏在台湾的吴石同志取得联系并担任他的交通员，你是否愿意去？”

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东、华中，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胜利立下了奇功。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登步岛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急需国民党相关军事情报。而此时，吴石手中握有的极具军事价值的情报却无法传递回祖国大陆。

面对如此严峻而艰巨的任务，一贯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的朱枫没有片刻犹豫，她毅然决然地放弃回上海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决服从党组织安排，下决心赴台湾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但朱枫的心情无法平静，因为此去台湾有太多的未知：或许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回到亲人身边，又或许这一去就再无归期。

此时的朱枫已经44岁，虽人到中年，但仍然充满学习的劲头，为积极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秘密使命而认真准备着。

为了将这次赴台联络的风险降到最低，组织上为朱枫制定了严密的通联办法和一整套隐语。朱枫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但她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己的家人。

出发赴台的日子一天天临近。1949年10月25日，朱枫给朱晓光寄去了一张自己在香港的留影。这是一张生活照，朱枫穿着浅色短袖旗袍，坐在一张铺着格子台面的茶几旁，神情自若、朴素大方、恬静柔美，那宁静而深邃的目光，仿佛在凝望着她日夜思念的远方亲人，又像在审视和思考她即将踏上的新征途。

事有凑巧。就在万景光约见的前几天，朱枫接到了她的继女、前夫陈绶卿的女儿陈志毅（又名陈莲芳，乳名阿菊)从台湾的来信。在信中，阿菊告诉朱枫，她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在国民党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担任主任，他们在台北安了家，生了一个孩子，希望她能来台湾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到台湾最好的身份掩护，寄信人阿菊是国民党情治机关电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家属，而朱枫又是阿菊的继母。因而，朱枫台湾之行好像是一次探亲之旅。

1949年11月25日，朱枫带着与阿菊团聚的渴望，带着对新中国深深的爱，从香港登上了前往台湾的客船。客船离台湾越来越近，朱枫的心也越来越坚定，不论前路有多艰险，自己也要坚持走下去。经过两天的颠簸，11月27日，轮船到达台湾基隆，朱枫在码头上见到了已经等候多时的阿菊，母女俩热情相拥。

根据党组织安排，朱枫在台湾分别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个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另一个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朱枫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吴石取得情报，再通过秘密渠道把吴石提供的情报传递回祖国大陆。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危险重重。因为在那个时候，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国民党在台湾岛内实行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特别是负责全岛军事行动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更是让台湾陷入了疯狂的白色恐怖状态。陈诚在台湾实行戒严，竭力破坏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同时，国民党还变本加厉地鼓动检举揭发中共台湾地下党员，使得台湾岛内告密揭发成风，人人自危。

住进阿菊家后，朱枫以“陈太太”的身份在台北一家名为建昌行的南北杂货店打零工，而就是在这家杂货店，每星期日上午会有一位叫“老郑”的人来找她。“老郑”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化名。

朱枫向蔡孝乾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递交了密信。

蔡孝乾出生在台湾彰化，生长于日据时期的台湾。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来到祖国大陆就读上海大学，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返回台湾开展革命工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1928年，他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担任台共中央委员，不久又回到福建从事地下工作，后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蔡孝乾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省籍中国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指示，蔡孝乾回到台湾，成为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后设法逃脱。1950年3月再次被捕，很快叛变。

朱枫很快见到了吴石。见面后，朱枫把党组织的信交给吴石，对他说：“以后有什么材料可以交给我。”吴石把早已准备的一只圆形小铁盒郑重地放在朱枫手上。盒子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国民党绝密军事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等极其机密的军事情报。拿到这些情报后，朱枫很快把它们传递回祖国大陆。

此后，朱枫每星期联络吴石一两次，最固定的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四时。每星期日上午十时，朱枫按约定和蔡孝乾见面。

事实证明，吴石提供的这些军事情报极具价值。其中多份涉及国民党潜伏武装的情报，在后来全面展开的新中国大剿匪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关于国民党海军和国民党妄图反攻大陆的情报被迅速送往负责东南沿海海防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叶飞司令员立即根据情报调整了军事部署。

在严密作战部署和准确军事情报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打击了国民党匪军和特务在东南沿海肆意骚扰的嚣张气焰，保障了东南沿海的安宁与和平。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朱枫的任务已经接近尾声，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她准备尽快离开台湾返回祖国大陆。

在递送回的最后一批情报中，朱枫附寄给亲人一张纸条：“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

即将与亲人团聚的喜悦再一次包围着朱枫，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发生了。1950年1月底的一天，朱枫按照约定来到建昌行南北杂货店与“老郑”（蔡孝乾）会面。这次，她没有等到“老郑”（蔡孝乾），杂货店的伙计递给朱枫一张字条，上面是“老郑”的留言：“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你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

朱枫看到留言后心中一惊，有地下党的重要同志被捕了，“老郑”（蔡孝乾）留言示意让她早日离开台湾。

可是此时，台湾已经开始戒严，进出台湾的海空通道全部关闭。在紧急关头，朱枫求助吴石。1950年2月4日傍晚，根据吴石指示，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冒险安排朱枫搭乘国民党军用飞机到舟山，打算利用舟山的渔船，让她返回镇海老家。到达舟山后，朱枫万分激动，站在海边眺望不远处的对岸。

朱枫知道，自己离家已经很近了，只要有合适的船，也许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和家人团聚了。出于安全警觉，朱枫并没有在定海县城落脚，而是去了舟山岛最东头的渔港沈家门，到一位她父亲原来在此开医院的朋友家中暂时住下。每天清晨，不管风再大、天气再冷，朱枫都要到码头打听有没有回祖国大陆的渔船。然而，朱枫没有想到，就是这几个小时的路程，她却再也走不完了，厄运之网已经向她张开。

原来，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第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抓获后，他择机逃跑，摆脱特务后潜藏起来。一天，他设法在与朱枫约定的会面地点建昌行南北杂货店，留给朱枫那张字条，向她报警。但特务从蔡孝乾身上搜到一张钞票，上面记着一个电话号码，朱枫的身份很快就暴露了。特务们循线搜捕，查到朱枫去了舟山岛。顷刻之间，一道缉查追捕“在逃女匪谍朱谌之”的密令就传到舟山定海县城。

1950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二，被困舟山14天之后，朱枫没有等来渡海的渔船，却等来了国民党特务地毯式的搜捕。

朱枫被包围后，面对敌人，她十分平静，没有说话，只是深沉地望了一眼镇海老家的方向。朱枫迅速被国民党特务押解到定海县城看守所，在审讯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朱枫以前曾两次被捕，都幸运地被释放了。她知道这次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同时，朱枫意识到，台北一定出了大问题，否则国民党特务不会跑到舟山来抓她。

在羁押定海的日子里，朱枫的内心一直激烈地斗争着：“能逃出虎口吗？”“能活着回去见到丈夫和孩子吗？”…当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自己，出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时，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朱枫决心以身殉职，“以死相拼”。

2月26日深夜，朱枫摸索着起床，从桌上的热水瓶中倒了一杯水，再奋力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一只金手镯，用牙咬、用手掰，把手镯折为两段，又摘下脖子上戴的金项链和一块金锁片，将这些金制品和着热水分四次吞了下去。刀割喉管似的剧痛、翻江倒海似的胀痛向她袭来，但她紧咬牙关，一声不吭…

2月27日清晨，国民党特务发现朱枫蜷缩一团，面色发青，人已昏迷，紧急调用飞机把她送到台北抢救，从她腹中取出四件金器碎片，把她抢救了过来。

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利诱朱枫招供和“自新”，但她不为所动。特务们施用各种刑罚，但朱枫忠诚于党，至死不渝，绝不吐露丝毫党组织秘密。国民党特务把朱枫拒不招供的情况上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下令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将朱枫判决处死。

1950年6月10日，台北上空阴霾密布，小雨凄凉。对于朱枫来说，近四个月的牢狱生活，就要画上句号了。朱枫十分明白，在牢狱的铁窗外等待她的会是什么。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气氛十分恐怖。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外罩深蓝色毛衣，双手揣在一起，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从容自若，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进行了最后宣判，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被判处死刑，这就是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

这天下午4时30分，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一起，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虽然被国民党特务五花大绑，但她仍然目视前方，从容镇定。面对刽子手的枪口，朱枫大义凛然，接连高呼“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连开六枪，年仅45岁的朱枫倒在了血泊中。

朱枫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香港，香港地下党组织为她秘密举行了追悼会。1951年7月，朱枫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994年，国务院原副总理张爱萍上将为朱枫题词：烈士血染新中华，枫叶红于二月花。

历经艰难，朱枫的遗骨终于在台湾被发现。2010年12月，朱枫的骨灰从台北迁回祖国大陆，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暂存。2011年7月，有关部门安排专机将朱枫骨灰护送到家乡宁波，安放在镇海烈士陵园。朱枫故居被命名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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