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何司马迁却评价其是千古罪人？

大家对于商鞅这个历史人物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不管对历史感不感兴趣，在中学历史课本上他都是占有很大篇幅的关键人物，“商鞅变法”被认为是秦国走向富强的开端，而他本人也成为了我们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变革先驱”。

不得不说，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对商鞅都是相对推崇的，因此，大部分国人也都感觉商鞅的形象是正面的，是光明磊落的。

俗话说“凡事没有绝对”，就在大多数人对商鞅评价极高的时候，《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似乎就不怎么买账，他认为商鞅的一生不只有变法的辉煌，还有很多地方诟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对商鞅的评价分析

1、司马迁的总体评价

大慧之前在网上看了不少关于司马迁评论商鞅的文章，不少朋友认为在司马迁的眼里，商鞅不仅算不上什么大功臣，反而还是个典型的“千古罪人”。

平心而论，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么严重，只不过司马迁对商鞅是颇有微词的，或者说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这一点从《史记·商君列传》中就能够很好的看出来。

大慧总结了一下司马迁意思，就是“刻薄少恩，反噬自身”这八个字，当然了司马迁还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主要的论据就是“挟持浮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司马迁不认同商鞅的法家理论，觉得这和正统的儒学背道而驰。

另外，在司马迁眼里，商鞅是通过秦孝公身边得宠的宦官上位，这一点也不能说是光明磊落，“刻薄少恩”就和商鞅做过的几件事有关了，比如“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等等。

所以用上面这八个字概括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在这篇列传的最后，作者还给商鞅的一生“定了性”——谋反，最好的证据就是他本人是被车裂而亡的。

2、深层次的解读

大慧认为司马迁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大概率是从“个人性格”的角度去说的，或者说他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会酿成一生的悲剧，这方面的典型就是商鞅。

不过仔细地品味一下，并不能排除司马迁在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一份对商鞅的崇敬之情，因此才会对他在秦国的功绩津津道来，最后发出极大的感叹，原文中的“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换一个角度似乎也能证明在司马迁心中，商鞅到底是怎样的地位，《商君列传》在整部《史记》的多部列传中，排在第8位，前面的7篇里，除了《司马穰苴列传》之外，其他6篇都不是专门为一个人开的。

只有《商君列传》能够独立出来成传，这在修史严谨的封建时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篇传的篇幅，遥遥领先其他列传，内容之丰富，记述之详细，也是其他列传难以比拟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单独看一下《史记·秦本纪》，其中司马迁对秦国原本的落后局面，以及在列国中的低下地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也对秦国历代国君的心愿进行了考证。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由于得益于商鞅的变法，秦国从此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也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天下再也没有人敢小瞧秦国，至此，秦国六代君王的心愿得以了结。

不得不说，这个总结是公平的，也同样是对商鞅一生成就的肯定。

二、有负面评价的原因分析

1、时代的必然性

我们把环境稍微往前拉一下，不管司马迁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写，总之呈现给后世的，就是对商鞅有负面评价，这个事到底怎么算呢？

我认为也不能完全怪司马迁，首先，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距离商鞅生活的时代相隔2个多世纪。

大家都知道汉王朝是取秦朝代之，作为西汉的史官，你不说秦朝不好，不说之前秦国变法的“祖师爷”不好，难道要说汉朝不是正统性有问题吗？

所以司马迁从政治和时代的角度琢磨，多多少少都会掺杂些“必要的因素”在里面。

其次，在董仲舒被重用之后，原本百家争鸣的儒家思想已经被重新进行了“整合”，从单纯的思想学说变成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思想工具，就算是单独从学说的角度研究，其中也融合了道家、阴阳家的部分理论。

要知道，司马迁可是董仲舒的门生，你说不受影响，那根本不可能，所以司马迁看待这个问题，一定会有这种“新儒学”的观点。

2、真实的商鞅

咱们不妨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我个人认为，司马迁的评价恰恰暴露出了他自身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史官的立场上，自己的历史观绝对不能从所谓的“个人性格”角度出发作为标准。

《商君列传》中谈及商鞅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归结为了6分方面，包括十五连坐制度、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等等，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总结为了5个方面，有迁都咸阳、禁止父子、兄弟同住一室、推行民间分家组建小家庭、划分全国为31个县等等。

从这些总结能看出，司马迁对商鞅变法的内容和成就是了如指掌的，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鼓励了军功，抑制了贵族权力，并且让秦国完成了国家到地府的垂直管理，这一切都推动了秦国的富强。

但是他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一切变法的成果，都是建立在严苛的刑法以及商鞅特别提倡的“贵庶同罪”之上的，换句话说，没有商鞅的这些所谓“负面评价”，自然也不会有日后强大，完成大一统的秦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