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曾被关押在白公馆的共产党人罗广斌，写下了长篇小说《红岩》，无数国人通过这部经典作品，感受到了当年革命岁月的无比艰辛。

而在罗广斌之后的回忆录中，每每提到一个人，他都有着很深的感慨：“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钦典是谁？他又在当年做了什么？建国后的他又去了哪里？

杨钦典

事实上，杨钦典当年并不是革命进步人士，甚至还是人们眼中的军统刽子手，可重庆解放之时，他却没有受到关押与惩治，甚至后半生得以在家乡平淡度过。

究其原因，恰恰因为杨钦典在1949年“11.27大屠杀”行动中，最后做出的正义选择，19条人命的被拯救，让他成为新中国人心中，值得敬重的人。

事实上，杨钦典始终只是一位经典的小人物形象，可他也曾被迫生活在时代的裹挟之中，为了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而不得已成为邪恶政权的帮凶。

而杨钦典也注定是幸运的，泥足深陷之时，得以在正义之士的开导下迷途知返，哪怕不曾对革命事业做出分毫贡献，可就在最后关头，他在一念之间做出的义举，足以挽救自己即将可能万劫不复的人生。

对于罗广斌这一行19人来说，杨钦典甚至在建国后，还曾在危急时刻对他们施以援手，要说当年的革命运动空前轰烈，杨钦典能够有如此涅槃，也是罗广斌这群人一生最大的慰藉。

本文，不妨跟着笔者走近杨钦典的一生，让我们一起感受时代洪流下的小人物，也有起伏跌宕的人生。

为谋生成蒋介石警卫

1920年，杨钦典出生于河南省盐郾城县大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中，由于家中贫困，从小他就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为了谋生在各处奔波着。

90年代农村旧照

1938年，在他刚满18岁的时候，他决定为自己谋一个好的出路。而在当时最好的出路莫过于去当兵，当兵不仅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至于在街上游手好闲，也能够锻炼自我，是当时许多贫苦家庭的孩子，在无可奈何之后都会做出的选择。

当年身为小人物的杨钦典，对于政治立场以及家国大义，并没有很鲜明的立场与清晰的概念。

就这样，刚刚成年的杨钦典就到了胡宗南的部队中当兵。刚到部队时，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头兵。

两年后，也就是1940年，因为他曾学习过一些文化，所以顺利地考入了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

在教导团中他学习了两年，1942年，学习结束的他被分配到了胡宗南部的一个骑兵部队中，成为骑兵中的一员。

胡宗南骑兵队伍

实际上这时候，杨钦典对于当兵这件事所抱的想法，还是和从前一样，只是为了不挨饿，能有一口饭吃。尽管这时候日军已经攻占了中国不少地方，但对于他们这些普通士兵而言，喂饱肚子比抗日更重要。

不过比起那些看到日本鬼子就恐惧逃跑的懦夫而言，杨钦典多了些勇气，和对自己身份责任的认知。

他曾经告诉过自己的战友：“当兵就免不了上战场打仗，真跟日本鬼子干起来，那我也要刺刀见红”！然而令杨钦典意外的是，派他上前线的命令迟迟没有发下来，另一道奇怪的命令却落到了他的头上，那就是成为蒋介石警卫团的警卫。

杨钦典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定，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理解为什么蒋介石专选河南人当警卫，更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选上。

但无论他如何疑惑，这道命令都必须执行，杨钦典于是成为了蒋介石的警卫员，而后又被调到四川分配到交警总队特务队任队长。

1945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白公馆内关押的大多都是“政治犯”，也就是国民党所忌惮的“共匪”。

在白公馆内的这段时光，改变了杨钦典对国民党的看法，也改变了他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工作三年，渐渐看清国军真面目

起初到白公馆时，杨钦典认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调任。甚至于他觉得这是自己被国民党接纳了，正式加入了军统，如果在这里干得出色，说不定还能混个一官半职。

为了升官这个任务，杨钦典在这里兢兢业业干了三年，这三年间他吃苦耐劳，办事尽心尽责，对上级的要求没有不完成的。

可他的职位却一直都没有升迁，杨钦典这才明白，在国民党中想当官发财，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关系。

可他本人一没有靠山，二没有进过军统特训班，国民党高层根本就没有将他与他们视为同一阵营的人，如何会给他重要职位呢？

在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杨钦典对国民党的忠诚度大打折扣。又加之国民党因战场上连续失利，国统区物价飞涨，他到手的工资根本就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

眼看着自己年岁渐长，在国民党却丝毫看不到前途，杨钦典越发忧愁起来。

就在这时，共产党人出现在了他的视野当中，实际上他和这些政治犯，已经朝夕相处了三年，这三年间他也慢慢了解了他们的思想。

对于这些人的选择，他一直感到十分不解。因为这些“共党要犯”并不是作奸犯科之徒，与传闻中的形象，更是差十万八千里。

就他与这些人的相处来说，他们许多人都出身于豪门家庭或是书香门第，但他们并没有沉溺于家庭造就的良好环境中，而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这条路并不是为他们自己所扑救，而是为了更多无饭可吃的穷人。

杨钦典本就是穷人出身，对于这些人，他的敬佩大于厌恶。

如果说之前还因为立场问题，他不得不对这些人恶语相向，那么现在他的立场已摇摇欲坠，又看到共产党人在审讯室和刑场上，表现出的正义凛然和不屈气节，他整个人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杨钦典慢慢觉得关押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是好人，他们愿意和自己聊天，也愿意给他讲国家形势，讲人生道理。他们以平等的姿态对待自己这个小士官，并没有因立场不同而对他嗤之以鼻。

实际上，当时在这里的确实有不少大人物，这些人物的思想境界和人生经历，都不是杨钦典能比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突破心理防线的高手，在与杨钦典的相处过程中，他们发现杨钦典其实对国民党并没有那么忠诚，当兵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

如果他发现共产党比国民，党能够给予他更好的未来，那么杨钦典一定会倒戈相向。在搞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这些政治要犯不断对杨钦典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不知不觉中已经燃起了杨钦典的红色念头。

关键时刻，救下我党19人

杨钦典在被共产党人说服之后，觉得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帮他们忙。于是，他开始为这些”政治犯”传递口线，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给予了他们不少帮助。

这些共产党人对杨钦典的帮助亦是十分感激，杨钦典作为一个国民党军统士兵，愿意帮助处于对立阵营的共产党人，这本就是不可多得的事情。

国内战争愈演愈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已经蔓延到了国内大部分地方。国民党因党内腐败以及外部势力的减弱，在共产党的联合攻打下节节败退，已无力回天。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并迅速挥师挺进华南。

渡江战役

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决定斩草除根，将那些关押在重庆集中营中的“政治犯”杀害一批，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毛人凤。

毛人凤接过任务后，特意提到了杨虎城，并询问蒋介石如何对待杨虎城，是杀还是留？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并无好感，这俨然成为他人生中的污点。杨虎城与张学良一道发动“兵谏”，自然要除之而后快。

命令层层下达，1949年8月27日，这则命令传到了白公馆。当时任白公馆特务头子的陆景清叫来了杨进兴、安文芳和杨钦典，命令他们将杨虎城和他的一双子女以及秘书一家全数杀掉。

杨虎城的秘书叫做宋绮云，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儿子伶俐可爱，叫做宋振中，当时还不满9岁，被不少人称为小萝卜头。

杨钦典与这一家人没少相处，对小萝卜头也很喜欢。然而，作为军统特务，他的使命就是为国民党效力，如今命令已经下达到了他的头上，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立即执行。

根据杨钦典的交代，那一天，他们特务一行人先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的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他便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掐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

那时候小萝卜头还没咽气，一直在呻吟，而在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之后，便走过来，用刺刀往小萝卜头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就这样死了。

小萝卜头影视照

尽管顺利完成了任务，杨钦典内心却备受煎熬。在接受过白公馆共产党进步人士的教育和感化之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正确。

他所认为的效忠于国民党，不过是成为一个灭绝人性的刽子手。连一个孩子都要被杀害，他这样做和恶人有何区别？

罪恶感和自责深深笼罩了他，同时，眼看着国民党气数将近，节节败退，他更后悔自己的选择，也害怕等共产党执政了来找他算总账。

1949年10月的一天，杨钦典照例在白公馆牢房中巡逻。突然，狱中的罗广斌叫住了他，并告诉他：“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啦！”

听了这话之后，杨钦典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他看了看四周，生怕有人听到这过分的言语，并告诫罗广斌：“别乱说”。

罗广斌却反过来劝他，国民党快要完蛋了，你赶快再找一条出路，不要再为他们卖命了。这些善良的共产党人，对于曾向自己刀剑相向的刽子手，依然抱有感化之心。

在共产党人的告诫之下，杨钦典内心也发生了动摇，这些天来他不是不清楚外面的局势，也知道中国可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但是对于这些变化，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如今共产党人都让他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看来情况是真的不好了。杨钦典想到了家中的妻儿老小，想到了自己劣迹斑斑的过往，想到他最敬仰的黄显声军长对他的规劝，他决定将功折罪，减少对共产党人的迫害。

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杨钦典做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

11月27日，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对歌乐山集中营实施大屠杀，将关押在集中营中的政治犯全数杀尽。

当时白公馆中还关押着40多名政治犯，白公馆的屠杀主要由国民党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两处分别执行屠杀。

在杨钦典值班时，仅剩下19位共产党人还未被迫害，杨钦典看着被屠杀的人，想到了小萝卜头惨死的样子。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的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如今，他唯一能够减轻这些罪恶的就是将这些人都放了，让这些人能活下去。

除了自己的罪恶感之外，杨钦典确实存了一些私心，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向共产党将功折罪，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尽管他心中已有了这个念头，但却迟迟不敢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希望共产党人能够给他一个承诺，让他留一条活路。

他在狱中巡逻了一圈又一圈，狱中众人已经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都在担忧着。罗广斌更是一次次叫住他，希望他早点想明白，将他们都放出去。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杨钦典的沉默。

罗广斌

最后，杨钦典终于说出了自己心头的顾虑：“我可以放掉你们，但是杨进兴他们肯定会要我的命。再说，重庆解放后，共产党和解放军会饶了我吗”？

弄明白了他一直顾虑的问题，罗广斌松了一口气，并向他作出承诺“这一点请你放心，解放后你的命运和出路我们早为你考虑过了。我们这些被你放出去的人可以为你作证并承诺：一、保证不让解放军杀你。二、证明你为共产党做过不少工作，功大于过，争取让政府给你安排工作。三、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

听了他的话，杨钦典终于咬定主意，开始了放人计划。他让这些共产党人把钥匙锤子拿好，等一会儿打开房门后，把这些东西都扔进下水道，等听到自己在楼上跺三声脚之后，就出门往后山跑。

安排完一切之后，杨钦典将钥匙锤子都交给他们。在双方的密切配合之下，罗广斌这些共产党人成功逃出牢狱。

为了确保共产党人不被察觉到的警卫抓住，杨钦典还编瞎话告诉警卫共军进城了，把他们都给吓跑了。这些在牢内困了多年的共产党人，终于逃过了被屠杀的命运。

自首却被无罪释放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杨钦典选择自首，罗广斌等人作证他在关键时刻有立功表现，希望能够给予他宽大处理。杨钦典不仅没有被追究罪责，还被安排了一份重庆市公安局的工作。

不过这时，杨钦典已经不打算在重庆待着，他收到了河南老家的来信，老母亲想他，希望他能回家种地。

杨钦典便向政府表明自己的意向，重庆政府并没有为难他，而是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回到家乡。杨钦典就这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算是捡了一条命。

然而，1966年动荡时期到来之后，杨钦典的命运又一次改变。当年他放出来的那19个人，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

审查的原因与杨钦典有关，这些造反派希望杨钦典承认这19个人是国民党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当时的他们能逃出生天，不是杨钦典放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的特务身份。

为了让杨钦典作证，这些造反派不断对杨钦典进行逼迫，杨钦典知道如果自己作证，对这些人来说将是灭顶之灾，他不能做这样的小人！无论造反派如何压迫，杨钦典始终坚持事实，拒不承认这些人是特务。

这19人对杨钦典更加感激，如果说当时杨钦典是为了自己活命将他们放走。那么这一次，杨钦典是因为自己的良知而不说假话，这又救了他们一命。

杨钦典在这动荡时期，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文革结束之后，他的家人不断向重庆市有关部门寄申诉信，希望能够将杨钦典释放。

杨钦典

被平反的19名同志，也在为杨钦典奔走呼号，在他们的努力之下，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作出判决，决定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终于恢复自由身，出狱后，已是时过境迁。他的大儿子因为父亲的事情受到牵连，丢掉了好岗位，直到31岁才结婚，老伴也因盼不到他回家而病故。

面对这些波折，杨钦典并没有去恨过命运不公，相反，他觉得自己能活到现在，已经是老天垂怜。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罪恶感中备受折磨，曾经做的那些恶事总会在午夜梦回时找到他。他一直称，自己是有罪的，应当受到一些“报应”。

杨钦典的后半生都在赎罪中度过，他无法原谅自己曾经的行为，更不觉得自己曾经的功劳有多大。他虽救了人，可却有着自己的私心，不是全然良善。

于是，后半生，他从不告诉别人自己的功劳，更不以此要挟向国家要过一针一线，安然过着贫苦老农的生活。

从1998年开始，他更是多次参与纪念革命先烈活动，向那些逝去的革命烈士忏悔。他一声声喊着：“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杨钦典本想隐姓埋名一辈子，在忏悔中度过余生，可当年他救过的罗广斌，却写了一本小说叙述当年，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国民党军统刽子手，在关键时刻将功折罪，救下了共产党。

杨钦典的一生因自己一时的善念而完全改变，如果当时他没有放走那19人，等待他的恐怕是革命的枪子。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无论何时，只要心存善念，都会柳暗花明，拨云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