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家规”到底有多恐怖？

最近在看《潜伏》和《风筝》，电视剧在前几集多次提到过军统“家规”，但都没有说，网络上查了一下，也没找到原始版本。闲来无事，查证了一些资料和历史文献，从中梳理出一些军统“家规”，权当茶余饭后乐呵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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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4月1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其外围组织亦称复兴社、蓝衣社）特务处，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

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军警处）处长，便将力行社特务处挂靠在这一政府正式机构，以取得编制和经费，这也是“早期军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将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

从1938年到1946年，军统的“戴氏王朝”整整维持了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笠死后，1946年7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谈到军统，就不能不谈到戴笠，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戴笠就是“军统的灵魂”。作为一名特工首脑，戴笠的“讲政治”主要体现在对蒋介石的效忠，其指导方针是“秉承领袖意旨，体验领袖苦心”，一切听命于蒋介石。

过去人们对戴笠的印象，仅限于“特务头子”、“蒋氏走狗”、“反共先锋”等，现在解密的档案以及诸多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如沈醉、陈恭澎等人的回忆录表明，这些绝不是完整的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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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17岁的时候，曾投入浙江地方部队周凤岐部当过兵，又曾到上海流浪，被同乡介绍到交易所当过跑街。也就因了这一机缘而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

由于戴笠能吃苦，头脑灵活，使蒋介石对他留下了一些印象，为后来充当蒋介石身边的特务头子打下了一些基础。

1926年春，戴笠自家乡到广东去求见蒋介石，蒋嘱他先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受训。

同时又嘱咐他在同学中暗中监视，随时向他告密。蒋通过一个时期的考核，加深了对戴的信任。

1927年到1931年间，国内新军阀混战，戴东奔西走，神出鬼没，为蒋介石打内战做军事情报。

例如唐生智于1927年在武汉反蒋期间(一说为1930年唐生智在平汉路确山地区反蒋之时)，戴只身在武汉搞间谍活动，不慎为唐生智之宪兵营长周伟龙所捕获。戴以黄埔同学的关系将周说服，相率而逃，以后结拜为难兄难弟。

后来唐之迅速失败就与戴的活动有关。在随后掀起的“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中，戴奔走于津浦、京汉、粤汉各路，为蒋刺探敌方军情，同时又为蒋作防止内变的暗中监视。

这一时期——即从入黄埔的学生时代起到1931年为止，是戴笠个人做特务活动的时期，进一步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1931年前后，在戴笠为首的特务处前身时期，曾一度出现“十人团”的组织。

这一组织是以戴笠为首在蒋介石身边搞特务工作逐步取得宠信的情况下出现的。

戴在南京鸡鹅巷53号找到了一处独立门面办公，他成为“十人团”的头脑，开始形成有组织的行动。

“十人团”成员有戴笠、周伟龙、黄雍、王天木、张炎元、梁干乔、胡天秋、马策、徐亮、郑锡麟等十人。

1932年前后，以黄埔军校学生作中心，形成了贺衷寒、曾扩情、康泽、潘佑强、酆悌、滕杰、邓文仪、胡宗南、桂永清、郑介民、刘尧、刘健群(独此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戴笠等13人的秘密小团体，一时号称“蓝衣社”十三太保，对外公开名称是“中华复兴社”(简称为复兴社)。

在复兴社之下，成立了特务处，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对外不用复兴社的招牌，而用“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名义。

戴笠本人此时对外并不称处长，称为“戴参谋”或“戴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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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由于其特务组织的性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仅外人不知其本质，就连军统内部队员也未必能够知其详。

军统内部的部门甚多，有的部门连军统内部相互也不了解或不知其性质。这是因为军统有一整套严密的保密制度，以掩盖其真面目。

沈醉18岁即参加军统，从行动员干起，28岁成为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他虽不是军统草创时期的“十人团”成员，但也是资历甚深的老人。

从他出版的《军统内幕》等有关军统的书籍看，他也并没有系统、完整地叙述有关军统内部的保密制度。

因为军统有一个极严厉的规定，即各部门之间尤其是行动部门之间不许有横向的关系，相互之间不能够串联。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个组被发现，无碍其他部门，缺点是没有互相通气，行动单位往往撞车或误会。

在军统内部为了自我保护，从局领导到一般行动特务，都有化名，尤其往来发电报，也署化名。戴笠经常更换化名，据台湾出版的《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披露，戴笠的化名有27个之多，从一个字到三个字不等，如“冬”“雨”“涛”“灵”“雷云”“余龙”“裕隆”“张叔平”“马健行”等。

郑介民、毛人凤则固定使用“杰夫”“以炎”的化名，唐纵则使用他的别号“乃

健”。

下手令、批阅公文、对外行文都使用化名。

电报本身也分级，最高密级是戴笠亲译。如他与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之间的电报往来皆用单编密码本。即便是最高密级，也署化名。

不仅按期更换密码，有些密码只用几次就更换。一个省站就有好几套密码，密本翻译方法也经常变更。单位化名每隔不久就会重新更换一次，由局本部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

军统局秘密站、组，也有化名，对外行文都使用化名，如军统掌控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所属外事侦察组，化名毕公仇、毕孔殷，对外称毕公馆。

军统局的机关甚至有些公开单位也并不挂牌，对外称呼各种公馆等，给人的印象根本不是特务机关。

除领导人外，一般行动特务也必须使用化名。至于蒋介石，军统内部文件、电文、档案、命令中从不会提到他的名字，只能见到“奉谕速办”“奉口谕”等字样。

蒋介石给军统下达的暗杀任务等，从军统档案中完全见不到军统的重大行动到底是奉谁的“谕”，军统报送蒋介石的情报称“报甲”（报送戴笠称“报戊”），可见其隐蔽性。

军统干部写工作日志、日记都会自觉保密。如沈醉在日记中凡提到戴笠，皆用“老板”“余先生”代称。

在重大暗杀行动的高层会谈甚至文字中，对被害人的名字从不提及。

如蒋介石几次召见沈醉，密谋重伤宋庆龄，行动细节都会谈，但据沈醉回忆，蒋介石没有一次提到宋庆龄的名字，可见蒋介石不授人以柄的隐秘行径。

在蒋介石召见毛人凤，交办暗杀李宗仁之事时，也只字未提李宗仁的名字。

军统各种电文、文件等行文，有自己惯用的行文语言，颇具隐蔽性和特殊性。

沈醉在云南任保密局专员，领导云南站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云南省主席龙云决定起义，事先将沈醉等国民党驻云南军、警、宪、特首脑人物以开会为名软禁，并代沈醉拟了一份对云南军统组织的通电，要求所有军统特务自首报到，交出武器、电台。

但沈醉看过后，发现通电文字与军统行文习惯不同，军统特务们看了马上就会知道并非沈醉所写，很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当然后来沈醉列名起义，将通电按军统笔法重写。由此可见，军统的保密措施连行文习惯也与国民党军政机关不同，若有人代写、冒充就会被识破。

军统局曾大量招收浙江江山籍（戴笠老家）特工、译电员等，因为江山话即使是浙江人也十有八九听不懂，这是一个天然的保密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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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本身是军事部队编制，穿军装、有军衔。但军统又是特务组织，内部分秘密单位与公开单位，所谓“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是军统的原则。

所以军统秘密单位的特务并不穿军装，包括局本部文职人员，一律着便装。陈恭澍刺汪失败后，受到冷遇，仍被任命为局本部三处处长（主管司法、行动），他在《河内血案：行刺汪精卫始末》一书中回忆：“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毛人凤——笔者注）看不过去，就把他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另据85岁的原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少尉译电员王庆莲回忆：在局本部工作的人女穿旗袍，男着中山装。有一次总务处发给译电科每人一套军装，戴笠知道后马上命令收回，改发每人普通布料（方军：《最后的军统老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由此可见，秘密单位不穿军装已成为军统局本部机关的一条保密措施了。

军统局为了工作隐蔽，还规定女工作人员除非有特别工作需要，不准“穿红戴绿擦粉抹口红”之类，包括舞厅等场所也不准涉足，这都是为保密不泄露身份。

军统秘密单位分区、站、组等。按军统保密措施规定，区长的秘密住处或军统区部门只有下面的站长、组长知道，依此类推，一般特务都不知道上级机关及负责人的办公地点、住址。

军统内部犯了纪律的特务，在押送时也采取秘密手段，如派甲特务解送乙特务，并不明说押送，假以各种名目，但私下却被告之要监视乙，到目的地后甲出示介绍信将乙拘押。

有时甲、乙两人分别持介绍信互相监视，到目的地却同时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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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暴露身份，按军统局保密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执行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佩枪。

戴笠有一次还专门给沈醉作过指示，当时因为有的外勤特务单位惧怕，要求发枪自卫。戴笠说：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完全失去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

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沈醉：《军统局的重庆特区》），可见不给外勤特务佩枪，完全是军统局的重要保密规定。

军统为保密起见，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如“六不准”等。

其一是不准擅自脱离组织，请长假亦不许可，因为军统规定，凡入军统则为终身职业。

其二是不准自由向外活动，军统人员未经批准不得与中统等外单位交往，私自往来要受纪律处罚直至以泄密罪论处。

其三是不准外宿。军统机关为防止泄密，严格规定每周只能有一天回家外宿，违者严惩。其出发点都是为维护军统的隐蔽性。

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制定《组织纪律条令》，规定不准会客、泄露办公地址，通信需要转交，电话保密，家属不准使用机关电话等，其后一直沿用，并不断完善。

1939年戴笠还撰写《政治侦探》一书，专有“政治侦探之‘铁的纪律’”一章，书后还附有“政治侦探法草案”一章，再三强调“机密”为特工工作最重要的特点，也成为军统保密制度的宗旨。

军统唯恐外界知道它的隐秘，戒备十分森严。一旦涉足，后果非常严重。

抗战胜利后，有4个学生放假到重庆歌乐山游玩，结果误入军统中美合作所禁区，马上被逮捕。唯恐放出去泄露军统禁区秘密，一直秘密关押在军统局监狱，新中国成立前大屠杀时被毛人凤下令屠杀。

可见军统为了保密，不惜草菅人命。为了严格执行军统局的保密规定，它还制定更为绝密、范围更小的秘密规定，如内部监视制度。军统局本身设有督察部门，负责公开监视军统人员和执行纪律。

戴笠还单线设立监视网，如副手监视一把手，秘书、内勤监视副手，报务员监视所有主管等。甚至军统人员夫妻之间也负有监视对方的责任。

军统有严酷的“家法”，凡违反制度、违反纪律者，会马上拘捕，经军统局司法科审讯，判刑后送到军统局监狱（军统人员判刑入狱后也负有任务，监视同监牢的中共党员），被判枪决的军统特务由军统执法队执行。

正因为军统内部制度之严，很多军统特务时时胆战心惊。

从军统到保密局的保密制度、措施、纪律当然不只上述，但也可窥见这个特务组织的阴森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