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王迁都西郑，镐京首失都位！聊一聊我眼中的西安与洛阳！（九）

最近有好些朋友发私信问我，不是说是要写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呢，咋快写成西周的编年史了？说实话，依年代顺序来写东西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在写这个主题以来，回复中很多朋友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点，我明知应该展开了聊，却陷于文章的进度“不到时候”。着急。

至于为什么要把这个西周写的相对比较详尽，我是这样认为的。无论在任何一个公开的网络媒体或者自媒体平台上，关于地域之争的说法都是非常“热”的一个主题。或许是我所在区域的缘故，西安与洛阳无疑是所有“地域争论”中最为“火爆”的。自然有理有据的地方主义者是能够理解的，且有些观点与论据也让我耳目一新，至于一些“黑子”来说，看得多了，也就觉得权当一乐。而这些争论的话题，其最具代表性的，个人总结无非两点：一、西安与洛阳哪个更早！二、谁是谁陪都！恰恰这两点，以我的看法，就必须要从西周来聊起才行！因为就是从西周开始，我们的华夏文明才真正进入到了封建王朝时代；也是从西周开始，西安和洛阳，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以现今这两个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区”；还是从西周开始，中华文明才真正进入了稳定和发展的阶段。而西安与洛阳这两个城市，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毫无争议的“双中心”持续了两千年！

至于有些朋友不同意我“双中心”说法的，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吧。也看过不少朋友列出不少很具针对性和攻击性图片来做“证据”的，随后，也必然有截然相反的论据出现。还是那句话，看看也就图一乐。由于这一系列的文章也已经写到第九篇了，很多论点和论据都在之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的提起，我想也没有必要反复。所以，如果有朋友愿意消耗宝贵时间翻看我之前文章的，万分感谢。不看的，认为我没有摆明观点论证的，那我也只好默认了。

接着聊。

在“王道微缺”的周昭王后，继位的是西周的第五任，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或者说是唯一一位真正极具传奇色彩的君王——“周穆王”！穆王，名姬满，据《史记》记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就是说他即位时就已经50岁了。而随后又记：“穆王立五十五年，崩”，这样看，周穆王应该是活了105岁！同时，被一些周王朝爱好者们推崇的《竹书纪年》中，又非常坚决的记下：“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百岁。”至此，可见周穆王本身，仅从寿命上已经是非常受争议了！然而，要说中国历代君王的传奇史，恐怕没有任何一位君王的传奇经历能出穆王之左右。更重要的是，其他人都是源于野史或者小说，比如满清的前几位。而人家周穆王，那可是实打实的被记载在史书上的！用句比较流行的话就是，和其他君王相比，周穆王人家的经历，就是赤裸裸的“降维打击”！

尽管他的一生确实是非常精彩，但终究和我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并无过多关联，所以，只好忍痛割爱。将来有机会再聊起，当真是可以好好说说。毕竟，其间似乎还关联着一部我非常喜欢的小说《盗墓笔记》......如果有朋友对于穆王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自行搜索。各类搜索引擎都有很多相关。原文的话，自然以《穆天子传》为首，《列子》等史籍相佐，还有众多现代的文献可考，颇为有趣。

那我们既然提及，当然是要说一下穆王与“丰镐”和“雒邑”之间的关联啦，不然，岂不是轻易放过。要说起来周穆王与两地的关联，还要从一件国宝级的出土文物谈起。2007年，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村，发现一批西周时代的墓葬群，后经鉴定，基本确定为一处西周早期开始使用并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的邦国墓地，隶属于一个未曾见诸史料的，名叫“霸”的邦国。至于这个“霸国”，我查了许多史籍原文，确实并无记载，我也看过有些文章质疑其真实存在性的。但是由于有非常之多的出土文物作为佐证，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个在西周初年被分封的诸侯国的可疑性，那就暂且认为存在吧。

这当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的是在其出土的“霸伯方簋”上，其中的铭文现释为：“唯正月，王祭登于氐，大奏。王赐霸伯贝十朋，霸伯用作宝釴，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这段铭文直译的话，就是：“在正月里，周王在氐地举行祭祀活动，进行了盛大的器乐演奏。在活动中，周王赐予霸伯宝贝十朋，霸伯遂铸造这件青铜器，作为他的子孙永世将其收藏，并受益。”从此器的形制和纹饰，所对应的就应当是周穆王时期的特征，那么可见铭文中赏赐霸伯宝贝的就应该周穆王本人。在1978年，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内曾出土过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簋，其上的铭文大致为：“唯戎大出于軧，井侯搏戎，诞令臣谏：**亚旅处于軧……”这个铭文大概的意思似乎就是：犬戎来入侵到了“軧”，“井侯”帅军与其战斗，命令其属下“谏”驻扎于此地。那么，两两相证，这个“氐地”，现在比较广泛的说法就是在现今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区域内。

怎么又扯到石家庄了？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关联比较绕弯子，所以还是需要一点点的递进才更清楚。由于这个“周穆王”的经历过于传奇，很多地方对于他的传说五花八门，我就选一些相对比较靠谱的来聊吧。在昭王时期，周王朝军事扩张的重点是东和南以至于昭王都死在了南征返回的途中。那么，周穆王时期，扩张的主要方向就变成了西和北。在这个上面，相关的史料也是比较多的。还是取其中与“双城”相关为重点。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多次提到“宗周”与“成周”，这两个称谓，在西周时期，是分别用来代表“丰镐”和“雒邑”的。当然，也有朋友将“成周”也一定要强行说为“丰镐”的，没啥可理论。然而，就西周都城这一点上，似乎在周穆王时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古本竹书纪年》中记：“穆王，名满。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宫。命辛伯馀靡。冬十月，筑祗宫于南郑。自武王至穆王享国百年，以下都于西郑。”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竹书纪年》是胡说八道，但似乎对于这一段历史，还是有很多佐证可查的。按这段话的直译释解的话，那么就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在周穆王继位之后，在“南郑”修建宫殿，之后就将国都定在了“西郑”。而且，似乎在各类的记载西周初期的史书上，都极少有穆王在“丰镐”的记录，而大多数都是在“郑”，而同样《古本竹书纪年》中记：“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宫。”就是说，穆王去世也是在“郑”的“祗宫”之内。至于是“西郑”还是“南郑”，我查阅过一些相关的考证，似乎应该指的是同一个地点，就是现在陕西省渭南市的华县，也有说是现在陕西省宝鸡市的凤翔。为了简便，且就称之为“西郑”吧。

在传统的历史观点上，西周的都城应该就是“宗周”丰镐和“成周”雒邑，可到了周穆王这里，则是完成了一次小规模的“迁都”，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我觉得，这源于是大家对于周王朝政体规模的一个小误区。自武王伐纣以来，大家就认为周王朝是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庞大王国，而周王室也是一个极具实力的王族。这个观点，也对，也不全对。大家都知道“商都八迁”，所以才会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众多殷商遗迹。而周在历史上，也并不是始终政权稳固，也是多次经历迁都的，于是有了“五迁六都”的说法。这六都分别是“岐邑”、“程邑”（现陕西咸阳市境内）、“丰邑”、“镐京”、“犬丘”和“西郑”。当然，前三个是在武王伐纣之前，而后两个，就比较具有特殊意义了。

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吕亚虎先生与2007年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的文章里，通过各类史料佐证了这个“西郑”所处的位置，应当是位于现陕西省宝鸡市的凤翔。在也参看了其他一些资料的情况下，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说法。因为正如前文中我提到在“丰镐遗址”内并没有发现祭祀宗庙，而在现宝鸡的岐山、扶风等地却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及祭祀遗址，所以，如果真的存在了穆王迁都的情况，到更接近“周原”的区域，似乎也更加合理。而从各类史料上看，这个迁都一说，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因为在与周穆王相关的记载中，似乎并没有关于他在“丰镐”的经历，作为一个国君却并没有在“国都”施政的记载，那极有可能的就是，此时的“丰镐”，已经不再行使国都的职能了。随着穆王“以下都于西郑”，周王朝的西政治中心，也由“镐京”转到了“西郑”！

我想，这个说法恐怕会引起众多热爱西安的朋友很多不满了。

满意不满意先不提，继续往下说。我看过有几篇文章质疑此次穆王迁都的，但所举实例都太过主观且缺乏佐证。倒是有两篇文章中，提到所谓“王畿”一说的，我觉得尚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说，当时以“丰镐”为中心的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以及周边的很大一块区域，都属于国都的“畿地”，而“西郑”也在“王畿”之内，所以，国都还是在“镐京”。这种说法嘛，我觉得和我在这一系列的第四和第六篇文章中也曾聊到，也许存在着“镐京”与“周原”之间关联的。但是像这种一百多公里的范围，要是纯粹将其归于“王畿”之内来由此说明穆王并无离开“镐京”迁都，那恐怕也是有些牵强了。所以以我的看法就是，根据现有能查询到的史料记载，穆王将“西郑”作为他在位期间的都城，是并没有什么可怀疑。

那周穆王为什么要在继位元年就开始“筑祗宫于南郑”呢？而且一建成就马上将国都定在“西郑”呢？以我的看法就是，这与周昭王的南征有关。在上篇文章中提到，周昭王死于南征返程的途中，《竹书纪年》有记：“天大曈，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也就是说，在昭王身死同时，他率领的周精锐部队“宗周六师”也在汉水几乎全军覆没！而且，根据史记记载，昭王身死，尸身都没有回来，所幸在政局发生动荡之前，穆王就继位了。就以穆王“春秋已五十矣”，早就过了受争议的年龄，那摆在他面前的关键就是如何尽快的恢复用来包围“宗周”王室的“西六师”了。“西六师”素来有种说法，就是这支部队的起源来自“周原”，也就是说，这支名震西周初年的王牌军“西六师”极有可能是一支周宗室的“子弟兵”！那么，在刚刚亲政，面临父王“丧六师于汉”的情况下，将国都迁至更接近，甚至就直接在“周原”范围内的“西郑”，无论是稳固新政，还是从养精蓄锐，补充兵员的角度上考虑，也都是非常合理的选择。

那么，周穆王既然已经将西国都从“镐京”迁至“西郑”，那么作为东国都的“成周”雒邑又在当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又该绕回前文中提到的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氐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周穆王在执政期间最大的功绩就是西征！然而这个西征的路线，就很有的讨论了。按正常的思维，之前说了周穆王迁都到了“西郑”，那西征的话，理应是从今天宝鸡市的区域开始向西进发，进入甘肃。然而，在《穆天子传·卷一》中记载：“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这个“漳水”按地理类的史籍记载，应该就是现在河北邯郸附近的“漳河”。那么，北征要路过这个地点，和“西郑”乃至“镐京”似乎都不太能搭配。而在《穆天子传·卷四》中记：“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这段话是用来说明周穆王西征所到达的地域，然而有趣的是，这个头一句：“自宗周瀍水以西”。之前文章中也多次说过，在西周初期，“宗周”是丰镐，那么这个“瀍水以西”的“宗周”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提起与周穆王的事迹中关联最大的一个传说似的人物——“西王母”。具体穆王和西王母的过往或传说，大家可以很轻易的找到，在文中不做赘述。至于是真是假，我个人的观点是，“西王母”确有其人，但一定非记载中的样子。闲话不多说。然而在《古本竹书纪年·周记》中曾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这个“昭宫”是西周时期，更具体的就是在穆王时期设立在“成周”的王宫偏殿。这源于西周时期的宗庙制度。据《周礼·春官· 小余伯》中载：“辨庙祧之昭穆。”东汉大儒郑玄后注：“自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也就是说，始祖在宗庙中居中，以下子孙分别排列左右两列， 左为昭，右为穆。始祖之子为昭，始祖之孙则为穆，以此类推。可见，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周王室宗族的排序制度。当然，这制度从名称上也看得出，至少是从周穆王执政期间才开始的。

同时，在我之前的文章中写到“成周”雒邑规划建设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看起来像地名的名字——“康宫”。这个“康宫”实际上就是作为“成周”內周王室的主宫殿而设置的，结合“昭穆制度”，在康宫大殿的东侧为“康宫昭宫”，西侧为“康宫穆宫”，也就是东西偏殿。而“康宫”这个配置，就史籍上记载，在西周时期是设立在“成周”雒邑的，那么，周穆王接见西王母的地点，也就应该是在雒邑了。在转过头来看这个“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自然是不用多讲了，从最直接的地理参照无疑就证明了，周穆王西征的根据地，就是在“瀍水以西”的雒邑。那这个“宗周”又从何解释呢？

我的看法是，这极有可能就是《穆天子传》中的一个错误。因为在西周早期，“宗周”和“成周”的划分与称谓还是非常清晰的，不太可能出现因为穆王迁都“西郑”而将“宗周”也改到雒邑的情况。虽然在“成周”雒邑中确实存在有周王室的宗庙以及“康宫”，但在“周原”尚存，“西郑”尚有祗宫和春宫的情况下，雒邑同时被称作“成周”和“宗周”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周穆王的西征，确实是从雒邑出发先向北，并在今天的河北、山西境内发生了与犬戎的战斗，而“霸国”和在“氐地”的“井侯”军队也参与了协助穆王的战斗！所以，才会有前文中提到的河北和山西发现的遗迹和出土文物。从地理上看，这一系列的形成也是最为合理的。至于周穆王与犬戎的战争和西征，与本文主题关联并不是太大，所以也就不多描述了。

那么可以简单的总结，就是在周穆王时期，东方的雒邑仍然是作为“成周”，作为周王朝统治疆域核心区域的国都存在。而且，在周穆王中期，还是作为西征的大本营和供诸侯朝拜的地点！而“镐京”，却因为“丧六师”，暂时失去了在周王朝疆域西方的统治核心区域的地位，周穆王在“西郑”建立新城，并将国都迁于此处。当然，也有说是穆王的儿子迁都“西郑”的，不管怎么说，“丰镐”也确实是在周王朝建立后，第一次失去了国都的地位！

关于周穆王的，看来本篇是写不完了。咱们随后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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