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里·犬丘，懿王是迁都还是被流放！我眼中的西安与洛阳（十一）

在前两篇文章中，聊起了周穆王与本系列文章中的两个主角：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关联。自然是各有各说的，本就不是严谨的史实研究，继续各抒己见。在周穆王时期，穆王将国都从“丰镐”迁至了“西郑”，而“成周”“雒邑”，则是继续承担着位居天下之中而巩固周王朝疆域稳定的政治作用！我始终认为，在西周时期，周王朝采用的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双都”双核制！

关于穆王究竟活了多少年，这个有不同的观点，不多讨论。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宫。”，其意应该是崩于并葬在了“西郑”。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在《竹书纪年》中，曾多次出现了“陟（zhi）”这个字，如写到商代著名君王“武丁”时曾记：“五十九年，陟。”；记到周武王时有：“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很明显，这个“陟”字的大体含义，应该就是君王去世的一种说法，类似于“崩”。可是我查了“陟”这个字很多相关的解释，都没有类似的含义，而比较统一的说法，就是向上攀登的意思，这也与我们国家古汉语文字的象形特点非常符合。那么，如果以“陟”的字面来理解，再结合《竹书纪年》中所处的语境，是不是有“升天”的意思？毕竟，向上的极限，也就是天嘛。

闲扯出来几句，继续聊。穆王死后，他的儿子“姬翳（yi）邑”继位，史称周共王（也称周恭王），而“恭王”继位的地方，却是在“丰镐”。而且，从恭王起，所有与周王朝有关的史籍中，似乎都不再有关于“西郑”与政治相关的记载，由此判断，我认为，在穆王频繁北征、西巡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逐渐地将自己的势力向先前的国都“丰镐”转移，甚至有可能，只有穆王在“西郑”的时候，这里才暂时行使国都的职能，而一旦穆王出行，“太子”和一众宗室，还是比较习惯于去“丰镐”活动。所以，在先王驾崩，新王却没有在王驾前继位，而是返回了“丰镐”，可见，在周共王时期，周的国都也重新迁回了老地方。能够交接得这么迅速和顺畅，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当时的“丰镐”，应该是依旧保留着原有国都的行政建制，甚至一些老派的王室贵族们，就等着有这么一天，周王会重新将国都迁回此地。最终，也如愿以偿。

这样的话，无论以哪一种说法来看，“丰镐”失去国都地位的时间，也至多有五十五年。在这五十五年中，由于周穆王的不断征伐，使得周王朝的疆域进一步扩大，然而，连年征战，国力也随之严重下降。同时，穆王强硬的对外政策也让周边的邻邦开始对周王朝改变了以往尊崇的态度，慢慢产生了许多隔阂。这个在周穆王死后，周共王时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大多数内容与我们的“双城记”并无太大关联，也就不过多赘述。

周共王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后，由儿子“姬囏（jian）”继位。史称周懿王。如果从《谥法》上来看，这个“懿”字的注解为：“温柔贤善曰懿。性纯淑。”属于中谥。但我觉得，其实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个君主没什么本事，也没犯什么大错罢了。然而，后世却普遍认为，这个“懿”字，是对于这位周王朝第七代君主生性懦弱的“讽刺”，认为他没有守住先辈们的基业，导致周王朝开始逐渐走向衰败。而这，就要从周王朝的又一次迁都说起。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到过，周王朝在“平王东迁”之前，曾多次经历迁都，于是也有“五迁六都”的说法。这六都分别是“岐邑”、“程邑”、“丰邑”、“镐京”、“西郑”和“犬丘”。在周懿王之前，最近的迁都当然是自己的祖父周穆王将国都迁到“西郑”，然后父王又迁回了“丰镐”，可这无论如何，也都仅仅是因为国内政策甚至于个人喜好的缘故。但是，发生在周懿王四年（前896年）的迁都“犬丘”事件，则是周王朝自从建立政权起，第一次由于畏惧外敌而选择主动放弃自己的都城，被迫迁都！

在《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懿王的记载非常之少，全文仅有二十个字：“共王崩，子懿王艰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可见太史公对其也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而向来记事极简的《竹书纪年》，反倒是记载得更多些。“懿王，名坚。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郑。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十七年，鲁厉公擢薨。二十一年，虢公帅师北伐犬戎，败逋。二十五年，王陟。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从《竹书》中可见，“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槐里”。

“槐里”，其实也就是“犬丘”，经秦更名为“废丘”，至汉高祖刘邦将其改名“槐里”。它大体位置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位于现在陕西咸阳市辖内的兴平市，为古时“扶风县”。然而，在2019年，经考古发现的，位于原西安市长安区东马坊村，现“西咸新区”内的“东马坊遗址”，则更接近于“废丘”的实际位置。在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记录之后，以我的观点就是，我个人更倾向于在周时期，“犬丘”应该是处于现在的兴平。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在《史记》等众多历史文献中，都明确记载了懿王迁都于“犬丘”的事件，理应不会有假。以现在的地理区域上看，如果把周都“犬丘”认定为处于“东马坊遗址”，那么周懿王的迁都，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虽然现在在“丰镐遗址”中尚未发现出大型的符合周王室国都建制的遗迹，但已经相对比较普遍地认为“丰镐”在此地无疑。而“镐京”与“丰邑”就隔一条“沣水”，始终被归为一座城市。那以“丰镐遗址”与“东马坊遗址”的距离来看，距离也太近了，步行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要说这次迁都是为了躲避蛮族入侵，那么就这么点距离，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东马坊遗址”本身。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马坊遗址”的考古价值自然是非常之高。但是，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已经公开的内容上看，比较被认可的就是此处被基本可认定为“秦”时的“废丘”，其遗迹建制虽大，但绝大多数似乎都被认定为战国中期。而周懿王处于西周的后半段，这中间还是隔着好几百年，以“秦”发源而来的“废丘”来判定西周时期的历史地点，我是认为不太合理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最早的那种说法，即周穆王时期的“犬丘”，更可能今陕西咸阳区域兴平市东南约4公里的阜寨乡。

虽然说这个上面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同说法，但是我觉得换个角度看，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如果熟悉这一区域地理得就很容易判断了。无论是兴平还是沣西新城，两地的距离实际上是非常近的，即使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周王朝，这个距离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同一区域内。所以，周懿王的这一次迁都，实际上也就是将国都往西北方向转移了几十公里而已，如果以现在广义的区域来判定的话，也可以认为依旧是在现在西安市和咸阳市的交界区域。把它归于西安或者咸阳，个人觉得，从地理上看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起码，按照西周时期的“京畿”划分上看，仍然属于王室控制区。同在一个京畿范围内，且距离这么近，说是迁都，似乎有些牵强了。

聊了“犬丘”，那接着聊一下周懿王迁都的原因。《竹书纪年》中的几句话，可以说是直接地讲出了迁都的三个重要原因！首先就是“天再旦于郑。”关于这个的解释，现在较为广泛的认知是，所谓的“天再旦”，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天文现象，即在“卯时”（早晨5-7点间）发生的日全食，由于是天刚亮就发生的，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天亮之后，这个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又被重复了一遍！所以，得出了“天再旦”的结论。这当然是我们伟大先人对于天文的记载，在这一领域，我们向来是领先于全世界的。当然，这又属于别的学科，在本文中，也就不多言了。咱也不懂。

那就这个天象来说，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于“天生异象”的认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所以，也必然会引起一定的恐慌。在前文中也提过，在周昭王在位期间，也在镐京出现过一些异象，比如河、井、泉、池里的水同时泛涨，井中的水竟然溢出井外，紧接着宫殿和民宅山川大地都摇晃起来。夜里有五色光气入贯紫徽星座，遍于四方，尽作青红色，天空竟然看不见二十八宿 。古人认为天象和人间为表里，王道缺失才招致异象叠生。于是才有了对于昭王“王道微缺”的评价。现在看来，有些天文知识的人自然会明白，那些都是比如像月食等一类的自然现象。但对于当时，那肯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了。昭王由此被认作“王道微缺”，那懿王自然又不敢轻视，遂有了迁都的念头。

如果说“天生异象”是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另外两项则就是懿王迁都的直接原因，这就是“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从现今的地理上看，如果入侵“丰镐”的“西戎”真的是在西边的话，那么首先受到攻击的应当是现在的宝鸡和咸阳区域，也就是“周原”、“西郑”和“犬丘”等地，可记载上确实直接在攻击“镐京”，也可见，当时的“西戎”势力范围中所谓的西，只是后世以广泛的中原地区为坐标参考的，而对于当时的“丰镐”而言，相对更准确的方向应该是西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为什么当初周穆王与犬戎作战的时候，会从雒邑向北，再向西。也只有这样，“戎族”的入侵才有可能先至“丰镐”而未及“犬丘”、“周原”等地。

而关于这个“翟人”，按照称呼上看，似乎应该是文王期间就与周发生过战争的“翟国”，或者说“翟地”。据记载，这个“翟”在周早期是一个更强大的部族，周部族就是因为与其争斗不过，才迁至岐地。而现有的一些史料，将这个“翟”的区域归于现在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市以及山西西北部，那么，从这个地理上看，他们能进攻“岐邑”，也只能说是符合攻击方向，但似乎更应该也是先到达“丰镐”。但也可以理解，不同部族的进攻路线不同吧。那么，在这种严重遭受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为了维系王朝政权，短暂的迁都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却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出来了，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懿王为什么会选择迁都“犬丘”呢？

非常不合理！

无论所迁的“犬丘”准确地址是在哪里，有一点肯定的是，它肯定是处于现今西安和咸阳中间这一段区域。而也有记载，懿王迁都是为了避免“丰镐”被异族入侵，而选择更靠近“周原”的地方。那么，如果《竹书纪年》中所记属实，当时的情况就是“周原”被“翟人”进攻，而“丰镐”则是被“西戎”进攻，站在任何一种战略性的思维方式来考虑，此时的周王都不应该将国都迁至一个位于两个被异族攻击的区域之间，那岂不是自虐式的把自己放在一个腹背受敌的境地吗？像这种情况，如果“丰镐”受来自西北方向的攻击，而且同时更西的岐地也处于危险境地，当然是应当向东了。本身东边就设立的有一个完整的国都“成周”雒邑呀！周懿王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迁都战略纵深更小的“犬丘”呢？岂不是非常诡异？

关于这个懿王迁都的说法，也有众多版本。我个人对其中一个观点非常感兴趣，那就是极有可能，当时的周懿王并不是主动迁都，而是被政变流放了。这种说法源自于原北京师范大学，后在北京军区工作的退休教授李沣先生的相关观点。李教授认为，从周懿王与之后的周王继位顺序上看，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史记·周本纪》中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也就是说，在懿王之后并不是他的儿子继位，而是由他父亲的兄弟“姬辟方”继位，史称“周孝王”。在周孝王死后，并不是顺位继承，而是通过“诸侯复立”才使懿王的儿子姬燮继承王位，也就是“周夷王”。从这非常诡异的王位继承过程来看，极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周懿王在位期间，“姬辟方”就在“丰镐”发动了政变，但并没有将自己的这个王侄干掉，而是找了个地方给流放软禁了。

这就又要说起“犬丘”这个地方了。在后秦将其更名为“废丘”。这个地方是干嘛的？看过小说《大秦帝国》的应该有印象，这个地方是周王室养马的大本营，秦的初代国君“非子”就是在这里被周孝王发现并赏识的。这样一个养马的地方，又处于关中曾经的三个周都城“岐邑”、“丰镐”和“西郑”之间，无险可守，无宗可寻，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适合在国家危难时刻建立国都的地方。而且，从考古发现上来看，对应周懿王时期的发现在所谓“犬丘”的区域内也并无太多与国都建制相应的印证，而多为战国中期，所以，这里确实不太像一个偌大王朝的一代都城。要说是监视软禁，倒是非常合适，既是在“丰镐”的鼻子底下，不怕你兴风作浪，又不让你离老王室宗亲聚集的“周原”太近，省的你得到老贵族势力的支持，也算是双保险了。关于这个说法，还是请大家与机会去查询一下李沣教授的文章，期间内容非常丰富有趣，只是与本文主题关联不太大，所以也不多言。

按照这个观点，所谓的“懿王迁都犬丘”，实际上就是后来继任的周孝王为了掩盖自己“篡权政变”的事实而编造的一个假象而已。那么也说明了，此时的“丰镐”，也依旧是作为周王朝都城“宗周”而继续存在的。这样的话，以我的观点就是，从穆王之后，周王朝的国都还是依旧位于“丰镐”，直至周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