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浅谈那些对“二里头”的质疑！阴谋论与地域黑请靠边站

挺长一段时间里，每次打开头条，总是能看到有好几条“评论”通知出来，打开一看，大多都是早些时候写的这一系列的文章。有些甚至是一年多前的了。其间依旧有不少水平很高的看官，给出的评论与观点非常有“嚼头”，引得我赶紧翻书查资料的，倒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自然，同时还是有一些俗不可耐的“地域黑”啥也不说，过来吐口痰，放口气，撒点印记就走的。要真有些东西也就得了，连文中写的是啥都没搞明白，能拼出来几个字就觉得站在真理那边了，当个玩笑看也就得了。

昨天看到，有个朋友在回复中提到关于对“二里头遗址”质疑的问题，原本我是不想对于这一类问题来展开说的。一是本身不是专业干这个，不少问题也是从不同公开渠道获得，本身就更多是观点而非定论；二就是觉得这种动辄去质疑官方界定的东西，未免有些妄想的意思，世间并非那么多阴谋论存在。但是，也是想起，不仅是“二里头”，还有不少看官曾经对“丰镐遗址”提出过质疑，乃至还有朋友煞有介事的提问：“成周”遗址在哪的问题。关于问“成周遗址”的，权当个笑话。不过在前文中，确实有不少朋友质疑过“丰镐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规模的，和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存疑观点相似。索性，在重开这个系列之前，先以我的观点，聊一下这种“质疑的声音”。

当然了，也不可能过于长的篇幅来深度分析这个事儿，咱也没有这个专业素养。为啥敢于聊，因为在我看来，认可和质疑其实从不同的角度上看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形成这种质疑的主要原因，主要就在于对于所获取信息的过滤与甄别。现在网络上对于“二里头遗址”的质疑，抛开部分心存不轨的纯粹“地域黑”之外，大多所引的论据，是前两年网络上盛传的《国家文物局对于夏都命名的审批回复》，不少人以此来判定，洛阳市甚至是河南省是在置国家文物局的命令不顾而自行其是。殊不知这种揣测有多么的可笑。可知，这份《批复》标注的时间是2017年，而在2019年的10月份，“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已经正式开馆并向公众开放。具体博物馆的审批流程咱不了解，但它的建设工程，必然是有章可循的，起码要比一般咱们可见可知的工程要复杂繁琐得多。而且，像这一类“国家级”考古类重点工程，国家从审核到批示，是非常之严格的，岂是短时间内能够决定的事儿。

以另一个同样被认为是“夏商”时期考古遗址的国家级考古博物馆：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博物馆”为例。“三星堆”的发现始于上世纪20年代，发掘工作的初步完成是在1986-1987年，在1987年的10月和1989年的5月先后有过两份“简报”。1988年，四川省开始讨论申报建立博物馆，与一二号坑的挖掘工作距离仅有一年。1988年8月，四川省编委批准建立“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方案，然而，直到1993年，国家文物局方才下发了《关于建立三星堆博物馆有关事项的批复》，其间一些周折可想而知。直到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的名称才正式确认。从申报建设到建设完成确定名称，已经历经10年！

再看“二里头”。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问世。实际上等于是国家对于“二里头”考古发掘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报告。其间不仅对“二里头遗址”的地理概貌、发掘经过、文化分期、一号和二号宫殿基址、一般居住遗迹、墓葬，以及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等文化遗物有着颇为详尽的介绍，同时也对“二里头文化”的渊源、类型、性质、去向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等问题作了探讨。我曾经有幸在一大哥那里看到过初本，翻看几页，几近天书。但是，通过查询也可知，“二里头”的发掘工作已经持续了几十年，2014年10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五本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一时间震惊国内外考古界。2017年博物馆正式奠基，2019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这之间经历的时间还是过程，都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像这样一个国家级的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开馆前后，国家文物局局级重要领导，以及国内外众多知名博物馆、考古界及文化界大咖纷纷到场参观、指导、祝贺，你说国家层面不认可？

相同的问题同样出现在西安“丰镐遗址”的发掘上。前些年，但凡提及“丰镐遗址”，必有别有用心之人拿出遗址的发掘发现“规模”的质疑说事儿。乍一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压根也经不住推敲。一说“丰镐遗址”面积过小，基本大都是一二百平方米的区域，还列举了不少网上“新闻”的截屏。且不讲真伪，仅从部分的发掘“面积”来判定遗址规模，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且，这种观点大多是源于1998年和2007年前后的一些考古新闻中的“片段”，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些过于学术的佐证就不在文中例举，就拿一些更加通俗易懂地来探讨。对于商周时期所谓“王城”的规模，不少网友也有着一些被影视作品影响后的“偏见”。在那个时间段，受限于生产力，王城的规模根本不可能像一些影视文学作品中那样气势宏大。西安的“丰镐遗址”是这样，洛阳以及其他在同历史阶段有城市文明存在的地域，很多同时期遗址其实也是这样，根本不会有臆想出来的那种大规模城市建制存在。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以近年来不断地考古发现，可见“丰镐遗址”实际上也并不是类似于“兵马俑”那样集中的历史遗迹，虽然被定性为“王城”，但它更倾向于一个有相对较为广泛范围的，有中心，有组成，有构架的城市遗址。对于三千多年前的城市遗址，是无法要求它具有与现在城市规模或者组成结构的。所以，单从“规模”来论证，也是有悖于客观的历史观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那就是始于2001年，非常著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工程的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其间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和繁杂，是几乎囊括我国近代所有重大考古发现的一项综合性的发掘、研究、讨论与归纳总结的工程。一些被我们所熟知的，如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这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还有通过研究所被列入重点考察范围的中原文明“六大都邑”——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而其中的“二里头遗址”，则更是重中之重！有这种极具说服力的“官方解释”作为背书，真搞不懂，为什么一个“夏都博物馆”的名号，竟会引来众多心怀各种目的的质疑，足见一小部分的居心叵测了。

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内容，过于庞大也过于专业，咱自然是不敢过多延伸，有很多渠道都可以查到一些非常详尽的内容。至于我，也只能看到什么写什么，理解什么说什么。至于那些常怀“阴谋论”与“万事皆有黑幕”的小部分人，自然是不妄图说服什么，只是觉得，有些东西，就摆在那里，妄自菲薄，随意诋毁其，别有用心，总该让更多人知道。

文末，突然想起件事儿，还是就这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来说。从中可以很清楚地提到过“都邑”一词。这让我想起，在我之前写的一系列关于西安与洛阳的文章中，有不少朋友很煞有介事的用“雒邑”中的“邑”字，来论证当时的“雒邑”是一个“小地方”，而“京”才是“大王城”。当然，如果完全断章取义地来解释，就“邑”字而言，确实在一定时间段内，确实是“县”一级城市的另一种别称。可是，但凡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也都应该知道，“县”这个建制，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所建立的“郡县制”，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县”这一说。同时，“邑”也有部分诸侯封地的解释，那就更不用多解释了，封建制从何时起？在此之前的“邑”是作为什么象征的？我国古汉语中为何有“都邑”一词？显而易见。在“雒邑”之前，早有多处地方被称作“邑”，其中就包括古商都城以及一些尚未被考证出的“夏邑”。就连被称“镐京”的“丰镐”，本身就是“丰邑”和“镐城”的合体，还有周文王时期的“西岐”，也被被称为“歧邑”。实在想不通居然还会有人拿这个说事儿？

嗨......

本想简单聊上几句抒发下心中的感受，没想，又码出来三千多字。也罢，权当为准备开始继续地“聊一聊我眼中的西安与洛阳！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城市”系列文章，做个小铺垫吧。时逢“中秋”，愿，安康！

#二里头##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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