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野战将军：秦基伟将军，从小鬼头到大司令

秦基伟(1914-1997)，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排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31军第274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秦赖游击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29师新编第11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9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15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14年11月16日，秦基伟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秦罗庄一个不算富裕但却充满温暖的家庭。父亲秦辉显和伯父耕种十余亩田地，母亲周氏勤俭持家，纺线织布，饲养牲口，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都很早地懂得了日子的酸甜，能够主动帮助大人们干活。

八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希望他能识几个字，念通官府的公告，知道捐税名目，算清收入支出，当一个明明白白的种田人。

然而好景不长。从1925年开始，横祸接踵而至，一场不知名的瘟疫，相继夺走了母亲、父亲、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姐姐出嫁后，他成了孤儿。偌大一个农舍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一个孩子。白天门上一把锁，下田干活。收工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吃。田里的草薅了，院子里的草又长满了。日子就这么辛酸而又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

1927年，外面的世界已是闹哄哄的了。

远在黄安千里之外的欧亚大陆上空，仍是战云密布。中国国内的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早在这年1月初，武汉老百姓在刘少奇、李立山的领导下，举行30万人的游行示威，愤怒抗议英国水兵枪杀罢工工人事件；1月8日，中国北伐军占领汉口；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被杀被捕…… 1927年10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麻城两地成立了以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组成了以潘忠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11月3日，黄麻特委在七里坪召开会议，决定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群众武装予以配合，首先夺取黄安县城。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群众武装予以配合，首先夺取黄安县城。

11月13日这一天，秦基伟正在院子里劈木材，准备等下雪天生火用。正当他满头大汗地干着的时候，虚掩的院门被踹开了。本家的一名堂叔旋风般地跑进来，惊惊咋咋地喊；“还劈个么事，闹革命了，还不跟我打县城去!”这天，他加入农民义勇队，参加了黄(安)麻(城)起义。

对于起义，他是半明白，半懵懂。但有一个原则，村里的穷人参加而富人害怕，这就是他之所以毅然跟随起义队伍前进的基本前提。他读过年把私塾，脑子里多少有些文化知识。那时候，他不可能从理论上先弄明白起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决定是否参加。他衡量可行与不可行的唯一尺度，就是看哪些人乐意和哪些人不乐意。从七里坪到县城，弯弯曲曲五十多里。起义的队伍人山人海，刀枪林立，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顶着皓月直达城北三里岗。天亮时分，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浩指挥队伍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占领县政府、警察局，全歼县警备队，缴枪30余支，子弹90箱，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笔钱钞物资。这次战斗中他崭头露角被提拔为副班长，正是在副班长的位置上，他显示了组织能力，不久就被保送到随营学校去学习。

7个月后，当他从随营学校毕业时，他所在的31师已被整编为红1军第1师，他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监护连担任排长。没过几天，红1军和红15军又整编为红4军，部队来了个大调整，他又被调到军部手枪营2连当排长。

黄安城的国民党军惧怕起义队伍再次进攻，乃于次日晚弃城退走。1930年4月，秦基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苏区大肃反。军长撤了，师长抓了，团长、政委抓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营连干部抓了，再往下，不偏不倚地该小排长们倒霉了。秦基伟幸运地没被杀头。他被调整了工作，从1排长的位置上调成了2排长。

一天早晨，他正带着2排进行战术课目训练，正在兴头上，来了两个人，都挎着驳壳枪，同连里干部连招呼也没打，径直走到场地中间，问：“谁是2排长?”

尽管当时他非常害怕是保卫局抓人来了，但还是挺身而出，铿锵回答：“我就是2排长。”

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他以为是要下他的枪，但没有。来人中的一个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跟我们到军部走一趟。”

到了军部才知道，是军长徐向前召见。军长先是在和他拉家常，上问父母，下问土地，再问理想，又问决心。

家常聊完了，军长说：“行啦，你回去收拾一下，到手枪营2连当连长。”

他“啊”了一声，半天嘴巴没合拢。直到徐向前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才回过神来。

哎呀，我的个天啦，紧张了老半天，原来是升官呀。心里直怨那两个挎盒子枪的同志，干吗不早说呢，吓得我差点跟你们动家伙。

1931年9月，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着手筹划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但因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高涨，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致使这次“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

在此情况下，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了第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为打乱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巩固和扩大苏区，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豫东南和皖西之敌，集中红4军主力7个团和黄安独立团发起黄安战役。

这时，秦基伟继续担任方面军总部手枪营2连连长。1932年，秦基伟跟着主力一路艰苦征战，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杀开一条血路，从湖北进入豫西。一路艰辛，一路熬煎。再往西南，又遇上个横卧在前进路上的大巴山。

翻越大巴山后，秦基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的团长，时年19周岁。19岁的红军团长，堪称少年有为。1936年11月上旬，以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为主体，组成了西路军，准备向西北“打通国际路线”。然而，孤立无援、远离后方的西路军，遭到了西北马家军毁灭性的打击。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1937年元旦，徐向前指挥部队连克临泽、高台两城，就地筹粮休整。第5军军长董振堂率一部进驻高台，政委黄超率两个团驻临泽城外。方面军总供给部、直属队等勤杂部队驻临泽城内。方面军的意图是在这里创建甘北根据地。

然而，1月12日高台的失守，使得临泽顿失屏障，成了马家军进攻的直接目标。

1月21日，马家军以5个多团的兵力攻打临泽县城。

与马家军数万之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守临泽城内的除了总部机关、直属部队以外，主要的战斗力量居然只有1个连。而且，此城也已被马家军围困多时，周围的红军部队都已先后撤离。

留在城内的最高指挥官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大敌当前，郑义斋连想也没有多想，立即在临泽城内老庄为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有机关各局负责人、妇女独立团团长李嫒泉和政治委员吴富莲、兵工厂厂长、警卫连干部和医院的院长、政委等人参加。蓬头垢面的红军干部们坐了满满一院子。会上，郑义斋庄重宣布：“总部主力正在转移，临泽城只剩下同志们领导的分队。总部命令我们，最少坚守3天，拖住敌人，掩护总部撤退。3天之后自行突围。”

对于与会者来说，这不啻是一声霹雷。除了1个警卫连，剩下的部队差不多都是妇弱病残，同十倍于己而且兵肥马壮的马家军抗衡，能坚持3天吗?

郑义斋当然知道大家的担忧。他说：“同志们知道，我老郑打仗不大在行。我现在指定一名同志担任这次守城指挥。这位同志当过连长、团长、师长，打过不少硬仗。从现在起，城内所有部队都要服从他的指挥!包括我本人在内!”

郑义斋

与会者纷纷抬起头来，目光里有些惊奇。郑部长临阵封将，想必这个人有些手段，但愿他能不负众望，指挥部队守住城池，并有能耐组织大家死里逃生。

几十双眼睛一起投向郑义斋，等待他点出守城之将。“我代表总部首长，任命你为临泽城守城总指挥!”郑义斋神色庄重，一字一顿地宣布道。

“是!”秦基伟也是一脸凛然浩气，郑重接受。

正式任命完毕，郑义斋的嗓门低了下来，目光湿润地说：“秦基伟同志，我把临泽城交给你了，供给部坛坛罐罐一大摊子，还有医院、妇女独立团，全交给你了!你有什么话说吗?” 1940年6月，太行形势大发展，晋冀豫军区撤销，成立了由129师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的太行军区。为加强野战军的力量，迎接百团大战，成立了新编11旅，秦基伟被任命为副旅长。在百团大战中，秦基伟1943年，秦基伟兼任中共冀西地委书记，负责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党政军民全面工作。

1945年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军区，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四个军区，秦基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1949年1月14日，9纵的部队番号正式从“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5军”。秦基伟由纵队司令员改称为军长。1950年冬，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消息传来，秦基伟的心立刻飞到了朝鲜战场，他主动请缨出征，获得中央军委批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第15军军长。

1951年3月，在祖国人民热烈欢送下，15军从安东(今丹东)雄赳赳跨过鸭绿江。

在第五次战役中，15军初次上阵，从4月20日到6月10日，连续奋战50个昼夜，首挫美3在第五次战役中，15军初次上阵，从4月20日到6月10日，连续奋战50个昼夜，首挫美3师、再创美2师，

从“三八”线一直打到汉江北岸，大踏步前进，又大踏步后退，发扬了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在运动中歼敌9400余名(其中全歼美2师38团)，并开创了群众性的打敌机运动，击落击伤美机40多架，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15军被荣记集体功一次，并受到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的表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片乌云笼罩西南边陲。林彪、江青等出于篡党乱军的野心，煽起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国防”的妖风，妄图毁我长城。他们的倒行逆施受到了秦基伟和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抵制，因而秦基伟便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从1967年1月14日起，林彪、江青一伙纠集几万名“造反派”连续冲击昆明军区，狂叫“把贺龙的黑干将秦基伟揪出来，砸烂他的狗头！”一时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好端端的昆明军区被搞乱了，秦基伟的家被抄，人身安全也失去了保障。

在这危难时刻，周总理及时派来一架军用飞机，把秦基伟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肯罢手，在1968年初，他们一手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我军的将领们。秦基伟被“监护审查”，失去自由。但他一直坚持不说、不写违心的话，态度“顽固”。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所谓“第一号战备命令”，把一批高级将领分别押送到北京以外地区，秦基伟被送到湖南洞庭湖畔的一个部队农场监护劳动。

在蒙受屈辱的日子里，他深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虑，但他同时也坚信我们党是伟大的，是能够战胜邪恶的。有时，他伫立田头，仰望着从长沙飞往北京的飞机，心里默念着：但愿毛主席、周总理有一天会派飞机接我们回去……

1973年4月，秦基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关怀下，经毛主席批准，他被接回了北京。7月，他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

8月，他参加了中共“十大”并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81年秋，北京军区受中央军委委托，成功地组织了著名的华北大演习。华北大演习以后，秦基伟提出要使部队的全面建设“更上一层楼”。为此，他一手抓军事院校的建设，加强干部的培养，一手抓部队教育训练改革。他坚持每年至少以四个月的时间深入部队做调查，直接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84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光辉节日里，首都举行盛大阅兵。秦基伟作为阅兵总指挥，陪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了向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迈进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强大阵容，展显了钢铁长城的崭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