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

钱穆先生曾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里，提到了关于看待历史的方法：听取两种意见。

它们分别是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

所谓时代意见，就是从当代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上发生的种种。

时代意见可能是先进的，也可能是偏颇的，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处境里去思考，在当时的环境里，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建立这样的制度。

这种“回溯”就需要我们参考另一种意见，即历史意见。

因此，历史意见就是指其在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的反应。

听上去有点绕，或许可以通过这样设身处的联想去理解：

当下我们对于许多制度的评价，在未来的人看来，就是一种“历史意见”，而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就是他们的“时代意见”。

近期，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有不少学者结合“历史意见”，结合当下的时事热点，写下了自己的“时代意见”，其中就包括施展老师。

7月23日—24日，我们将把施展老师请到年中经济论坛的现场，来说一下他最新的“时代意见”。

或许还有朋友对他并不熟悉，今天的文章就摘录了几个他上半年发表过的“时代意见”（已经获得施展老师本人授权），供大家参详。

还是那句话，我们更欢迎你来到现场亲自聆听与交流。

01.什么是国际秩序中的商人秩序？

国际秩序原来不仅仅是由国家间关系构成的，它还有着更加复杂的多重规则体系在运作。其中很多重规则体系是由非政府机构组织起来，通常都是制定各种国际性的商业标准、产品标准或者一般行为规则的。

这复杂的多重规则体系，简化区分一下可以分成两类，分别是主权国家所主导的秩序和商人所主导的秩序。商人秩序并不是新出现的，实际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比主权国家更古老。

中世纪中后期，在欧洲的波罗的海—北海一带活跃的汉萨同盟便是由商人所主导的秩序，主权国家是在这之后才出现的。汉萨同盟中形成的很多商业规则，对今天的国际法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海商法、国际商务仲裁法等等，都可以看到汉萨同盟留下的很多痕迹。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商人秩序与主权国家秩序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有机联系。对于老牌国家来说，这是个理所当然的常态，但是对于后起的商业国家来说，对此体会不深，业外人士则对此更是不熟悉。

比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负责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产品领域的标准化活动，再比如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各种电气工程、电子工程领域的国际标准都是由它制定的。

ISO和IEC都是非政府组织，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担负着制定全球协商一致的国际标准的任务，代表中国参加这些组织的是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而不是政府，参与者在规则或标准的制定中都有发言权。ISO和IEC制定的标准都是自愿性的，所以生产厂商并不是必须遵守，但不遵守的厂商就很难找到买家。

这与政治无关，仅仅是个市场效应，比如你生产的电器就是有个性，就是不愿遵守IEC的电压标准，那也随你，但你除非自建电网，否则你的产品就找不到能应用的地方，东西就卖不掉。

国际行业组织所制定的行业标准就相当于行业的基础设施，它为市场提供了运营的基本条件。

除了刚说的这几个，还有数量更加庞大得多的非盈利的国际性行业组织，大部分都是业外人士都没有听说过的，它们也都在制定着各种产品标准、环保标准、一般行为规则，这些都是商人秩序的组成部分。对于具体的商人而言，很多时候，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获得这些行业组织的标准认证，这是基本的前提；如果你拒绝这些组织的认证，那也没问题，只是在国际市场上会举步维艰，基本就玩不下去了。

我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往往只有主权国家秩序，遮蔽了商人秩序，这对于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无论是国际政治竞争还是国际商业竞争——都是不利的。

▷ 以上内容节选自“施展世界”公众号《施展札记34》，略有删减。

02.对历史的刻画是基于精神时间

没有创伤，就意识不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边界，从而其自我意识就不会升维，所以，正是创伤让人类的自我意识、人类的自由获得展开。

战争、瘟疫、灾难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要面对的创伤，也都是人类要获得自由便绕不开的过程。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那些创伤是人类被迫面对的悲剧。

历史进程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推进，而是在每一步进程中都包含着某种自我意识的充实，从而是自由的扩展。历史意味着你不断地在灾变当中自我反思，让自己升维，达到更大的自我意识和更深刻的自由。

对历史的刻画不是基于物理时间，而是基于精神时间。物理时间是用钟表可以衡量出来的时间，而精神时间是指心灵成熟的时间。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心智停留在5岁，他到了80岁人们也会说他没长大。这个人就没有历史。

个人自我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或者是一方完全吸纳另一方的关系。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相互生成的关系，没有办法被剥离开分别讨论。脱离开国家的个人自我，会变得很抽象。脱离开个人自我的国家，则没有实际的根基。而个人自我与国家的关系的成长过程，是必须通过历史才能获得深层次上的理解与把握的。

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结构的塑造过程，并不会是精英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而是要在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各种民族创伤当中，在战争、瘟疫、灾难当中，发现和提炼出能够在历史中传承的精神内核。

如果仅仅看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可能我们会看着灾难、屈辱长叹不已。但是如果把中国历史放在一个更长的、一直通向遥远未来的脉络里来理解，也许我们会释然很多，那些灾难、屈辱正是让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能够获得更多充实的“创伤”。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在这样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解读中，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也会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解。

你会发现它未必是在寻找唯一正确的“解”，而是在寻找能够安顿内心的“自我”。

▷ 以上内容节选自“施展世界”公众号《战争、瘟疫、灾难……过去的民族创伤如何塑造了我们？》，略有删减

03.中国不能落入单向度的力量论这种思维陷阱

中国制造的崛起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外因很多，主要提到如下两个，一是美国的创新产业转型导致产生大规模外包的需求，二是加入WTO进入全球市场，这两点加在一起才带来“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的结果，脱开中国与世界的互构关系来谈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是不成立的。

内因也很多，主要提到如下两个。

一是中国人的勤劳性，我走了二十几个国家，感觉中国人真是独一无二的，没见到哪个其他国家的人可以为了工作不要生活。这是很悲催的，为了工作不要生活，那工作到底是为了啥呢？但是把这个疑问放在一边，只观察它的社会学后果，会发现，这让中国人工作的效率无与伦比。

二是强政府，强政府本身是个客观现实，其效应无法一概而论，在有些领域是减分项，在有些领域是加分项，至少就后发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而言，它是加分项。

中国现在有一些关键领域会被人“卡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些领域全都突破，只要对于别人“卡脖子”的能力有反制力就够了。

如果担心卡脖子，于是在所有领域都想要突破，最终会丧失重点方向，结果有可能是哪个领域都达不成目标。只要看清楚了被“卡脖子”的点究竟是什么，能够找到反制点并发展出来，就足够达成博弈目标了，不一定非得自己去发展掌握所有的卡脖子点，处处都是重点，就意味着没有重点。

“卡脖子”问题并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关乎政治问题的领域就不从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优势等角度来考虑，不由市场决定；但是除此之外的领域是经济问题，应当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考虑，由市场来决定。聚焦比较优势就意味着不要自己啥都干，而要聚焦在自己收益更高的领域，然后用这个来与其他人贸易，实现自己的综合收益最大化。

中国人的“勤劳”，为了工作不要生活，主要是“内卷”的结果。经济空间有限、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就只好把大量精力和资源不计成本地投入，才有可能获得机会，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全力奔跑才能确保原地踏步，从孩子们各种补习班的军备竞赛到打工人的996、007，莫不如是。

这种状况很悲催，但它会带来一个客观后果，就是中国人在生产效率上具有巨大优势，其他国家如果在同赛道竞争，就也得内卷，如果不想内卷，除非开辟新赛道。这也是我认为“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的逻辑，未来十几年内都不会有大的变化的原因之一。美国“从0到1”的创新就是新赛道，而中国因为高度内卷，在“从0到1”的创新上很难与其比拼；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则正因为中国高度内卷，其他国家也很难与中国比拼。

“内卷”的状态让人非常难受，它也让人迷失了工作的意义。突破内卷的途径，或者是有更大的创新，或者是有更多的经济空间释放出来，只有这样，在有限领域中过度投放的资源才能释放到新领域中去。但那两个途径都有前提条件，就是更多的改革。

突破内卷之后，个人会在工作中获得更大的尊严。我们也无需担心中国因此会丧失劳动力价格优势，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是综合能力的结果，早就不是劳动力便宜的结果。反过来，如果发展经济的目标始终以保持便宜的劳动力为条件，这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伤害，是严重的异化，那还要发展干什么？劳动力价格上涨，其另一面就是社会的消费能力上升，市场规模扩大，这当然会带来对经济的进一步拉动，走入良性循环。只要改革不断推进，我们还是可以对中国保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 以上内容节选自“施展世界”公众号《“办大事”“卡脖子”与“内卷” | 施展札记32》，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