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

专访马国川：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

文 / 筠觉

曾勋 马国川

近日，《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马国川的新作《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出版。本书是《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一书的续集，这两本书完整地呈现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故事。日本走向战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了解这段历史，对认识后发国家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对今天的中国也有警示意义。

近代日本帝国在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的历史进程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值得警惕的教训？本刊专访了马国川。他认为，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

警惕没有现代制度作支撑的“虚假繁荣”

廉政瞭望：这本书与《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在时间线上，几乎是“无缝对接”的。如果说前者是关注日本的“成功”，后者是否可以看作关注日本的“失败”？可否认为这并非器物上的失败，而是制度与文化上的失败？

《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

马国川

你总结得非常对。《国家的启蒙》写的是从1853年“黑船来航”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的日本历史。在这60年间，日本通过艰苦奋斗，从一个落后的东方岛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虽然有曲折反复，但是总的方向，就是朝向现代化国家前进。日本的成功，就是现代化的成功。尤其是和同时期清王朝的失败对比，日本的成功是显著的。

明治维新是思想、社会、政治、经济的全方位的变革，但到了后期，日本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就开始出现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逆流。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既是这股逆流的结果，也进一步助长了这股逆流。日本虽然也为融入现代文明而努力，但是最终却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其中，有制度的不成熟和文化的惯性。

廉政瞭望：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明治天皇去世之后，日本出现了颇似文艺复兴的“大正”时代，但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大正民主”只是一朵“谎花”？

《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

马国川

明治天皇，以及和他一起推动明治维新的元老们都是威权人物。在这些强权者相继去世以后，日本从政治高压下解放出来，出现了思想自由、文化活跃的社会氛围。

大正时期的日本也试图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议会制、政党制度等都有长足发展，媒体也非常活跃。遗憾的是，这些制度并没有牢固的宪法基础。当时日本仍然沿袭明治宪法，而这部制定于1889年的宪法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国家发展。它规定军队不隶属于内阁而直接听命于天皇，成为这个国家的“制度黑洞”。一旦国际和国内形势丕变，潜流就突破地壳成为疯狂的洪流，将刚刚建立的现代制度冲垮。这时候人们才发现，没有现代制度作为支撑的“大正民主”是多么的虚假和脆弱，思想自由、文化活跃一变而为思想禁锢、文化肃杀，日本迅速滑向黑暗时代。

所以，我认为文化复兴可以成为制度建设的先导，但是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只有建立现代文明国家制度，文化繁荣才能够持久，才不会成为一朵“谎花”。

知识分子要做“牛虻”不可做“夜莺”

廉政瞭望：您在这本书中关注了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有泷川、美浓部等敢于向军国主义说不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屈的反战媒体人桐生，但“转向”军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却成为了主流。如果按照满分100分计算，您给这一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打多少分？为什么？

《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

马国川

不及格。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西哲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日本知识界的表现让人们深为失望。

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很少有知识分子大胆地对军国主义说“不”。相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转向”，屈服于时代大潮，智者沉默，不智者附和，迎合者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吹鼓手，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他们没有成为国家的“牛氓”，而是堕落为一群唱赞歌的“夜莺”。

本书写到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在1930年代，这位曾经质疑天皇、富有叛逆精神的诗人却完全倒向了国家主义，积极地为那些侵略中国的军人写赞歌。事实上，并没有来自外界（包括政府和军部）的压力逼迫，而是她主动地委身于军国主义。假如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者至少保持沉默，这个新兴国家又何至自取灭亡？

有权者必须承担与权力相称的责任

廉政瞭望：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就已经模拟过美日开战，结果是日本必败，决策层为什么还要执行这样的“自杀行为”？

《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

马国川

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日本对自己的认识发生了问题。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日本的扩展行径已经持续了10年之久。但是它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侵略行为，反而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强国梦”。

现在看，这显然是一种强盗逻辑，不但不利于日本，反而不断地削弱其实力，让国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事实上，假如日本从中国退出，与英美和平共处，那么日本同样会成为世界强国。但是当时的决策层认为，日本绝不能退让。日本的崛起是应该的，美国所做的一切制裁都是为了阻止自己的崛起。假如不与美国放手一搏，日本就会被扼杀。这种错误认识让日本走上了不归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侥幸心理。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日本面对的都是强敌，结果却取得胜利，滋生了侥幸心理。当日本面对美国这个强大的对手时，在决策者中仍然存在这种心理。

廉政瞭望：日本走向法西斯的歧路，表面看是松冈洋右等右翼政客所为，也有堕落知识分子的助纣为虐，根本上来说，似乎是在历史惯性中日本自上而下的“合谋”。您认为谁该担主责？

《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

马国川

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从媒体到知识分子，从右翼政客到军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从根本上讲，日本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

假如日本政府勇敢地承担起政治责任，强力压制军部，就不会有“九一八事变”，不会有“七七事变”，日本就不可能一步步走向灾难深渊。根据明治宪法，战争必须经过整个内阁的认可。假如将那些穷兵黩武者换为主张和平的将军，就会阻止战争。政府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放任那些专横跋扈的将军肆意妄为。特别是1941年，战争危险日益逼近，政治家们都很清楚日本经济不振，国力有限，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可是没有人敢站出来指出这个事实，人人都推卸责任，坐视最坏的结果发生。

战后最著名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剖析日本战争根源、反思法西斯思想时，提出了著名的“无责任体系”论。所谓“无责任”，就是作为有自由、独立判断的个体，却缺乏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起责任的意识。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民中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责任意识，越是领导者越是如此。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丝毫没有作为独立的个体承担起自身行为责任的自觉。

近代日本的悲剧给我们的一大警示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权责明确的现代国家。有权者必须承担与其权力相称的责任，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政治伦理。假如出了问题却无人负责，互相“甩锅”，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