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人生——《朗读者》有感（刘传实）

在写以下的浅薄感受之前，我必须先向朋友们说明一个事实：现在凌晨三点，我的心绪一直都非常乱，不，与其说乱，倒不如说是一种莫名感动和震撼。它是拜一本书所赐，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

昨天下午，去逛书店。老板很郑重地向我推荐这本书，他说这是一本非常好而又引起很多争议的书。当把这本书拿到手里后，只看到封面上的一句话，我就决定把它买下了：为了守护秘密，你会走多远？晚上挑灯五个小时，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自从爱上读书以来，我记得只有两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第一本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朗读者》是第二本。记得读《茶花女》用了一个下午，之后激动了一个晚上，而《朗读者》则让我激动了一天，感动了一天。如果现在不为它写点东西，整理一下自己一天的思绪，我怕今晚的睡眠又会将它夺去大半。

《朗读者》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作品，评论界肯定有很多说法。但我不想参考他人的观点。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对作者大不敬的话：这部不足14万字的书既然能完全占据我的内心达二十四小时之久，它就应该属于我了，我有权也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评判它。

与其说《朗读者》是一部爱情小说或者是一部战争反思小说，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人情、人性、人的自我维护小说。它以米夏和汉娜之间的非同寻常的爱情为主线，以德国人对二战的反思、对“纳粹分子”的评判为背景，向我们传达了简单而又复杂的人情、固定而有无形的人性，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怎样看待善与恶的问题。

作品的自述者米夏十五岁时邂逅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汉娜。身患疾病而内心又脆弱的米夏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着，突然之间呕吐起来。从旁经过的汉娜因心中的善念对米夏施以了很小的帮助：把她叫到自己楼下的水管给他洗了把脸，并把他送至家门口。出于礼貌，米夏在自己病情稍有好转之后拿着鲜花去拜会汉娜。在拜访即将结束之际，米夏偶然地看到了汉娜换衣服的场景。从此，米夏便着魔似的爱上了汉娜，汉娜也不可思议地接受了米夏。一次偶遇，一个场景，竟然左右了米夏的一生，也改变了汉娜的后半辈子。

情之为物，真的很难琢磨。米夏之所以爱上汉娜，起初是一次冲动，后来是因为汉娜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变得好像十分强大。而汉娜之所以接受米夏，则是因为她想从一个孩子身上得到一种正常人的生活，想掩盖自己内心难以启齿的缺陷，即自己是一个文盲。我从来不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那种纯粹的、心心相惜、一见钟情的爱情，爱情永远不可能摆脱欲望、功利以及自我维护的束缚。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观点过于庸俗，因为欲望、功利、可怜的自尊都是肤浅的东西。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深刻的、感人的情感或者故事都是以肤浅开始而逐步发展而就的，没有肤浅和庸俗就无所谓深刻和高雅。

《朗读者》让我对人情的另一个反思是，相爱的双方能不能做到彼此毫无距离。爱一个人是否意味着你能代替他或她做出某些重大的决定呢？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永远地都属于他自己，不可能和任何另外一个分享。诚如米夏的父亲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想作为主体而存在，谁都不甘心沦为客体。我想到了周国平的话，他认为相爱的两个人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他们的人生追求是不可能一样的。正是出于一种对于人的尊重，所以当米夏得知汉娜为了掩饰自己文盲的事实、为了维护自己尊严而竟然去甘受长期监禁的惩处时，他没有去干扰汉娜，也没在审判长面前为汉娜据理力争。我以为，这样的尊重是爱的最高点。不仅对自己的爱人，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应坚持这一底线。

这部书的背景是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对纳粹分子的评判。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善与恶的问题。在这本书开篇的采访录中，本书的作者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不因为曾经做过恶事就完全是魔鬼。对于为恶之人，我们应当有区别地对待。

汉娜之所以遭到审判，是因为她曾经做过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并且和一桩关乎上千人的死亡的案件有关。汉娜在担任集中营的看守期间，曾押送过一大批女犹太人。在押送途中，“女囚犯”们用于栖身的教堂因遭炸弹袭击而意外起火，同时参与押运的很多男看守们也意外受伤。押运者和被押运者共同陷入了一种混乱的状态。出于维护秩序和自己责任的考虑，汉娜等几名女看守并没有把上了锁的教堂打开，结果两千多名犹太“女囚犯”仅有两名生还。这是一个关乎到生命与职守的问题。在被问到，为什么不为求生者打开“生命之门”时，汉娜理直气壮地说，如果打开门的话，一切将无法控制，看守这些“囚犯”是她的责任。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不免要气愤地谴责汉娜。几千条生命和那“罪恶的责任”相比，孰轻孰重，难道她分不清吗？汉娜选择了终于职守，因此她在很多人眼里就成了一名极为冷酷、残忍的纳粹分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在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汉娜是文盲。她在“参加”纳粹之前本来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工人，因为工作出色，领导要提拔她。这时，她却害怕了。她怕自己不识字的缺陷会因此暴露出来。所以在得知帝国政府正在招收集中营女看守时，她以逃避“提拔”的方式成了一名纳粹分子。对于不识字的汉娜来说，她总是以把该做的工作做到最好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的，来掩饰自己的难以启齿的“缺陷”的。所以到了集中营后，她认为终于职守、看住“囚犯”是不容质疑地需要做好的事情。她是文盲，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她看来终于职守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这于汉娜本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悲哀，于他人更是一种无奈。就像不能强迫动物世界按照人间秩序去生存一样，我们同样也不应当要求汉娜像知识分子或者哲学家那样是非分明地去做事。衡量是非对错只能在同一个层次的人群间进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初入大城市的农民在马路上无意中吐了一口痰就说他不讲公德。

可叹的是，即使是精通各类知识、深谙各种道德的知识分子们也很难在这点上做到绝对地公平。出于世俗的成见，出于自己的道德底线，他们盲目地判断一个人的善恶，以自己作为“社会”尺度的身份扼杀了许多真诚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恶人”的角色。小说中的米夏就是这样。他虽然爱着汉娜，但是他有因为自己的成见自觉不自觉地疏远汉娜。在一个因为自己是文盲而逃避了大半生的老女人因为自己“爱人”的关照而准备积极面对人生、正视自己缺陷的时候，她的“爱人”（米夏）却因为世俗的成见和自己的底线并没有给她及时的关爱和鼓励。汉娜一生都在逃避，她疲惫至极，再没有面对生活的勇气了，所以她选择了在出狱前的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汉娜的悲剧，米夏的挣扎，这一切究竟是谁的过错？我迷茫了！我是米夏，我能挽留住汉娜的生命吗？我是当时事件的知情人，同时又是米夏的朋友，我会竭力劝说米夏让他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吗？这一切都不好说。很多鲜明的道理和是非观都是在悲剧发生之后才浮出水面的。我们可能永远都生活在悔恨中。但是，不观察，不行动，不反思，我们将会生活在悔恨的深渊里，有朝一日，人类真的可能会难以自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