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轶事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1899年生于北京，由于父亲早亡，全家只能靠母亲做活以维持生活。也许是小时候的苦难经历，他的很多作品都取材于市民生活，描写了许多城市贫苦人民的命运。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等。

老舍先生

早年间，老舍先生在北京教育会做文书，同时还在市第一中学兼教两小时的国语，每月收入只有四十多元，除要赡养母亲外，自己还要去燕京大学念书，平时日子过得很苦，但是他却谢绝了许多人的帮助。一天，好友罗常培去看他，老舍含泪告诉他：“昨天我把皮袄卖掉，给老母亲添置些寒衣和米面。”罗常培说：“你怎么不早说？我手头还拿得出几个钱，你又何必在三九天让自己受冻？”

老舍答道：“不！冷风更可吹硬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不过，生活的苦难带给老舍先生的却是乐观的性格，尤其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文笔幽默，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他的满腹才华。他认为：“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荇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

老舍先生的作品幽默，生活中也有不乏许多趣事。

1934年的一天，山东大学请老舍先生做学术报告，老舍先生在讲到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时说：“一般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肥肠，一脸横肉的大胖子。”谁知，一个星期后，来做报告的是一位形象比较粗大的白胖子，西装革履，举止稳重，看起来颇有几分洋绅士派头，这就是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他针对老舍先生先前讲到的坏人形象问题，振振有词地说：“就我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子一样.......”一时间，两人的关系一度十分尴尬。

梁实秋

但也可谓不打不相识。后来，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各机关团体以国立编译馆为首发起募款劳军晚会，老舍先生自告奋勇要说一段对口相声，他选中梁实秋做搭档。在对口相声中，有一段是老舍先生拿折扇要狠敲梁实秋的头部，但梁实秋坚决要求，敲的时候只能略微比划而不能真打，老舍先生欣然同意了。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两人走到台前，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们看到便开始大笑不止。在观众们阵阵笑声中，两人开始表演。期间，到了老舍先生该用折扇敲打梁实秋的时候，也许是说到即兴处，也或许是老舍先生使坏，抡起折扇狠狠向梁实秋打去，梁实秋看老舍来者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梁实秋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梁实秋手掌向前平伸，正好托住了掉下的眼镜，梁实秋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台下叫好、喝彩声不绝，有人还以为这是有意安排的绝活，还大声叫道：“再来一次！”当时可把梁实秋气坏了。

老舍先生为人平时也比较热心，他还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媒人。1957年时，吴祖光被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新凤霞也受到了牵连。有一天，老舍先生碰见新凤霞，知道她处境困难，便把她叫过来，悄悄地问：“给祖光写信了吗？”新凤霞说：“没有。”老舍说：“不行不行，一定要写，而且要每天写，一天一封。”新凤霞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有好多字不会写。”老舍先生笑道说：“正好让他给你改嘛。”

新凤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舍先生被打成了右派。他很惦念自己的老友臧克家，但是两人又不能见面。一天早晨，臧克家家里的电话铃响，臧克家抓起耳机，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我是老舍。”接着，声音低颤：“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吐血。遵从医生的决定，我现在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修养修养。前些天，我听一位参加批判大会的同志说，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臧克家与老舍先生相交几十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这种声音。

臧克家

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因不堪忍受批斗，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一代大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