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应该把瑞典或德国作为抗击冠状病毒的典范吗？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的国家看作特殊的国家。甚至还有一个术语：美国例外论。每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的人说，美国应该在丹麦的社会安全网上建立模式，例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这样的人就会说：“我们不是丹麦。”克林顿在2015年嘲笑道：“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

然而，当涉及到冠状病毒大流行，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如何从被称为“封锁”的暂停动画状态过渡到被称为“重新开放”的更令人恼火的阶段时，所有政治派别的焦虑的美国人都非常乐意将外国视为潜在的模式。最近，尤其有两个国家成为了试金石：瑞典是保守派的试金石，德国是自由派的试金石。但这两种方法在美国真的有效吗？

《纽约时报》前几日的一篇文章，将德国的方式概括为“谨慎、以科学为主导的政治领导和广泛测试、追踪和社会疏远的政权的结合”该国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对政策变化进行了系统的测试，并以明确的、数据驱动的指标为基础，如R0，即病毒的有效繁殖率（由一名感染者随后感染的估计人数表示）。因此，拥有量子化学博士学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上周自豪地宣布，德国可以“拿出一点勇气”，开始重开大部分经济和社会领域。

5月12日，在慕尼黑，全国范围内的冠状病毒封锁解除，一些公司开设了门店，顾客在排队等候。（Andreas Gebert/路透社）。六个多星期以来，新的每日感染人数首次下降到1000人以下。R0已降至0.65，远低于1.0的临界值，这一临界值将不断增长的疫情与不断缩小的疫情区分开来。死亡的德国人不到7000人，比大多数邻国的死亡率要低得多。结果，商店重新开门营业，餐馆、酒店、教室甚至职业足球赛都将紧随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