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为什么是北魏皇帝的家庙？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西郊，主要建于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到太和十九年（495年）间，是中国第一处由皇室显贵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

中国历史上开凿石窟寺庙的鼎盛时期，与印度佛教传入有密切关联，从西边的新疆、河西走廊、陕北关中区域，到华北和东北等地区，都有石窟寺庙的踪影。

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政权，拓跋珪（371－409年）称帝后，于天兴元年（398）时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开始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并对佛教沙门、道教道士均加礼敬，开窟造像颇为盛行。

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时，因发现寺院私藏兵器而大举灭佛，诏书斥责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孽”，并颁布毁佛政策，毁佛焚经，坑杀僧人，史称“太武灭佛”。不过仅仅7年后，北魏依然佛教盛行，继位的文成帝（440－465年）在位满一年后，便下诏恢复佛法，并于武州塞（今大同云冈），开凿石窟。目前云冈现存的石窟，均属于文成帝复兴佛法后所建。

初期，昙曜上奏文成帝，于和平元年（460年），在桑干河的支流武周川旁的断崖上凿山石壁，开窟五所（今称为昙曜五窟，编号为16-20）。之后，武州山开窟造像大规模地展开，进入了崇佛的高潮时期。河北等地的数十万传统匠师雕凿了其他的窟（编号1、2、3、5、6、7、8、9、10、11、12、13）。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云冈石窟的雕凿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故在中区石窟中(5-13窟)可见到许多带有汉族色彩的佛像。

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之后，开凿的热潮逐渐衰退，此后窟龛多由贵族官吏为祈福超渡而建。这些窟多为小型洞窟，即昙曜五窟以西的诸小窟。

在云冈石窟开凿的初期，其风格带有浓厚犍陀罗及笈多王朝的色彩。佛像的姿势也明显反映了外来的风格，包括脸形较为丰腴、肉髻较高以及眼廓较深、鼻子较高。

云冈石窟开凿的高峰期是北魏孝文帝时。石窟的主要结构多沿袭汉朝，佛像的衣着与表情也与初期较为不同。例如：大多数佛及菩萨的服饰都近似于南朝士大夫的穿着，且脸形、五官也较为世俗化、汉人化。

第三期石窟多开凿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石窟规模缩小但数量增多。本期的石窟多是为了祈求平安及超渡亡者而兴建，故在窟中有世俗男女供养人排列于龛下。

而这第16至20的石窟佛像，就是拓跋皇室的家族群造像。因为当时高僧法果提出一个说法：“太祖（拓跋珪）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除亲自礼拜北魏皇帝外，还称“能弘道者即为人主，我非拜天子，乃礼佛也”。把皇帝当如来佛祖一样恭敬礼拜，这一观念的普及而造就出云冈石窟一座座刻有皇帝面容的大佛，整个云冈石窟的初期开凿可说是建皇帝庙。

与龙门石窟相比，敦煌石窟与云冈石窟很幸运地仍保留许多炫丽的色彩，比如云冈第12窟，凿刻题材与音乐有关，整个石窟充满鲜艳色彩。似乎可以通过这些丰富的颜色，隐约听到飞天的乐舞声。不过以皇帝为题材的第16到第20窟，就没那么幸运，石像的色彩大部分都消失殆尽。

云冈石窟除了有北魏皇帝面容的佛像外，最大的价值在于其融合了中西文化特色，像是石窟中不仅有印度佛教特色石柱，还有古希腊的爱奥尼亚、科林斯石柱风格；有印度穹庐顶，也有中式宫殿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