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始末

1936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中国大地上，国内国际各种力量分化组合、风云激荡，上演了一幕幕大戏。在这一年即将翻过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几乎超出所有人意料而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的清晨，陕西临潼骊山风景区内格外寂静，蒋介石下榻在五间厅内。五点左右，一阵清脆的枪声骤然划破黎明前的天空。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卫队营营长王玉瓒是负责蒋介石警卫的第一道警卫线，他带着部队往里冲。第二道警卫线是蒋介石自己的侍卫人员，所以传来了一片枪声。当东北军进入到蒋介石的住室五间厅时，蒋介石已经不在。王玉瓒很有经验，一看蒋介石的衣服甚至假牙都原封不动，就伸手摸了一下被子，被子里还有余温。他就说：“没走远，赶快追。”所以东北军的部队就向后山追去，不久后山传来了一个声音，说“委员长在这里”。王营长赶快带领部队上去，卫队们从一个荆棘丛生的岩洞的石缝里面架出了蒋介石。与此同时，西安市内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随后，张、杨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为什么西安事变会发生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却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安内”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他的独裁统治。蒋介石不断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发动进攻，围剿共产党和红军。

第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西北内战基本停止。张学良在陕西“围剿”红军，短短三个月，东北军四战四败，损失近三个师。张学良意识到：“剿共”是一条死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从1936年初开始，张学良就私下里主动和红军有了接触。1936年4月9日，在夜色的掩护下，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第一次秘密会面，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会谈结束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临行前，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册中国大地图，相约“共同保卫中国”。此外，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等去会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双方达成合作初步协议。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这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张学良、杨虎城不愿意打内战，就此问题与蒋介石曾有激烈的争吵。1936年10月，蒋介石来到西安，逼迫张、杨率部加紧“剿共”，并调来30个师的嫡系部队督战。1936年12月4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蒋介石率一众军政大员再次来到西安给张、杨打气，声言“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张、杨不愿“剿共”，蒋介石威胁说：要么上前线进剿红军，要么将两支部队调往福建和安徽，让出陕甘一带由中央军自己“剿共”。蒋介石提出的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

12月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抗日，大意是：如不再对日寇加以制止和反击，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个人争论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即使你现在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变”。

12月9日，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索。这一天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几千名学生在寒冬中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万般无奈，他们下定决心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2月11日晚上，张学良在他的公馆住宿楼的二楼会议室，向东北军将领宣布了他要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这个决定。同时，杨虎城向他的十七路军的将领进行了布置。随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杨虎城公馆指挥了西安事变的行动。

所以，西安事变的发生看似偶然，实际上有很复杂的、曲折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际国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各方面都是什么反应呢？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的常务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如何应对西安事变，南京政府存在两种主张：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主张武力讨伐，准备派中央军围剿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若如此，新的内战将全面爆发，而且蒋介石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另一派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反对武力讨伐，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主张派人和张学良谈判，积极开展营救蒋介石的活动。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日本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我们再看看苏联的态度，苏联和共产国际也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危险，苏联的西方是希特勒，东方是日本，他们担心这个事情激化以后对苏联的安全不利。所以，苏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这个当然不是事实，后来随着事情真相暴露以后，他们也慢慢改变了看法。

我们再看看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事变一发生，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泽东发电报再次确认消息属实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分析西安事变的情况和我们党要采取的对策。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应该支持。周恩来发言说：张学良杨虎城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经过反复讨论，后来共产国际又来电报，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办法，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杀掉蒋介石，不仅不会停止内战，还会形成新的内战，这样会给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灭亡中国创造便利条件，这将使中国的前途更坏，中共中央决定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为主导方向。此时，各个方面的力量都在调动自己的能量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西安事变，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各方利益将如何博弈呢？

在南京政府那边，军事讨伐的舆论高涨。在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何应钦调动各个方面的部队，甚至派了飞机侦察西安上空附近的位置，准备派几十架飞机轰炸西安，形势非常紧张。宋美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反对，大军一进军，派几十架飞机轰炸西安，那蒋介石还能活着回来吗？宋美龄把这个信息转告给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写了一个手令，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动武。另外一方面，宋美龄也和何应钦谈判，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停止军事行动三天，这场新的内战的危险暂时消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安事变的和平谈判将如何进行呢？

我们党从12月13号召开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以后，17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张学良把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发动西安事变以后各个方面的动向和周恩来交谈了。周恩来到了西安以后，开展了各个方面的工作，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他们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充分交流意见，就如何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乘专机来到西安。宋美龄专门看望了蒋介石，劝蒋介石放弃宁死不予妥协的决心，接受张、杨谈判。原来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强硬，根本不答应。宋美龄把南京政府有些人准备炸平西安的情况也告诉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决定要采取适当的办法来解决。蒋介石专门给宋美龄宋子文说，你们要想办法和周恩来联系，西安事变问题的解决，没有共产党参加不行。

12月23日上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式谈判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举行。蒋方代表是宋子文，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第一是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二是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三是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四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是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是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24日，双方最终达成了“联合红军抗日”“决定抗日救亡方针”等六项条件。周恩来提出要直接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做了工作后，蒋介石同意了接见周恩来。

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来到蒋介石的住处。12年前，他们相识在黄埔军校，那时，一位是校长，一位是校长得力助手政治部主任。十年内战，周恩来反倒成了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缉拿的“匪首”。他们相见后，蒋介石说身体不舒服，然后不说话，周恩来未能多谈就起身告辞了。后来周恩来提出来，还是要和蒋介石当面交谈，第二天一早，宋氏兄妹和周恩来再次来到蒋介石的住处，周恩来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及努力。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了三点要求：第一点，停止剿共，第二点，要容共抗日，要容纳共产党，实际上就是联合抗日的意思。第三点，中国共产党要派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保持接触。对周恩来的三条态度，蒋介石接受第二，第三条，要抗日可以，要派代表到南京可以，对于第一条停止剿共，蒋介石不表态，而且各个方面谈了好几次。最终，蒋介石基本承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一主张，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

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显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棘手问题，基本上保住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张学良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90年才获得自由，那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了。而杨虎城却在1949年9月6日这一天，被国民党杀害于重庆戴公祠，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12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彪炳后世。

如何评价西安事变？给西安事变以特定的历史定位，非常重要。西安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侵略魔爪伸向华北这个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当时时局转换的枢纽。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步一步推进，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是完全应该得到肯定的。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内战的停止，后来我们中国不会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联合到一起。尽管有很多摩擦很多曲折，但总体来讲，全国捐弃前嫌，共同对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逐步形成。所以，西安事变在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当中做了特殊贡献，这个贡献将会记载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册上。

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和广大民众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