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益足球”到“人民足球”,从“良心已死”到“狼子野心”

2020年12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足协会议上,当陈戌源说出那句著名的“良心已死”,国内舆论也随之开始了一波对“金元足球”的口诛笔伐,倡导“公益足球”。

这一切,正如2021年4月20日,切费林针对“欧超联赛”组建时,所说的“人民的足球”。“我们将维持赛事的升降制度,保证即使小俱乐部,也有和大俱乐部同场竞技的机会,维护‘人民的足球’。而有些人正在杀死世界上最美丽的运动。”

随后,“切费林下课”(CeferinOut)这个标签,登上Twitter各国热搜(在意大利一度登上了热搜榜首),并在随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时不时沉寂,又时不时再被各国球迷刷上热搜榜。

这一切,正如“良心已死”、“金元足球”相关的标签,从2020年12月到中超开赛前时不时在微博热搜上榜。

从“公益足球”到“人民足球”,从“良心已死”到“狼子野心”

“CeferinOut”登上意大利热搜榜首

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围剿“叛徒”,捍卫现有体制,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在欧洲,许多球迷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欧超,是担忧自己的球队永远被排除在欧超之外,而不在欧超本身。许多人,包括切费林自己首次回应欧超时,可能都没详细研究过,欧超如果实现,会对欧洲足坛产生什么影响。而“封闭的联赛”,也并不能完整体现欧超最初的构想。

“人民的足球”、“社区足球文化”等口号,对情绪化的球迷很有号召力,以至于不少人忘记了,大俱乐部原本就不像小球队一样,能跟“人民”、“社区”简单划等号。

一些球迷跟风呼喊着“人民的足球”,实际上却没有几个曼联球迷去看联曼,没有几个利物浦球迷去看利物浦城,也没有几个米兰球迷去看Sesto San Giovanni。

“大多数吃瓜群众其实是错误的”这件事,在历史上,在多个领域,已经被证明过太多次。要举个近些年的例子,可能我会想起乔布斯的“我们比用户更懂用户的需求”。欧超或许也真的比“XX年铁杆球迷”更懂他们自己。

虽然在欧洲生活过很长时间,但我对欧洲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一向嗤之以鼻。在认知不对等的情况下,票权对等,本质就是耍流氓。诚然,在近代社会的某个阶段,这样的制度更加先进,也曾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放在今天,这制度就是大搞愚民选票的基础。如果真的要人人投票,那票权也应该积分制。

同样,中国社会中,许多不看球的人,听闻国足难堪的成绩,国脚们天价的年薪,很容易加入“逼他们降薪”的大军中。另外,部分传统中超豪门、劲旅的球迷,即使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但“金元足球”别人能玩,自己的球队不能玩,也要跟风加入抵制。

这两起独立事件分别发酵后,无论是中文社媒微博上对中国足协的嘲讽,还是外文社媒Twitter上对欧足联的群嘲,背后都是少数深度球迷的呼声。与吃瓜群众明显不同的是,这群网民,熟知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金元足球”真的良心已死吗?

在中国舆论声讨“金元足球”时,反对声讨的球迷知道,中超历史上烧钱最严重的球队并不是恒大,而是上港。烧钱最严重的时期,是现任足协主席陈戌源在任期间。而相比广州恒大,上港烧钱的效率,显然要更低。恒大烧钱,烧出了两个亚冠冠军,上港烧钱,只烧出了一个中超冠军,在国际赛事并无锦标入账。

至于质疑“夺亚冠又怎样,国足有提高吗?”的球迷,可能十几年前都没看过中国联赛。也就不知道,那时候的中超顶级球队,同样存在的“恐韩症”,曾和国足一起被调侃过,甚至亚冠惨案,成了被不同主队的球迷拿来作为互相攻击的理由。

如果你能用心翻出恒大首夺亚冠前后的相关报道,在评论区你会翻到不少“终于扬眉吐气了,虽然是靠外援”这类留言。这些都是中国职业联赛真实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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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夺得亚冠,是中超球队首夺亚冠

长期关注中超的球迷知道,恒大最初的所谓“烧钱”,和“80亿”以后的中超,是不同的景象。最大的泡沫,出现在“80亿”以后。“80亿”始作俑者也并非恒大,而是足协以及更上层的口号,让市场对中国足球产生了强烈正面预期。而要想去除这些泡沫,除了着眼于“开支过高”,更应该着眼于“收入瓶颈”。

长期关注中超的球迷知道,中超一直是“伪职业足球联赛”,它没有和国际足球类似的球员工会,没有类似五大联赛的职业联盟。中国联赛一直以来,都是“管办不分离”的,中国足协既是运营者,又是管理者,还充当着“体育法庭”的角色。而五大联赛早就有的商业独立运营,在中超也一直是不存在的。

打包球衣赞助,打包版权销售,随意制定和修改联赛规则,常常为了国家队而让路。更要命的是规则更改后,中国足协永远拥有最终解释权。

不能说“怎么赔钱怎么来”,但也真做到了“你们赚不赚钱,主不在乎”。于是中超在大举烧钱的同时,无法对应比例的提升赚钱能力。当然,有一家球队例外,还实现了连续三年账面盈利。

而中性名和限薪令,更是在将中超从经营层面,推向绝境。建业搬迁风波闹得沸沸扬扬,苏宁夺冠即停止运营,泰达一度“窒息”又起死回生,恒大也从“为国养士”到收紧腰包。萌生去意的,几乎是中国各级别联赛的所有民间投资人。

在中国,把俱乐部的危机仅仅归咎于疫情,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把危机归结于“金元足球”,则更站不住脚。

诚然,限薪令、中性名政策出台之前,就连年有多家俱乐部破产。无论中超、中甲还是中乙,历年盈利的球队都屈指可数。尤其对于小球队来说,想靠“开黑店”出售成年球员挣钱的路,也早就被转会费“上限”锁死。至于青年球员?青训补偿的落实从来就没到位过。

一方面,顶层批判着“金元足球”,另一方面,底层又因为“不够金元”而生存困难。当民企、个人投资人,被冠上“良心已死”,“这届投资人不行”,成了中国足球发展不好的背锅侠。

其实从资本的引进来说,中国足球一度是很成功的。全国最优秀的顶级商人中,不少都投入过中国足球联赛。当部分舆论指责“投资人不行”,不知是否想过,这些投资人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换句话说,假如比尔盖茨、巴菲特、扎克伯格来投资中超,中超就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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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许家印、马云,投过中国足球的还包括王健林、张近东等顶级商人

中超作为商业联赛,不谈盈利,却呼吁公益。对于“公益足球”,中国足协依然保持着一贯拥有的最终解释权。

由此也产生了一些论调,比如“如果5-10年后,中国基层足球有所提高,那么功绩在中国足协”。看起来毫无破绽,但仔细思考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假设,中国在未来5年整体的经济增长是50%,足球产业的增长却只有20%,没“跑赢GDP增速”,可能也没跑赢通胀,但数字上却是提高的,那这样的纸面提升,能拿去请功吗?

随着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逐步向发达国家过渡,文化艺术体育领域的消费增长,是不可逆的大趋势,也是市场刚需。而在体育这个板块下,足球天然占据着最高的比重。

不幸的是,在强烈的刚需需要释放的背景下,如果仅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纸面数字上的增长,可能在一系列倒行逆施下也能够完成。但我们却找不到一个严谨的参考系去论证,假如没有那些倒行逆施,增长能增加多少(由此准确推算出倒行逆施带来的负作用)。


欧超联赛真的“狼子野心”吗?

同样的,欧超联赛胎死腹中,人们也就永远无法推算出,今天欧足联的管理下,欧洲足球失去了多少商业化的可能性。当然,欧足联所作所为都是在既定框架内受到约束的,要出现类似中国联赛的反常规操作,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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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事务所在2021年发布的统计显示,在20/21赛季,疫情给欧洲TOP 20俱乐部带来的收入损失,达到了惊人的20亿欧元。

在意甲,19/20赛季收入从前赛季的27亿欧元,下降到22亿欧元。亏损额则从前赛季的2.92亿欧元,增加到了7.54亿欧元。到2021年,疫情给意甲带来的损失,粗略估计达到了10亿欧元。

另一方面,主要球队的负债普遍在上升。一些球队虽然通过母公司注资,让账面不那么难看,但亏损的承受方,依然是投资者。“破产危机”,一次次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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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米兰因一度欠薪处在舆论风暴中不同,许多意大利的中小俱乐部,达成了更大的降薪幅度,也并未受到舆论的过多质疑。前段时间,卡利亚里主席朱里尼就公开表示,意大利俱乐部的负债率普遍过高,糟糕的现状正在打击投资人的信心。

在意甲,面临工资发放困难的,除了国际米兰还有卡利亚里、克罗托内、桑普多利亚、热那亚、贝内文托。而在意乙和意丙,遭遇严重困难的俱乐部,共有18家。对于俱乐部申请的工资延迟发放,足协只能一再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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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超,俱乐部收入受疫情影响下滑13%,损失同样达10亿欧元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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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来,欧洲各国均出台了数额庞大的各类补贴措施,补贴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的企业、打工者、个体户。在意大利,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人群、企业的补贴接连出台,但很多时候这些补贴有两个特点:申请繁琐、杯水车薪。

为了给经济续命,政府债台高筑,资金流动性变差。为此,欧盟还专门推出了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Recovery Fund),来统筹欧盟经济的复苏。其中3900亿为赠款,3600亿欧元为贷款。看似是“一笔并不存在的钱”,但实际上需要从金融市场融资,然后由欧盟国家进行偿还。

7500亿“复苏基金”,意大利占据其中2090亿欧元的份额,其中包括814亿赠款,以及1274亿欧元贷款。在意大利向欧盟提交的计划中,这2090亿欧元的用途,包含了减税、推行在线支付、发展5G、绿色经济、医疗......但很大一部分,将被用于给各行各业延长发放补贴。

虽然补贴涉及许多行业,但意大利政府却和其他各国政府一样,忽略了对足球产业的补助。各国足协、体育部门、欧足联,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有效作为。虽然深知俱乐部面临的财政压力,但无力向各政府讨要补助,只能把压力留给俱乐部独自承受。

2020年末,意大利政府并未批准足球界主张的6亿欧元补贴(主要是空场比赛造成的票房损失、赞助商流失)。事实上,意大利财政每年给所有体育项目的拨款,也不过4亿欧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意甲的损失。从意大利民意上来说,普遍反对补贴富人,而足球被认为是“富人的产业”,得不到补贴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意大利足球产业的总产值为每年47亿欧元,其中65%有意甲联赛(男足)产出。意甲每年的纳税额高达10亿欧元。但到2021夏天,整个意甲在疫情期间损失了超过10亿欧元,却依然没有得到政府任何补贴。意大利政府仅有对体育的微薄补贴,是针对底层体育工作者的补贴,而意甲并不在补贴范围内。

有人会说,欧超即使成立,也解决不了所有俱乐部的问题。但与中超不同,欧洲足坛依靠转会费创收,是没有限制的。转会费的流向,终将是中小俱乐部。而青训补贴制度,在欧洲也非常完善,能够有效惠及基层青训。

解决了整体亏损的问题,个体亏损的扭转,也就有了改观的大环境。而欧足联对于解决“整体亏损”问题,却另辟蹊径......

以身作则“人民的足球”

虽然欧超名义上仅剩3支球队,但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并未停止对欧超的攻击。为了攻击欧超,他甚至在“海瑟尔惨案”纪念日,怒斥“阿涅利在我眼中已经不存在”,却忘了过往欧足联每年都会纪念的日子。

切费林口中的“自私、贪婪”,与阿涅利口中的“失望的呼喊”,形成巨大反差。

这里贴一组来自《足球金融网》的数据:

切费林2019/20赛季的税前收入(不含奖金)为2421539瑞郎(约合219万欧元),比18/19赛季上涨了近50万瑞郎。而2020/21赛季,切费林的收入继续上涨到了264亿欧元。切费林在任期间,自己的薪水涨了55%。同期欧足联的收入仅上涨了7.1%。

欧足联总执行长西奥多里迪斯的税前收入(不含奖金)为1356924瑞郎(约合123万欧元),比18/19赛季上涨了181294瑞郎。

欧足联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薪水为237500欧元,其他成员薪水为152000欧元,分别比18/19赛季上涨了12500欧元、8000欧元。

疫情期间,欧足联主要官员的薪水都增加了,而非减少。降薪的,大多是欧足联的基层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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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和意大利足协主席格拉维纳

无独有偶,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力挺欧足联、反对欧超的意大利足协主席格拉维纳,在2021年也加薪了。

根据《足球金融网》、《Panorama》等媒体的报道,格拉维纳原先在意大利足协拿的薪水,仅为象征性的3.6万欧元年薪,这一数字在意大利是接近中位数的水平,很难想象出现在足协主席的位置上。在意大利足协工资体系改革后,格拉维纳每年能从意大利足协拿到24万欧元,加上欧足联执行委员会的152000欧元,每年薪水将超过39万欧元。

于是,当这两位呼吁球员降薪,呼吁“人民的足球”,这很接地气。


降薪是唯一出路?

由于无法承受大规模发放补助的财政压力,从2020年5月开始,欧洲各国就普遍默许了疫情下各行各业冒风险重启。

如果按照中国标准,或者按照欧洲以往对生命健康尊重的标准,去评判这样的仓促重启,那就是“毫无人权”。

足球是最早重启的“非必要”产业之一。不仅承担了高风险,欧足联还专门推出重启赛事的标准,让各国足协去自行参考。

在意大利,政府不愿意给意甲金钱援助,就给了意甲更宽松自由的防疫标准,让意甲自己想办法挣钱。但“特赦”的防疫规章,和“民间”的防疫标准发生冲突,又闹出了笑话。

有段时间,检验意甲球迷真伪的标准,无非是问一句“尤文3-0那不勒斯那场球,是不是特提气?”

虽然联赛重启了,但漫长时间的空场(或部分空场)比赛,不仅直接损失了门票收入,还使得曝光效应(商业价值)下滑,引发了诸多球队与赞助商在合同金额、续约问题上的矛盾。甚至影响到转播权益。

比如,由于“封国”给比赛造成的延期,Sky去年就一直未按期支付最后一笔1.3亿的版权费给意甲联盟,双方为此闹到了米兰法院。虽然“封国”的原因在意大利政府,但既然意大利政府不愿意补贴Sky的损失,那就只能坑“外来的和尚”。最终,Sky败诉。而Sky最初的诉求,只是“转播费打折”,但意甲联盟寸步不让。作为对比,西甲和英超均对19/20赛季的转播费做出了一定让步。

对足球顶级联赛,只薅羊毛,不喂草的,并不止意大利政府一家。经济较差,财政可操作空间有限,值得理解。但对于职业联盟和足协来说,显然理解政府,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意甲联盟、意大利足协对欧超的反对,也非常容易理解。他们毫不避讳,担忧新的赛事出现后,会吸引更多的商业赞助,而自身的竞争力影响力会下滑。

因此,虽然在现有条件下联盟、足协无力解决俱乐部的财政困境,却也不愿放少数大俱乐部另寻出路。但俱乐部的压力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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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大联赛、各足协和欧足联商议的结果就是,呼吁球员降薪。

在劳资关系中,最优秀的打工人,常常不仅被老板盯着,还被底层打工人嫉妒。逼这些人降薪,看起来顺理成章。他们是舆论上的弱势方,常常既要注意处好周边关系,又要注意公众形象,很容易被舆论影响到生活。普通人的躺平,对顶级联赛球员来说,只能是幻想。

过往,欧盟对劳动者的保障,一直是非常完善的,这甚至是欧盟道德优越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今却成了“满口道德仁义,……”

很巧的是,这一点在中超也同样成立。“能力与收入不匹配”,居然成了公开不尊重合同的借口。而且降薪降得更强制性,更统一。

如今中国对《劳动法》的执行越来越完善,但当足协公开制定限薪令,舆论第一时间却站在了足协一边。

的确,足协并不要求现存的合同撕毁,只要求新签订的合同控制薪资,但这已经实际上造成了一批球员的薪水下降。另外,即使出现了明目张胆的欠薪,足协也并未出面妥善解决。

当然,在限薪令颁布前“一不小心凑巧,续上了”,虽然绝妙,却也不是一般球员能拥有的运气。

以往,每当有人说“低人权是生产力”,总有另一群人站出来反驳。欧洲是人权的标杆,高福利的天堂,有契约精神。但同样的事情恰恰就在欧洲也上演了。

2020年,欧洲足坛就有过短期的降薪潮。随后疫情延续,20/21赛季,各俱乐部依然不断努力促使球员接受降薪。当然,这样的建议遭到了绝大多数球员的反对。

虽然,俱乐部的确面临着收入的缩水。但球员们也有依照合同维护权益的道理。况且,许多球员都曾接受过一定程度的临时降薪,或工资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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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发布的俱乐部收入情况报告,19/20赛季普遍缩水,20/21赛季数据未出,但依然不容乐观


打击“金元足球”,VIP例外?

当有人被牺牲,就也有人获利。

在欧超联赛发起组建后,原欧洲俱乐部协会主席阿涅利不再担任原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直站在欧足联一边的大巴黎主席纳赛尔。就在纳赛尔就任ECA主席前后,欧足联宣布将部分放松FFP的限制。但早在此之前,大巴黎已经多次合法绕过F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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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费林和纳赛尔

FFP(Financial Fair Play),全称“财政公平法案”, 本是欧足联用来防止“金元侵蚀足球”造成不公平竞争的法案,首次提出是在2009年。

但讽刺的是,12年过去了,近些年被认为是“金元足球”的切尔西、曼城、巴黎圣日耳曼却活得一个比一个好。FFP出台之初,被认为代表着文化、传承、历史的米兰双雄,却被FFP折磨得不轻。

2021年,切尔西和曼城会师欧冠决赛,最终切尔西夺冠。如果把这个结果传递回2009年,不知当时反对“金元足球”的球迷作何感想。因为以09年的视角来看,这完全是“金元足球”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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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格兰职业联赛虽然发展迅猛,英格兰国家队却大赛难出成绩,即使重金请来了顶级意大利名帅,也没能在大赛上有所提高。本土“户口本”工资高昂,让本土球员不愿出国踢球。而留在国内联赛的,刚踢出两场好球,就被英媒吹捧为“大英帝星”,到了国际赛场上,却都不堪重用。一度有舆论分析,正是金元足球盛行,毁了英格兰足球。

如果评判一切利弊的标准是国家队成绩,那靠砸钱和外籍球员夺得两次欧冠冠军,对英格兰足球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提高呢?或许人们可以说,切尔西比曼城更有底蕴——因为烧钱开始得更早一些,也拿过一次欧冠。其实,哪怕是皇马、巴萨、尤文、米兰,谁又不是因为在过去一掷千金,带来了昔日的成功呢?

另一个问题则是,“财政公平法案”,真的公平吗?当大巴黎能够成功绕过FFP,网罗内马尔、姆巴佩,还能幻想签下C罗、梅西,慕煞一众豪门,FFP还有它最初存在的意义吗?这是否像极了在西欧和北美,只有中产才老老实实纳税,富人却有的是办法合理避税?

同样,在中超征收转会调节费的时候,有的球队被严格执行,有的球队却可以不缴纳。而被征收的转会调节费如何使用,至今是个谜。即使在低级别球队欠薪,球员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这笔钱也并未被用来“拯救基层足球”。

然而,他们说,要搞“公益足球”、“人民的足球”。

从“公益足球”到“人民足球”,从“良心已死”到“狼子野心”

在西方社会,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愚民政治大行其道,反智主义和平均主义盛行,富人们欣然接受穷人们索要福利的提议,赚足了社会公益效应,最后中产阶级发现,倒霉的却是自己……

如果到了足球场上,倒霉的显然也是“循规守矩”的大多数。而循规守矩的原因,自然是没有绕过层层规章制度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起义”前的皇萨文,挂着豪门的名号,却并不是特权阶级。苦于FFP的米兰双雄,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中超大多数球队,当然只能来什么规矩就守什么规矩,但守规矩的,也仅仅是“大多数”。


一切为国家队让路

像欧洲杯这样的赛事,很容易掀起“全民狂欢”。在被疫情管控政策折磨了一年多的欧洲,人们需要这样的狂欢,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

从“公益足球”到“人民足球”,从“良心已死”到“狼子野心”

欧洲杯开幕式

对于欧足联来说,欧洲杯也是难得的营收机会。预计,欧洲杯将给欧足联带来13亿欧元的收入。为保障欧洲杯的顺利举办,欧足联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既然避免不了仓促重启,给球员带来的高强度工作,那就延续疫情下欧冠的规则,每场多换两个人。

但也有不近人情的安排,比如,当出现意外中断了比赛,那就尽快恢复进行。给你三个选项:今儿踢,明儿踢,0-3。

从“公益足球”到“人民足球”,从“良心已死”到“狼子野心”

丹麦主帅称,并非他们要求立即恢复比赛

在重视国家队这点上,“公益足球”也不甘示弱。比如,提前一天宣布联赛延期,一切为国家队让路。退球票,能实现,退机票住宿?没门儿!

这样的情况不仅会出现在足协主动延期的比赛,还会出现在足协“被动换场”的国家队比赛。一句“RNM,退钱”,只是苍白无力的发泄罢了。该被牺牲的人,早就被算计好了牺牲的具体步骤……

而国家队比赛日的“好处”,还在于它吸引了绝大多数球迷、非球迷的注意力。于是,多数欧洲人不再关注欧超联赛的后续,不再关注面临破产危机的中小球队。

正如多数人沉浸在国足进军12强赛的喜悦中,却忘了被一再延期的中超联赛,如果再因12强赛变更赛程,会变得更加支离破碎。而俱乐部的利益,一直在被忽视。

国家队赛事固然重要,无论对于民众情感,还是所对应足协、足联的工作成绩。但当四年一度的大赛结束,陪伴球迷日常的,终究还是俱乐部。当大量俱乐部遭遇困境,显然,仅仅“公益足球”和“人民的足球”,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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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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