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只截取监狱生活的后半段谈一个人。
姓就帮他隐去了,名字叫“德安”。
其实呢,他的德行毫无安放之地。
我是在担任事务犯之后才跟他有所接触的。
新犯组组长释放前,推荐过我担任他的岗位,管教民警以我入监时间短怕引起非议而拒绝了。
后来劳动大组长推荐我去做质检员——负责鞋子质量,相对轻松。
但我认为自己是个烂好人,经不住别人软话,怕到时候出现生产事故,就拒绝了。
老老实实在自己劳动岗位上刷胶水、做手工活,别人都笑我傻。
后来也挺幸运,监狱设置了新的事务犯岗位,叫做“信息员”。
每天工作内容是半小时清点一次人数,一小时清点一次劳动工具,有人争吵或打架,第一时间劝解并汇报民警处置。
因为这个事务犯岗位是新设置,毫无旧例可循,所以我一开始走来走去看着别人干活很不好意思。
有时候我就拿着笤帚帮劳动小组扫扫地,民警就会说,干好本职工作就行,其他不用管。
这让我更尴尬。
因为分监区有两百人,省局规定,需要2名信息员。
这时候,“德安”成为了我的同僚。
他完全是靠着在监狱时间久一步步混上来的,当过采购大账的统计,干过伙房的帮厨,做过质检员,现在成了信息员。
毫无疑问,他是很开心的,毕竟质检员需要对劳动产品负责,如果运出去的鞋子、衣服被厂家退回返工,那么追究的第一责任人就是质检员,这也就是我甘于做普工的原因。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向对待其他人一样真诚对待他的。
但是很明显,他认为我来得晚,没他资历高,所以处处指手画脚。
我不太懂得人情世故,也不太愿意跟监狱同犯推心置腹,有时候看不惯了,会回几句嘴。
这就让他脆弱的玻璃心受到了伤害,于是针对我的报复势在必行。
每周特警会不定时进入分监区对信息员突然袭击,详细询问每一组劳动人员人数以及每一组劳动工具的个数。
我们分监区8个劳动小组,我管1-4组,他负责5-8组。
因为生产需要,4组的一把劳动剪刀拆除后,给了劳动5组使用,机修工太忙,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讲,而“德安”亲眼看见劳动5组增加了一把剪刀后,在自己的统计表中+1,然后选择沉默。
无巧不成书,这时候,特警凑巧进来了,然后凑巧选择了问我劳动工具,然后凑巧选择了验证劳动4组。
结果,你知道的,少了一把剪刀。
当管教民警帮我打圆场时,“德安”站在十米开外幸灾乐祸的笑。
当然,笑得不止他一人,那些觉得不公平的普工,也在偷着乐。
这就是监狱待久了的格局,很多人心中,只有算计。
最后,我被扣了10分。
当月考核分从140跌至70。
监狱有个潜规则,最近半年内扣分的服刑人员不得担任事务犯岗位。
所以当晚上收工时,很多跟我“关系不错”的同犯都略带同情地对我说,可惜了,扣分事小,岗位没了事大。
还有的跟我开玩笑,下周你就要跟我一起劳动了。
每次路过“德安”监室门口,一向严峻冷漠的他反倒主动打起招呼来,语气还和善了许多。
我知道,这是作为胜利者耀武扬威的姿态。
其实我也挺忐忑。
倒不是因为事务犯岗位,而是不知道怎么跟家人说被扣分。
家里人肯定会失望,觉得我没有踏踏实实改造,对不起他们的付出。
周一出工,我云里雾里地排着队,重新走进工厂。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周末这两天,民警没有通知我去哪个小组干活,也没有说我能不能继续干信息员。
疑惑的我,跑去问民警,我的帮教民警告诉我,没通知就去干信息员,其他不用管。
然后我很心虚地穿上马甲,拿着统计表,又开始“溜达”。
一个河南老乡私下问我,送了多少钱,我说一分没有送,他继续追问,是不是监狱有亲戚,我说真没有。
然后他不屑地说,跟老乡还不说实话。
关于“德安”,这只是其中一件。
打小报告、偷拿我的统计表、从我的劳动小组拿走劳动工具却保持沉默,如此种种,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我都习惯了,要知道,监狱里一些人,关了七八十来年,他们的世界,只有勾心斗角。
释放那天,是我最轻松的一天。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看我的眼神,有羡慕,有无奈,有失落。
但我很坦然,把自己多余的洗发水、沐浴露、卫生纸以及零食送给了平日里照顾过我的其他事务犯。
唯独没有送他,我的态度很明确,他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敌人。
可有可无,才是对他们这种人最好的回击。
监狱里的“坏人”有很多。
这只是我遇到的其中之一。
当你受了委屈,不要着急申辩,他们盯着的只是你,而你要注意的,则是自由和梦想。
监狱让我收获了成熟,也磨炼了某些人的心机。
此文,献给折磨过我的“德安”。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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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攒动火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
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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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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