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学制改革时戒用外国名词和语法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又提出：严戒袭用外国的无益名词，否则士风就会不正。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也有不少人喜欢写文章时乱用外文名词或译来的名词，而不喜欢用中国传统的词汇来表达有关问题和思想，这也是学风不正的表现。我们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极少使用外来的名词，而只用中国人习惯的词汇，写的文章明白易懂，这才是最好的文风。可知，清末规定严戒袭用外国无益的名词，以端士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

这一条认为，中国古人有“文以载道”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到了现代，文章不仅要载道，还要用来撰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文章，因此，用什么样的名词来写作，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此还用外国的情况来证明其必要性，认为外国人论述治国和论述学术，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言语文字来写，除了化学家和工业制造及各种专门之学，会使用一些新的词汇外，其他一般性的文章书籍，都只采用本国的语言文字，不用外来的名词。对于日本语言中的各种名词，虽然不少是古代传下来的名词，这一类大多与中国古代的名词相对应，但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文化与技术，也出现了许多所谓外来词，直接把西方的名词音译过来，放到日本语中加以使用。对于中国来说，清晚期就大量通过日本来学习和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与技术等，但对日语中的外来词，则不会直接引入而使用，而是根据中国语言的习惯重新翻译过来。但在清末，不少人喜欢用这一类中国以前没有的名词，对此，学制改革的章程中明确提出不宜直接把外来名词拿来在中国语言中加以使用。

不过，虽然有这样的禁令，但中国人在近代以来还是引入了很多日语中的名词，并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而流行起来，这一类的名词，在当时就已出现，章程中也列出一些例子，如团体、网魂、膨胀、舞台、代表、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报告、观念、困难等，大多是日本人新造的名词，但也有是借用中国古代的名词，如牺牲就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但在当时的含意已与中国古代不同了。还有一些日本人新造的名词，中国人也没有拿来用，这一类也不少，所以日语中的不少名词，现在中国人也不理解它们的含意，这就是没有接受与引入的名词。而且日本人也有不少重要文件，习惯上还是使用中国古代文辞，有中国古代的文风，这是日本人所说的汉文，都出自中国古代的各类经典，至今与没有完全消失。从这些情况看，清末学制改革时要求不要盲目使用外来词和日本人新造的名词，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不加限制，使大量的外来词突然间涌入中国的语言中，则会使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产生混乱，很容易丢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这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

章程中又说，那些追求文字怪异的人，一定是邪僻之士，他们破坏了中国固有的文体，并败坏了中国的文风与学风。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今天看来，有些人喜欢用一些从外语中直接拿来名词而加以使用，并不是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来说明问题，这就是不是好的文风与学风，尤其是经济学和金融学中，这种情况最为常见。那些使用这些类名词的人，就是想让其他人看不懂，以此显示他们是多么高明，多么深奥，多么有学问。但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的新八股，其恶劣作用就是拒绝了人民大众了解相关事理和情况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自己成为垄断某些知识与学问的所谓专家。这种情况，看起来只是使用哪种名词，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等发展的极大破坏。你说的话，让人民大众都莫名其妙，这不是忽悠又是什么？所以清末学制改革时提出来的这一问题，可以说在今天还是存在的，而且还在继续起着坏的作用。

除了名词，还有外语中的语法也有很多不符合中国人说话的习惯，章程中也提到这一点，认为不能把西洋语言中的语法直接搬到中国语言中来。这在今天，仍然没有根除，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翻译的西方著作，里面还是有大量的外语语法的句子，这一方面说明翻译的人还没有真正吃透外语书所要表达的意思，只会照字面直译外语的句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翻译的人不肯下功夫把外语的说法转化成中国人习惯的说法。所以现在不少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让中国人读起来是非常拗口，难以理解。

清末学制改革时对这个问题已经给予了足够的注意，认为如果放任下去，最终会使中国的学术风教随之灭亡，所以要求对于官方和私人的文牍及各种著述，都要严加注意，不能直接套用外来名词和外语语法，更不得随意效颦，助长这种恶劣风气。此外，在学校使用的课本中、考试卷子中，也必须对这种名词和语法，严加摈斥。

总之，当时学制改革时，已经预先指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希望中国的教育中不要出现这类问题，以保证中国教育的中国文化的特色，这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