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治下的农民乌托邦是个怎样的残暴社会？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以波尔布特为首，成功进入柬埔寨首都金边。

红色高棉（Khmer Rouge）暴力和波尔布特（Pol Pot）暴行的受害者，经历了一段恐怖和残忍的统治时期，堪称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罪行之一。在强烈的阶级仇恨，和一种想要抹去任何城市文化或启蒙运动痕迹的狂热欲望的驱使下，波尔布特发动了一场种族灭绝，消灭了柬埔寨800万人口中至少25%的人，甚至可能更多。

红色高棉依靠酷刑和处决，被认为是他们野蛮的残忍和堕落的返祖现象。尽管经历了四年的国家恐怖统治，和可怕的红色高棉战争罪行，但波尔布特从未对一些难以言说的恐怖事件负责。他单方面决定，将柬埔寨改组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农民乌托邦

波尔布特于1925年出生于柬埔寨中部。他十几岁时在金边上学，并获得了法国的技术奖学金，1949年移民到巴黎。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席卷东南亚的反殖民运动感兴趣。作为一个平庸的学生，他从技术学校退学，1953年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最初是一名教师，最终控制了柬埔寨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红色高棉”。经过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游击队战争，1975年，红色高棉在与美国支持的政府军的斗争中获胜。

由于柬埔寨面积小，人口相对可控，因此柬埔寨是波尔布特实现其独特的可怕愿景的理想国家，这个愿景是一个没有现代性或阶级污点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农业社会。红色高棉立即开始了一项彻底改变柬埔寨的计划。

与外国政府的接触基本停止，学校和医院关闭。银行、货币、私有财产和商业设施被废除。宗教、娱乐、外国时尚以及任何与柬埔寨传统无关的东西都被禁止。所有城市人口，包括拥有近300万人口的金边居民，都被告知撤离到农村地区，那里的社会将重组为农业集体。很多家庭分离，而那些拒绝搬迁的人被当场处决，他们的房子被夷为平地。波尔布特总结了这种治理新方法，他说：“我们将烧旧草，让新草重新长出来。”所有柬埔寨公民都被重新分类，结果许多人遭到诽谤

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这个国家由一个名为Angkar的高级官员委员会中央统治。Angkar大致可以翻译为社区或组织，由波尔布特领导，他被指定为一号兄弟。他的下属被称为二号兄弟，三号兄弟，等等。而其数字的大小取决于政治声望。最终，Angkar成为一个完全服从政权的概念，正如口号“Angkar wills it”所表明的那样。政府政策、酷刑和处决，或任何以官方身份进行的行为，哪怕是在最偏远的权力阶层或政府组织，都可以用这种强制性的声明来证明。当局很快开始辨认那些被怀疑是Angkar敌人的人。因为红色高棉认为城市地区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以及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或富有的阶级令人厌恶，所以城市居民被称为新民，被认为是柬埔寨人的下等人。

在夺取政权后，红色高棉开始了一场识别敌人的运动，并决定他们是更适合“再教育”还是更适合灭绝。

每个人都是目标，包括那些戴眼镜或拥有手表的人红色高棉热衷于铲除不值得存在的新人口，诸如医生、教师、宗教人物、记者、律师和部分以前的政府工作人员等，都受到高度怀疑，经常成为立即清理的目标。许多这样的专业人士连同他们的整个大家庭，都被残忍的杀害了。政府严格把控社会言论，收音机和音乐被禁止，任何社会单位不得超过三个人，不得囤积食物或贵重物品，还有很多人被迫没完没了的工作，而且还没有工资，只提供很少的口粮，而且还很容易被逮捕并处死。被另一名公民或红色高棉成员揭发的任何公民，只要是最轻微的借口，都可以被指定逮捕和拘留。也就是说，你可以告发你不喜欢的人，让那个人和他或她的整个家族遭受酷刑和处决。某些群体，如华人和越南人、柬埔寨基督徒以及柬埔寨穆斯林的占族，都被无条件地消灭了。戴眼镜、戴手表或会说外语的人，最终会面临死刑，因为人们通常把这些特征与知性主义、教育和学术联系在一起。正如红色高棉一句臭名昭著的谚语所说：“放过你没有好处，毁灭你没有损失。”至少有13000人进入S-21审讯中心，只有7人出来红色高棉最臭名昭著的刑讯机构，是位于金边边缘的一所高中。就像纳粹德国一样，这个政权狂热地从所有受害者那里获取详细的书面供词。一旦一个人被送到S-21，他或她就注定要失败。至少有1万3千人，甚至可能多达3万人，通过了这个设施的大门。据信只有七人幸存下来，其原因与有罪或无罪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宝贵的天赋或技能，比如机械修理或绘画肖像的能力。重要的犯人被铐起来，关在单独的牢房里，脚上用一种简陋的装置拴着。还有数百人整齐地挤成一排，用脚拴在一起，几乎没穿衣服。他们24小时都呆在这个位置上，不准说话。

囚犯们偶尔会被喂几匙稀粥。根据病人的要求，医生不时地给他们灌一大口水，然后把排泄物倒进桶里或剥了壳的椰子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有人泄漏了这些排泄物，就会受到警卫的殴打。“淋浴间”包括一根消防水龙带，不时地向躺在那里的囚犯喷水。狱警和其他监狱工作人员大多是16到19岁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恐惧中，担心违反规定自己也会被监禁，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受害者一到就会被拍照，在几天或几周内，审讯过程就会开始。所有的问题都是针对一名囚犯涉嫌与Angkar的敌人有牵连。要求提供书面的自传体陈述和供词。由于指控常常涉及荒谬和异想天开的指控，如与中央情报局、克格勃、越南政府或其他类似机构的互动或合作。

如果没有立即供认，审讯人员就会采用软硬兼施的说服方法。软的则是一种心理手段，比如口头规劝、羞辱。硬的则是用藤条鞭打，用电线捆绑，拔掉指甲，水刑，电击和钝器伤害。不过在审讯期间谋杀囚犯不被鼓励，因为这会使供词变得毫无意义。

在刑讯逼供后，他们被送至监狱司令官康克由，又名杜赫那里，后者在空白处作详细的笔记，并将他们送回监狱进行纠正。如果一个囚犯拒绝改变，变得固执，或者继续声称自己无罪，那么暴行的程度就会增加，直到他的供词让康克由满意为止。一旦供认完毕，康克由就会正式下令处决这个人。

康克由也以给审问者提供建议而闻名。这样的建议可能包括“提醒他妻子和孩子的幸福；他是否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拘留了；现在他来到了这里，他是否知道他妻子现在怎么样了吗？”

在杀戮场中，儿童被砸死在树木上，至少有1万人死亡最初，在S-21被处决的受害者，被埋在了监狱院子里。当空间用完后，监狱官员为这个目的设计了一个新的地点。距市区约10公里的Choeung Ek是一个乡村地区，被指定的囚犯会在夜里被卡车运来，他们被蒙住眼睛，双手和手肘被绑在身后。到达后，他们被安置在一间小茅屋里，然后按姓名逐一召集。

由于大多数人已经身心疲惫，处于饥饿的边缘，他们服从了分配到该地点的青少年干部的命令。为了避免浪费弹药，红色高棉特工把仍然被绑着并蒙着眼睛的囚犯，带到一个坑边，用铁棒打他们的脑壳底部，或用锄头或斧头打他们的头部，然后割断他们的喉咙。而婴儿或小孩会被撞在一棵大树上直到死亡。至少有一万人在这里被杀害。这个杀戮场现在是一个国家纪念碑，有一个佛教神社，里面有一些遇难者的遗体。作为一种纪念，在这里部分骨骼残骸，衣服，甚至部分头发都可以看到。

50万至150万人死于饥饿和与饥饿有关的疾病那些从城市和城镇长途跋涉来到一个大型集体农场的人，发现他们身处一个远离他们以前家园的环境中。在那里，他们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没有工资。这里食物很少，没有医疗服务，居住环境杂乱而且不舒适。人际关系被最小化，情感或感情被认为是受惩罚的标志。由于缺乏管理中央经济的能力，加上农场里居住的人几乎没有经验，因此粮食生产崩溃，饥荒蔓延。可以预见的是，数十万人死于饥饿。

红色高棉在一次大屠杀中，屠杀了3000名越南平民波尔布特对永远的敌人越南疑神疑鬼。在红色高棉试图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北越大力支持了红色高棉，但最终，柬埔寨非理性的不信任和仇外心理，导致越南平民在边境受到攻击。其中一次入侵是1978年4月18日发生在距离边境整整6.4公里的越南的巴楚克大屠杀。红色高棉军队杀害了3000多名平民，然后越境撤退。引用纽约时报一篇关于大屠杀的文章：红色高棉随后使用了与柬埔寨相同的处决方式。雅佳说：“他们指着武器，命令我们去见他们的上级”。
她被迫与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和六个孩子一起前往边境。突然，他们的护卫开始用棍子打孩子们。她最小的女儿被人狠狠地打了三下脑袋，女儿还一直喊着‘妈妈，妈妈。’越南政府打败了美国，因此不再害怕小柬埔寨。这个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占领了金边，推翻了波尔布特，并将他和他的狂热追随者送往安全的丛林。然而，直到90年代，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仍然是柬埔寨政治舞台的一部分。所有的西方人都在同一时间，被杀害并焚烧成灰烬大多数西方人在红色高棉掌权前，成功逃离柬埔寨。不幸的是，少数西方人被红色高棉俘虏，大部分是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地驶进了柬埔寨控制的水域。其中一些人涉嫌走私，在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在东南亚的情况下失踪了。几十年来，所有被红色高棉关押的西方囚犯都被处决了，尽管如何处决的细节直到少数几个被控犯罪的红色高棉成员之一杜赫受审后才得知。杜赫作证说，西方人无一例外地被杀害，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把西方人打得粉身碎骨，烧成灰烬，这绝对是上级的命令。”另一名男子是一名警卫，他在审判中作证说，他目睹了英国人约翰·德沃斯特（John Dewhirst）在遭受数月折磨后，被带到了街上。德沃斯特当时是一名游客。德沃斯特被迫坐在人行道上，然后一个装满汽油的轮胎被套在他的脖子上点燃。克里斯·德兰斯（上图左）和迈克尔·迪兹，一艘游艇上的美国人，因过于靠近柬埔寨偏远的岛屿而被巡逻艇抓获，杜赫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在S-21的工作人员匆忙逃跑前一周，签署了冗长的供词，最终与数千份其他文件和照片一起被找到。他们被认为遭遇了与德沃斯特相似的命运。Kraing Ta Chan监狱的囚犯们，吃活老鼠以避免饥饿S-21和Choeung Ek只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四年期间，管理的数百个监狱和处决地点中的两个。在联合国进行的法律程序中，被拘留在克林塔昌（Kraing Ta Chan）安全中心的人作证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虽然规模小于S-21，但“Kraing Ta Chan”可以关押400名以上的囚犯。这些囚犯受到同样的监禁、审讯、招供和处决。虽然惨叫声震天，但死刑犯的尖叫声无法被其他犯人听到。活下来的沃恩·萨伦（vong Sarun）的证词，讲述了监狱中的生活。她和她一岁的孩子在一起，她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了自己孩子，尽管在她出生的第一个星期，她所能得到的食物只有一勺汤。她的孩子哭了三天，结果被保安打了。一名狱友只能吃活老鼠，然后把它们的碎片喂给他的儿子。最终两人都死于营养不良，他们的尸体被随意地拖走了。尸骨和其他人类遗骸散落在监狱各处。柬埔寨零年：抹去2000年历史的新历法波尔布特宣布实行新历法，第一年被定为“零年”，这是他从大革命及其恐怖统治时期提出的想法。毫不夸张地说，他在新秩序和新政府体系的确立时，重置了整个国家的时间轴。这进一步推动了一种观点，即所有以前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机构都应该被彻底抹去，然后从头开始重建。就好像两千年的柬埔寨文明从未存在过一样。佛教被禁，和尚被杀，寺庙被毁当波尔布特掌权时，佛教是柬埔寨最重要的宗教。因为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喜欢宗教，红色高棉试图破坏文化基础。在66000名僧人中，25000人被处决，其他许多人被剥夺僧侣资格，被迫进入劳改营。在柬埔寨的4000座寺庙中，有一半被毁，其余的保存下来只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僧侣们受到公开羞辱，被迫饮酒和其他宗教信仰禁止的内容。尽管官方迫害随着红色高棉政权的结束而结束，但佛教直到1989年，才重新确立为柬埔寨的官方宗教。他照例清洗自己政权的成员在20世纪，没有哪个政权比红色高棉政权谋杀了更多的追随者。波尔布特仔细研究了约瑟夫·斯大林的方法论，并在他的政府最高层制造了一种恐怖和偏执的气氛。许多高级官员被关进了S-21的酷刑室。随后要求立即清除某个行政级别以上官员的法令，经常被发布，并鼓励下级揭发上级官员。此外，官员们通常被给予不可能实现的大米、食品和工业生产配额。未能达到这些配额的通常会有严厉的惩罚，而且（故意的）官方迫害没有逻辑可循。波尔布特和绝大多数红色高棉的决策者，都没有受到惩罚到1998年，波尔布特被迫躲藏在柬埔寨靠近泰国边境的一个偏远地区。他在与其他红色高棉官员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后，一个政党法庭判处他终身监禁，随后他被正式软禁在家中。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的前战友（现在是逮捕者）声称波尔布特死于自然原因。在一年内，记者们推测他可能自杀，以避免被移交给国际法庭。其他红色高棉官员为了在不可避免地被捕和审判前赢得支持，可能愿意用波尔布特换取宽大处理。波尔布特被其同伙谋杀的指控也浮出水面，目的是平息国际社会，对其罪行继续缺乏问责制的愤怒。潜在涉案人员的坚决否认，使这一指控可信。由于拒绝交出尸体，红色高棉官员在偏远的安龙文村（Anlong Veng）附近，匆忙将波尔布特火化，而火葬的柴堆上堆满了垃圾、橡胶轮胎、他的寝具和家具。也许红色高棉正在实现波尔布特最喜欢的一个公理：“在高棉，我们有一种说法，当一个人又病又老，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死亡。”只有杜赫和其他两名红色高棉高级官员被起诉，后者仍在对长期监禁的判决提出上诉。柬埔寨现任首相洪森（Hun Sen）曾是红色高棉（Khmer Rouge）军队的成员，自1985年以来一直统治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