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是如何影响世界，中国又该如何“防守反击”？

2020年，全世界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7.27亿人，占总人口的9.3%。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一倍以上，超过15亿人。而老年人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预计将从2020年的9.3%增加到2050年的16.0%。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每6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养育成本提高，生育率会自然下降；由于医疗资源丰富，平均寿命会延长，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人口都在变老。2018年，在人类历史上，全世界65岁或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将首次超过0-4岁的儿童数量。根据UNDESA的预测，2050年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数将是0-4岁儿童的两倍以上。同时，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将超过5-14岁和15-24岁人口的数量。

老龄化社会(7%) (Aging society)

老龄社会 (14%) (Aged society)

超老龄社会(21%) (Hyper-aged society)

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达到7%以上，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达到10%以上，就可视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50年，欧洲和北美洲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年龄在65岁以上（26.1%），而东亚和东南亚则将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排名第二的地区，达到23.7%。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改变劳动就业人口缴纳养老金来供养同一时期的退休人员。

一边是生育意愿不断降低、加速迈入老龄化的欧亚国家，另一边却是处于“人口大爆炸”的非洲国家。报告显示，总和生育率排名前十的国家均集中在非洲。即便是排名第十位的冈比亚，总和生育率也有5.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得太多、太快，这也是问题）。

老龄化社会的危害

创造财富的年轻人减少，消耗财富的老年人增加，经济增速下降，社会活力下降，服务成本提高。过去都说日本失去的20年，出现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出现两高三低特征，即高龄化、高负债、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速，日本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未富先老的危害以及显现。最直接的就是养老金账户亏空，黑龙江最近两年都是亏损状态，仅北京、广东等几个人口流入地区账户结余较多。北京市2019年医保基金收不抵支，有较大缺口；我国每1000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7.2张，远低于西方国家平均每千名老年人50-70张床位的数量。

世界上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

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是1950年，人均GDP为10645元；

日本是1970年，人均GDP为11579元；

韩国是2000年，人均GDP为17380元；

新加坡是2000年，人均GDP为23356元；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是2000年，人均GDP仅为946元。经济学家很文艺，发明了一个含蓄的词来形容——“未富先老”，其实是“又老又穷”。

中国1982年还属于成年型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5%），依靠计划生育政策，仅用了18年时间就完成了向老年型社会（60岁以上老人占比10%）的转变。同样的过程，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德国用了40年。经济还在爬坡，人已经老了，人口政策是用错了吗？（篇幅有限，欢迎关注账号，以后另写文章分析）

可怕的是，即便是放开二孩政策后，中国的生育率还在走低。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一般认为一对夫妻要生2.1个孩子能达到更替水平，替代父母辈。总和生育率低于2.1视为低生育率的门槛。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6.96%，接近老龄化社会7%的标准线。总和生育率是1.22。

2005年进行了1%抽样的普查，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1.34。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87%，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总和生育率是1.19。

2011年11月，全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2013年12月，全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2015年10月，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总和生育率是1.3，仍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

2021年5月31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随着婚姻观念转变，很多年轻人只恋爱不结婚，或者只结婚不生孩子，不婚主义、丁克家族增多。当代年轻人选择不婚或不生孩子，除了就业、住房、经济压力外，还有很多人追求高品质生活，认为孩子会是个家庭的负担。中国人口将来如果长期负增长，会危及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自上个世纪30年代“胡焕庸线”确定以来，我国空间人口布局基本没有变化。以“胡焕庸线”为界，90%以上的人口处于胡焕庸曲线的东南半壁，西北半壁人口只占了不到10%。但是整个这个人口的流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期间，我国流动人口的比例增加了70%。

农村地区人口，向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大迁徙。有的地方已经几乎没有年轻人了，很多农村都是老人带着孙辈留守。没有了年轻人，缺乏劳动力，也缺乏消费主力。人都没了，房子当然也不需要了，东北小城鹤岗卖2万一套的房子也就正常了。

人口流入省份也有难题。北京市每年新增约12万名退休人员。“找保姆比找媳妇都难”，这是一线城市很多人的体会，尤其是那些孩子还小，或者老人需要照顾的家庭。一个靠谱的保姆薪资在6000-8000元，照顾新生儿和老人的保姆价格更高。而北京市一名新毕业的大学生，月平均收入不到7000元。这是劳动力短缺在大城市的初露端倪，供需矛盾推高成本。

根治老龄化社会，“解药”何在？

1、不是延迟退休

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延迟退休“并不是绝对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而只是将领取养老金的时点向后推移。”，所以即便延迟退休，深度老龄化该来一样会来，只是养老金的领取高峰向后推移。

2、不是养老金全国统筹

继2018年建立中央调剂制度后，包括社科院在内的智囊团又呼吁将养老金制度“全国统筹”，以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均贫富”。但全中国的老龄化，全国统筹也是延缓养老金压力，而不能完全缓解。更何况老年人需要的，除了养老金，还有医疗资源、养老床位等，僧多粥少资源总是稀缺的。

3、不是企业年金

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鼓励企业自主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年金制度。企业年金账户到2017年底一共有80429个企业账户，占全部2000万企业数量的千分之四。这个也不能强制，现在经济大环境也复杂，更多的诉求是要让企业健康地生存下去。

4、改变老龄化：提升生育率。

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增加年轻人比例。2015年放开二胎政策后，生育率反而一路跌到2019年的历史最低值。人口发展是有惯性的，即便现在是三胎，要扭转人口结构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日本政府在2012年开始发放儿童津贴，3岁未满每月1.5万日元（1万日元约等于590元人民币），3岁以上小学毕业前1万日元（第三个和后面的孩子每月1.51万），中学生一律每月1万日元。补贴到15岁生日后的3月31日为止。而且义务教育也从9年提高到了12年。另外对母子家庭和贫困家庭还有特别的补助计划。还有对6岁以下儿童的医疗费补助，各地补助的比例有所不同，财政宽裕的地区全额免费。儿童保育也一样，根据父母的收入，提供各种政府补贴，低收入家庭可以免费保育。

为了提高出生率，日本政府绞尽脑汁，从相亲（地方政府组织各种婚活活动）、结婚、怀孕、生产、保育、上学，政府出尽百宝，津贴、福利设施、给薪休假，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4日发布的2020年人口动态统计显示，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34（给钱也不生。就像段子上说的，推销豪车，说这车只要108万。路人愤愤地说，我是缺这8万吗？我少的是前面的）。新冠疫情可怕，但人口老龄化才是日本最大的威胁。不过，日本还不是最惨的，邻居韩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跌至0.84。人种灭绝是不可能的，危机潜伏是存在的。

5、应对老龄化：科技革命。

如果老龄化趋势无法逆转，从“未富先老”走向“边老边富”则成为应对的课题。怎么能在劳动力变少的情况下，保持产出和收益呢？无非靠资本或是技术。

18世纪的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成就了英国的霸主地位；

19世纪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工业奠定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

20世纪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计算机技术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全世界都在争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国有望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科技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带动劳动效率跃升一个台阶，把中国过去四十年的GDP增速维持住。只要经济保持健康发展，那么养老金、医疗资源、养老服务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