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96）

二十一、农耕时代（5）

权力这种形式可以看作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力”，只是这种作用力是人为产生的。它如自然力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结构中。权力起源于社会群体所形成的共识。在内因、外因共同地推动下，群体的意识开始朝着核心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确实提升了群体的生存能力。当个人意识的一部分转变为群体共识，权力的雏形就出现了。因此，权力是社会有序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共识性权力对社会施加的影响并不强烈，社会行为只是得到了适度地统一；而强制性权力所施加的影响更强烈，社会行为被制约在更狭窄的活动范围。实际上，行使公共权力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自然资源、人口、财富以及信息的分布和流动，这些流动的要素决定了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式。如果一个社会过多地依赖共识性权力发挥作用，虽然它顾及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难以聚集，人们的思想观点难以统一，这必然会导致生产发展缓慢，社会秩序混乱，运行效率低下。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强制性权力起主导作用，那么它自然就会忽略大多数人的意愿。虽然社会效率得到了提高，但它仅仅代表了少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这时，大多数人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经济发展同样会受到影响。共识性权力导致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趋向平均化，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也是人类早期社会的形态特征——人口少，规模小，劳动剩余产品有限，劳动所得基本平均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财富分配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私有化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剩余产品的再分配促进了权力的再分配，权力的私有化使得掌权者有机会支配这些剩余产品去供养非生产阶层，这时社会的等级划分趋向得到了加强。社会等级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劳动所得的分配开始变得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初期可能还不太明显，但随着掌权者的权力越来越大，不平等的现象越发地突出，再加上暴力组织的威慑作用，大多数人对劳动所得的分配失去了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贫富分化与权力集中是同步出现的，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相互影响。

当我们仔细观察东西方的社会形态及其相应文化的特征时，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来源于强制性权力和共识性权力在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有所不同。建立在农耕文明的之上的东方社会相对早熟，其中政治的强势加速了社会秩序的形成，这意味着强制性权力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社会结构显得更加有序，稳定性较高，但缺少社会活力。建立在商业文明之上的西方社会是从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他们需要依赖更多的社会共识将流动的部落稳固地连接在一起，因此西方社会经常显得松散而无序，但更富有活力。他们建立社会共识的过程缓慢而艰难，因此西方社会的兴盛显得较东方社会更为迟缓。但是，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摩擦和碰撞，当大多数人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共识后，西方社会就克服了既有的弱势，将他们的优势发挥了出来，从而爆发出更强劲的发展动力。总之，强制性手段使用起来更简单，效果也更明显，它适用于社会秩序的快速恢复。然而，要想构建一个稳定的、和谐的、有活力的社会形态，还要需要在其中加入更多的社会共识。

农民与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致力于改善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努力的话，人类的生活必定还很原始，而且与动物相差无几。……这种进展不是临时搭凑出来的，而是要经过许多代人之耐心经营才有的成果，社群也不能轻易将之牺牲而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因此，国家主权的地域性特征渗入了我们的政治概念。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