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曾向红 张少文：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曾向红 张少文：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作者：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张少文，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来源：《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瀛寰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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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表述从“亚太”转变为“印太”。文章尝试从批判地缘政治学入手，将美国的“亚太”与“印太”战略进行比较，考察美国关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及其动力。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从“亚太”到“印太”的战略转变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从“Ｌ形布防”到“半嘴形包围”的转变，以及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全方位竞争以重建美国在各个领域的霸权、通过改变自我认同与巩固和扩大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以重塑大国身份和信心、通过寻找战略支点以重构关键地缘政治空间这三个方面的战略诉求。拜登政府上台后，已然继承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舞台的战略博弈必将长期持续。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效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国应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涵养大国心态，采取社会创造策略寻求身份和承认，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谋篇布局。若“冰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等规划能够持续顺利推进，便可有效破解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图谋。

关键词：美国亚太战略 “印太”战略 批判地缘政治学 Ｌ形布防 半嘴形包围

2021年年初，美国白宫网站公布了编写于2018年、原定最早于2043年才能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文件。该文件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图景做出了纲领性部署，内容包括“保卫”中国台湾地区、帮助印度崛起制衡中国、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尽管“印太”概念服务于美国扩展权力和排斥中国的目标，但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战略思维、一种地理想象和秩序愿景，目前所谓的“印太”战略实则介于“战略”和“想象”之间的状态。相比美国在二战后出台的大战略，“印太”战略在战略内涵、外交行动和资源调配等方面均缺乏精细的谋划，具体细节仍有待进一步披露。作为对传统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的反思的产物，批判地缘政治学强调非权力因素（文化、认同、价值等）具有影响美国认识亚太地缘环境、构造“印太”政治概念和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同等重要的能力。下文将会据此对美国“印太”战略所体现出的三方面诉求进行讨论。

重建美国“全领域”霸权

中美各领域实力对比及发展趋势的变化，加剧了美国社会对霸权衰落的担忧。不可否认，美国国内大部分的社会恐慌和霸权焦虑均来自中国。冷战结束后，美国仍致力于维系其亚太地区盟友体系和军事存在的主要逻辑起点，即中国的发展效应不断积累，权势不断增长。当下美国国内的战略界一致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不断提升威胁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因此将重建“全领域”霸权这一目标嵌入“印太”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在军事、经济、人权、制度、文化等方面与中国频频展开较量，根本诉求是在各个领域建立起不可撼动的霸权。“印太”战略看似一个区域战略，实则配合着美国对华进行的全面竞争战略，成为美国阻滞中国发展和维系本国影响的主要抓手。从外交实践来看，特朗普政府不断将物质性资源和制度性资源投入到大国竞争之中，试图将更多国家、更多机制纳入遏制中国、重建美国“全领域”霸权的战略轨道上。

军力较量和海洋空间争夺是“印太”战略的重点领域。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Mahan）曾说过，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谁控制这两个大洋，谁就可以沿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意识到，海权的掌控对于获得和巩固霸权至关重要。因此，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从亚洲大陆转向了海域，国际社会对海洋权力的博弈更加突出。201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出其海军应推进从近海防御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的战略转型。在此之后，中国循此战略要求，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致力于构建海上作战力量体系，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推动海军走向远海常态化。美国自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为了巩固和拓展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空间、确保“印太”地区的地缘平衡，特朗普政府将太平洋和印度洋视为一个战略体系并提出“印太”战略，致力于打造海上安全联盟体系、围堵战略竞争对手。所谓打造海上安全联盟体系，是指由美国主导、“印太”地区海洋国家组成、以多元灵活的方式进行合作而逐渐构建起来的应对共同海上安全威胁的“印太地区民主国家集团”。所谓围堵战略竞争对手，意即联合其盟友力量构筑一个针对中国的包围圈。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控制“印太”海域、重要航道和战略要冲，加大军事力量部署，发展和强化新型武器，升级反导和网络系统，整合海陆空联合协同作战能力，提高军事演习频率等，力争把中国的力量锁定在“半嘴形包围”内。

“印太”战略的另一重要内容关乎经济。作为“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设想，“印太经济愿景”（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将美国谋求经济霸权的战略意图表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提出“印太经济愿景”基于以下考虑，即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服务于美国整体安全战略和持续繁荣之目标。为了实现其经济治理和塑造规则的目标，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三步并行的做法。首先，纾缓美贸易赤字，推动规则公平对等。特朗普政府在退出TPP后，希望改变与他国不平衡的贸易状况，与韩日展开谈判并修改和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由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在亚洲和非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也积极在这一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2018年，特朗普政府签署了《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并在整合原有公司的基础上成立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DFC）,用于负责投融资增长和支撑全球基建项目。其次，在“印太”地区扩大和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的经济接触和合作。美国计划提供1.13亿美元用于与盟友和伙伴国在能源、金融、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更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再次，发动对华贸易战、科技战。进入2018年，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对外贸易存在大量不公平现象，如政府支持、倾销和补贴出口、窃取知识产权、施加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移等，随后对华发起数轮贸易攻势。从经济层面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旨在打开中国市场、增进经济利益，实则赋予贸易战更多战略意涵，除了利用“印太经济愿景”强化经济存在和影响之外，还依靠塑造规则和经济合作笼络伙伴来排挤和对抗中国。

“印太”战略中还蕴含着浓厚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抗的内容。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其多年前的著作中预言，美国未来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其能否拥有最丰富的资源矿藏，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政治环境，使其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就当下而言，美国政府越来越发觉国际机制、规范和规则无法捍卫美国的利益。美国社会各界将其主要原因归咎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基于此，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竞争描绘为“自由”与“压迫”的斗争，认为中美竞争不仅局限于安全或经济领域，还是两种世界观的竞争，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不仅以损害他国主权的方式拓展权力，还推广威权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此类行为，美国不能毫不作为，而是应该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回应，以此保护美国的价值观。2021年年初解密出炉的“印太战略框架”文件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为此，美国需要积极参与“印太”地区事务，推广西方式民主价值观，并与日本、韩国、蒙古等“区域民主伙伴”开展更多合作。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在其涉华言论中试图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剥离开来，将矛头指向后两者。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想象中，中国被认定为越来越表现出扩张属性，甚至试图在周边地区乃至全球建立“唯我独尊”的文化圈。特朗普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不仅将中国的产能优势、先进技术和大量投资带到东南亚和南亚等地，还将中国的价值观、社会文化、制度与理念带到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而这将严重冲击和挫败美国在“印太”地区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除在话语中大肆污蔑中国外，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疆、西藏等事务。从特朗普政府的言论和做法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极力将中美关系推向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制度竞争的道路。

“印太”战略既有推进军事安全的内容，也包括经济治理和塑造规则等议题和逻辑。在阐述“印太”战略时，不能仅将其视为国家间经济或安全的对抗，而应将其看成囊括社会和文化的全方面对抗。美国在整合军事力量、发动关税战争和实施经济报复措施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现行国际秩序变革、宣扬西方式自由价值观。以上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希望在军事安全、经贸结构、科技创新、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保持全球绝对优势地位的战略决心。鉴于重构“全领域”霸权这一战略诉求，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设想在“印太”战略勾勒的“半嘴形包围”内增强军事部署，采取“小多边”联盟方式构建海上规则，推进经贸合作和基建项目，并传播西方式自由与开放的思想；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希望“画”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为“牢笼”,利用“半嘴形包围”限制和压缩中国的施展空间，以期达到迟滞中国崛起、维系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

重塑美国大国身份与信心

本文认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想象模式以及过于强调本体安全是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的重要情感机制。以上两种情感的滋生导致美国精英乃至整个社会对国家前景失去信心，进而产生“身份焦虑”。这里的“身份焦虑”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现实或潜在危机和困境的产物，而是美国精英阶层在当下通过一系列的话语策略和实践塑造的身份稳定状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参与者个体所认定的存在价值和标准本身受到了威胁。据此可以发现，身份焦虑与实体威胁不一定成正比，每个社会的焦虑都与其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当前，美国产生身份焦虑的原因同样具有特殊缘由，由此导致特朗普政府在重构美国身份时，带有明显的对“自我”与“他者”进行二元区分以及强调本体不安全的特质。

“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想象模式一直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它是美国区分和界定自我群体与外部群体的一种潜意识，由此导致美国自我身份和特性的维系或彰显，往往需要与“他者”的差异性来加以辨识和塑造。就此而言，“他者”想象是美国自我群体身份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没有“他者”与之对立，一国就不可能有明显的地区认同感或边界感。在美国看来，美国之准则即为全世界之尺度，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高于一切，我为中心，他为外围，外围必然围绕中心，不可僭越。一旦他国拥有挑战美国的实力，美国就会表现出强烈的紧张与不安。其认为，“‘他者’实力的强大必然意味着‘自我’实力的相对削弱，‘他者’的崛起必然导致‘自我’的相对衰落”。可见，“他者”的实力而非意图正是美国进行战略架构的重要依据。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总是将竞争对手或敌人塑造成“邪恶的他者”形象，当“邪恶的他者”变得强大时，“自我”将面临威胁，美国的焦虑情绪便由此产生。

21世纪以来，“他者”或“异类”想象又一次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刺激和诱导美国社会各界因中国崛起而表现出深深的身份焦虑和信心匮乏等症状。美国的“身份焦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国不断强调所处的战略环境充满冲突且日益严峻。尤其是面对中国物质性实力的持续增强以及对外影响力持续上升，美国担心自身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会遭到挑战。第二，美国认为自身已经陷入严重的身份政治竞争危机中。特朗普政府担忧，美国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身份独特性会逐渐丧失。当其将“他者”想象投射到“印太”地区时发现，在“身份焦虑”的驱动下，特朗普一方面强调美国的霸主身份特征，行“美国优先”之举，做出诸多有损美国利益和声誉的行为；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展开叙事之战，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单方面将中国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形象进行全方位的歪曲，建构所谓的“邪恶他者”形象。

过于强调和放大本体不安全也是导致美国社会失去自信和产生身份焦虑的重要原因。“本体安全”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重要概念，他构建了一个解释现代性及其与自我关系的新框架，重点聚焦于身份与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体不安全与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之间的关系是其理论的核心部分。根据吉登斯的观点，本体安全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体会到连续性和秩序感，其为自我认同提供了确定性，并且能通过习惯和日常惯例的表现来确定。具体而言，本体安全就是个人所具有的基本安全感，对社会生活具有掌控力，认为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即使遇到挫折、糟糕的状况，仍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一旦习惯或是日常惯例被中断致使个人对生活失去掌控力，便会出现本体不安全，从而导致身份不稳定，并且会破坏之前较为确定的认知。

在美国社会中广为弥漫的“中国威胁论”“修正主义国家”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就是美国精英和民众本体不安全增强的直接反映。首先，美国认为，中国强势的物质实力和独特的身份文化带来巨大冲击，可能导致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主导者身份的连续性被打破，使得美国无法保持对国际事务的掌控；其次，美国政学两界一致认为，中国将对自身地区和世界霸权构成实际挑战并怀有取代美国地位的雄心，同时，美国大众媒体在公共话语中极力渲染中国的负面形象；再次，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多领域的优势地位正受到挑战，如经贸利益受到侵蚀，自我完整性进一步遭受破坏；最后，美国整个社会感到威胁、担忧乃至自信心受损。

以上两种情感机制共同导致美国急切地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当行为体陷入身份不确定时，一般会采取以下两种应对方式：一是通过自我调适、适应环境，降低潜在压力源的威胁；二是改变对原有所属群体的认同，诉诸非黑即白式的意识形态对抗，抵御环境的变化。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是第二种路径。美国认为，在“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想象中，将多个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置于“印太”大棋局，是制衡和对冲“邪恶他者”的有效方式。因此，巩固和扩大“自我”阵营（由盟友和伙伴国组建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联盟）被提升至重要的战略地位。中美两国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都持有比国家更大的身份认同。从宽泛的定义来理解，由于部分“印太”区域强国与美国共享西方价值观、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等，所以持有一定程度上的群体身份认同。其中，日韩澳被视为“印太”地区最坚定的战略支点国家。为了扩大遏制和围堵“邪恶他者”的海上包围圈，美国试图裹挟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对抗，甚至不惜操弄台湾议题。与此同时，美国视印度为对抗“他者”的天然平衡者，并将其纳入宽泛、模糊的“自我”阵营。此举直接扩大了“半嘴形包围”圈的范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诉求不仅涉及与权力紧密相关的物质性因素，还涉及非物质性的身份政治因素。身份政治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想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美国看来，中国一旦崛起，将会变得愈加主动和冒进。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将中国想象成介于“流氓国家”和类似于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的全球战略对手之间的“邪恶和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形象，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非西方式民主国家”，美国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的独特性，将不会因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而削弱。与之相反，在美国的想象中，印度是一个致力于自由和开放秩序的（西方式）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度——以共同安全、维护法治、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的架构为目标——必须分别充当印太东西部的灯塔”,美印两国应是“印太”地区秩序的两个“书挡”,分立东西两侧——美在东、印在西。事实上，在其“印太”地缘政治想象中，美国一方面承认印度的西方式民主国家身份并视其为志趣相投的朋友，另一方面，试图借助印度的力量以对抗“邪恶他者”。由此可见，与其说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是一种基于真实威胁的客观判断，不如说是一种对自我身份和本体安全受到破坏所作出的应急式情感反应。

重构国际重要地缘战略空间及区域架构

在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视野中，世界政治中的地区具有重要的建构性。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地区’并非完全取决于地理空间，而是往往与政治塑造密切相关，大国往往是‘地区’政治塑造的主要参与者。”区域概念最初源于欧洲在17～19世纪对于世界的征服，随后，区域的边界划分一直在不断演变。根据自身战略需要规划和构建地理空间是政治家的常用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的战略需求是决定性因素，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反倒成为次要因素。换言之，世界政治中地区的边界并非完全是“天然的”,往往具有社会构建性并反映特定的政治现实。而区域重构进程，意味着大国改变区域内原有的互动关系，倡导和建立新的区域框架。全球和区域的关系是变动的、开放的、辩证的。正因如此，人们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审视区域，才能更为准确地认识特定区域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地缘战略意义。如此，考察全球体系中整体与各区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区域大国的理念、利益、可用资源、活动区域以及战略能力。就此而言，在研究区域划界和重构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全球范围内的要素变化，特别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以及主要大国对于世界局势的认知。

事实上，区域界定和阐述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如霸权国常常会依据自己的战略需求来命名地区，而亚太地区的几经更名正是美国政治塑造的结果。奥巴马政府时期，“亚太”战略主要涉及东北亚、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随后，基于亚太地区社会地理、政治、经济因素的系列变化，美国改变和调整亚太地区边界的诉求日益强烈，“印太”区域及战略由此诞生。在地图上观察“印太”地区的范围，大致可以看出其实就是“亚太”地区向西南方向的扩展。作为扩大版的亚太概念，“印太”的地理空间关系和大国互动更为复杂。就具体的地理边界而言，“印太”概念就存在不小的争议。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本指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的海陆范围，在下一处却延伸至南亚与中亚地区。马克·比森（Mark Beeson）认为，“印太”战略构想可能试图将整个南亚、中东和东非纳入进来并形成新的区域框架。“印太”区域迄今仍存在所指模糊不清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美国最为关切的区域当属中国南海、东南亚海域和孟加拉湾在内的所谓“印太”核心区。此外，“印太”地区不仅在概念上相互矛盾，而且与现实也不吻合。区域边界本身的模糊性，为概念创造者与界定者获取和维护权力提供了可能。尽管“印太”区域的具体地理边界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美国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和偏好进行适当缩小或扩张，进而赋予了“印太”战略一定的弹性和韧性，为美国以话语建构“印太”战略保留了一定的发挥空间。

在“半嘴形包围”的地缘政治想象中，特朗普政府除了将制衡中国作为出台“印太”战略的关键考量之外，还将划分和控制重要地缘政治区域本身作为主要因素。从《门罗宣言》以来，美国就将亚太视为与自身战略利益和繁荣休戚相关的区域。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凸显，特朗普政府对其的关注和认知不断调整，进而直接将其塑造为优先关注的战略区域。特朗普政府认为，将印度洋与太平洋合并为一个战略单元并加以控制，以及将日澳这两个传统盟国从亚太地缘政治版图的边缘挪至中心位置，符合其战略诉求。

当然，“印太”区域并不是一个仅靠想象力和国际霸权体系就能强行塑造起来的“臆想产物”，其背后存在着支撑整个区域发展的现实依据。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扶持战略支点国家。基于多重因素考虑，美国选择日澳印作为“印太”大棋局三个方向上的战略支点，分别守住“半嘴形包围”的两端和弧形顶点，依此情形，从三个方向投棋布局能够较为有效地管控这一关键区域。美国不遗余力地提升四国内部关系和发展四国对话机制，并将其视为“印太”区域框架的核心架构，也是基于更好的控制“印太”这一国际重要地缘政治空间的考量。另一方面，与印度进行战略合作和机制建设。由于在印度洋并不具备如同其在太平洋那样的绝对海上优势，使得美国在客观上不得不寻求与印度的安全合作以维持自身在印度洋上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因为印度与中国在海陆地缘权势方面均存在竞争，加之印方对“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存有较大疑虑，所以它愿意与美国加强防务和安全合作。依此情形，“印太”区域经权力话语与战略实践最终有可能被建构为政治现实。

上文对“印太”战略蕴含的诉求做了简要阐述。需要承认，对“印太”战略的解读无法绕开权力政治的身影。然而，除去权力政治，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有其他方面的内涵，其出台与实践，与美国维系霸权地位、重塑国家身份、重构亚太及毗邻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等诉求息息相关。尽管特朗普政府在任期内不遗余力地推动“印太”战略的实践，并针对中国初步打造了一个“半嘴形包围”圈，然而，由于其实践时日尚短、相关国家各怀心思、美国的投入有限等方面的原因，“印太”战略的实施依旧面临不少问题。首先，由于“印太”这个超级区域的范围过于广阔而各地发展程度不一，很难成为一个连贯的战略单元，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真正意义上的“印太”机制的建设。同时，并非所有的“印太”国家都能对等地影响区域事务，均等地保障每个域内国家的利益，大国互动将会时常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其次，美国与其盟国和伙伴国间的战略目标相互冲突，导致它们很难采取步调一致的外交行动。最为关键的是，美日印澳在“印太”概念及其建构路径上难以达成一致性意见，“印太”区域的核心架构——四国安全合作机制本身能走多远不可避免存在不确定性。就此而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虽取得了不少进展，而且该战略也得到了拜登政府的继承和强化，但其实践依旧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其最终走向可能不会如美国决策者设想的那么顺利。（文章有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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