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之十一，国家职能与集体非理性

国家这个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机器，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巨大。

伴随农业的发展，原始部落渐渐瓦解，私有制和家庭逐渐产生，家庭的集合，村庄，随之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市场的扩大，城市这个更适合社会分工合作的组织形态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问题是，家庭的集合，在城市中显得是如此地一盘散沙，某些公共产品，公共利益无法得到实现，暴力企业家应运而生，是暴力企业家令国家横空出世。

霍布斯从人性恶的假设出发，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只是一种保护每一个个体以消除人自身存在的血腥野蛮习性的工具，是一种遏制“人性恶”的“必要的恶”。

洛克，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引入所谓的自然状态，指出政府除人民的同意外，别无其他的起源，社会也需以同意为基础，国家是以说服或征服的方式建立的。以说服方式建立的政府形成的国家往往稳固而长久。

而卢梭的见解是，政府的出现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人们愿意放弃个人自由，并被他人所统治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看到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正规政府的社会，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自己的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所以不管人性是善是恶，国家都是必要的，然而不幸的是，国家的出现，虽然解决了一些公共产品的供应问题，但同时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也作为副产品不可避免地出现。

家庭的集合作为一个集体，在很多方面表现为非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小冲突，械斗，群架乃至战争的频繁发生，使秩序荡然无存，于是有国家这个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机器的状态，将是一个次优选择，毕竟每个国家都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

国家提供的第一公共品，当属秩序，相反，国家负面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其掠夺行为，一个自然的想法是，为什么国家的职能不可以分离，显然，司法独立就是国家职能分离的尝试，司法独立为什么在很多国家都未能实施？根源同样在于集体非理性。

这使得对集体非理性的研究变得重要起来，说到集体被理性，好像有好多相关的有趣现象，公地悲剧，搭便车行为，三个和尚没水喝，多数人暴政，囚徒困境，泡沫经济，每个都是发人深省，可以写长篇大论的。

既然作为个体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清楚地了解集体非理性的发生，也就能找到克服集体非理性的方法，这是人类应有之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