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背景之谜

作者：高晓松

一，《金瓶梅》故事发生地与其背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关于《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探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引起了诸多专家、学者甚至各个地方的重视。其研究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深入探讨故事的内涵,有的是为了求证故事的作者,也有的是为了弘扬《金瓶梅》文化,不排除某些研究夹杂着功利主义的目的。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临清、清河、阳谷、京城、徐州等几个地方。关于临清的研究比较集中,成果也很丰富,“大运河文化”这一概念就是在临清研究中最早提出并逐渐丰富的,成为后来运河文化研究和运河文化申遗的先导。关于阳谷的的研究,对阳谷县的旅游和文化建设直接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金瓶梅》中阳谷与清河的关系、南清河与北清河的关系、清河与北京的关系以及开封与北京的关系的研究,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探索,不论如何,都是有益的。

但在探索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没有把故事发生地与其背景区分开,甚至于混淆不清。二是由于某些功利性原因,影响了其探索中的客观性、公正性。三是在研究方向上,有的学者似乎有点偏颇,如对清河本身的研究,显得分量不足。四是在研究方法上,不讲究科学性,随意性的主观臆测和武断方法开始流行。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中玩弄测字游戏,这是一种不良风气,一个字可以有一百种一千种测法,是索稳派的一种方法,早就被遗弃了,现在又冒出来流行,青年人要谨防用这种方法。这种文章,是不值得一驳,不值得一看的,因为它不科学,也不可信。这其实不是《金瓶梅》作者的手法,而是现代一些研究者的手法。

我们一些研究者没有弄清,《金瓶梅》故事发生地与《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背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知道,所谓《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是指作品中所叙述的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及其外延,这些地点不仅具有艺术的真实性,有的还具有历史史实的真实性。而故事发生地的背景则不然,它虽然与作品的故事发生地相联系,但却可以远离事件的发生地点,它是作者或叙述者经历过的事件的地点,为了艺术的创作而进入了作品的故事发生地点。

《金瓶梅.》作者为了叙述《金瓶梅》故事,几乎在每一回都对故事发生的地点进行了明确的、认真的、清楚的交代,其中有30多回是对清河的描述,确切地证明了作者所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是有着明确的时间和地点的,不是凭空捏造的。

虽然这种真实性是包含着历史史实的艺术的真实,但这种艺术真实性也是不可更改的,因为故事中通过各种叙述,通过人物的各种活动,而对故事发生地作了种种限制与规定。当然,我们也不应反对今人在考证的基础上去弄清掩盖在艺术真实性背后的历史史实的真实性及其背景。

二，清河县是《金瓶梅》故事的第一发生地

清河县是故事的第一发生地。知县是李达天,李达天的儿子是李衙内,李知县三年任满后升任在浙江严州府,做了通判。新任知县是霍大立,湖广黄冈县人士,举人出身,“为人鲠直”。清河县当时隶属于东平府,东平府知府为陈文昭。武松在清河县景阳冈上打虎下山,清河知县予以接待,让武松做了个巡捕都头,而武大郎则“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后来,“在紫石街住不牢”,“搬到县西街上来,照旧卖炊饼”,与武松在街上撞见。故事由此深入发展,出现了西门庆。

这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在县前开着个生药铺,给西门庆牵线的王婆开茶坊,坐落在能看到武大门前的紫石街。后来,武松打死了李外传,被解送到东平府,府尹陈文昭“当厅先把清河县李达天的申文看了,上面写着:东平府清河县为人命事。”

后来出现的人物活动进一步展开。如谢希大乃清河卫千户,花子虚在清河“买了狮子街一所房居住”,后来,西门庆到狮子街灯市看灯,“打马径到狮子街李瓶儿家”,而蒋竹山住在大街口,韩道国住在县东街牛皮小巷,林太太则住在扁食巷,张二官府的家住在大街上。

另外,城里有平康巷、青水巷,城门外还有几条街巷,来旺的姨娘屈姥姥就住在细米巷,细米巷后边是大水穴沿子。城外有永福寺、岳庙、报恩寺、地藏庵、五里原,南门外三十里,是刘太监村庄。

这就是《金瓶梅》作者为我们所叙述的清河县。这个清河县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它隶属于东平府,临近于阳谷、临清;第二,它的街巷依次有县前大街、紫石街、狮子街、牛皮巷、扁食巷、平康巷、青水巷、细米巷等,是一个小县城;第三;以清河大街为中心,每个地点都发生过令人难忘的故事,有人证,有物证。西门庆等人生于此、死于此,在此“锦衣玉食,何侈费也”,“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其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⑴,这能够为之而轻易改变么?

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似有一人真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为操笔伸纸作出来。”

三，《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外延

伟大的作品总是和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金瓶梅》主要是讲述西门庆这个家庭的故事,解剖的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细胞,而这个细胞与外界社会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这个故事不可能仅仅与清河县相关,而必然与京城与大运河相联系。可以说,《金瓶梅》故事的外延就是整个社会,但是,由于人物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也是有限的,是在有限范围内以清河县为中心、以大运河为纽带而展开的。从《金瓶梅》人物的活动范围来看,《金瓶梅》故事的外延至少还应包括京城、临清、阳谷、济宁卫、泰安州顶上、兖州府、徐州、东昌府、广陵城、严州府等几处地方:

第一、京城(开封、北京):来保、西门庆多次进京。作者通过来保、西门庆进京,将皇朝宫廷一一描绘如身临其地,交代了《金瓶梅》故事的大背景,揭开了黑暗腐败的真实内幕,暴露出皇朝奸臣及其乱国小人们的丑恶面目,因而在艺术上纳入了及其宏大的社会场面和背景,达到了“駴意快心”的境界,欣欣子对这一故事的发生地表述为:“观其高堂大厦,云窗绿阁,何深沉也。”

第二、临清:《金瓶梅》写临清,重点是在第四十七回之后,直到第九十二回,陈经济到临清贩布去,临清才活了起来,其著名的一段描写是:“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陈经济后来又投奔临清码头晏公庙,从清河到临清,“止七十里地,一日路程”,“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接着,又在临清谢家大酒楼与冯金宝相会。再接下去,陈经济大难不死,在春梅的支持下,夺过谢家大酒楼,又与韩爱姐惹出一段新的故事。结果是“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⑵

第三、阳谷:按《水浒传》故事看,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在阳谷的景阳冈打虎下山,巧遇武大郎,武大郎因在清河县住不牢,搬到阳谷紫石街来住,后面西门庆的故事,也是发生在阳谷。《金瓶梅》作者则把这一故事的发生地反过来用,改武松、武大郎为阳谷人士,而打虎下山的故事则发生在清河。作者为什么要有意作这样的改动呢?这可能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作者要进行艺术构思,必须写他所非常熟悉的地方,因此,将发生地搬到了清河。

第四、济宁卫(济州):即所谓新河一带:《金瓶梅》第七十七回,吴大舅吴铠靠西门庆保举,由宋乔年奏本,升任指挥佥事,任济州官屯。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与吴铠对话,讲述吴大舅在济宁卫的故事,这段故事,据本人在《金瓶梅成书上限新证》一文考证,在历史上发生在明朝万历五年甚至是万历九年之后。⑶

第五、泰安州顶上:第八十四回吴月娘与吴大舅到泰安州顶上进香发生了一段故事。吴月娘遇殷天锡强暴,逃到岱岳东峰,巧遇雪涧洞禅师普净,在雪涧洞过夜。

第六、兖州府:第七十九回来爵、春鸿同李三到兖州察院讨古器批文,在公廨驻扎,往返十日光景。

第七、徐州:第一百回韩爱姐到湖州寻他父母,行了数日,来到徐州地方,“投在孤村里面”,巧遇韩二叔。

第八、东昌府:第九十九回,周统制人马在东昌府驻马一夜。

周统制高阳关兵败身亡,张叔夜退守东昌,春梅合家号哭,棺木盛殓,是过场故事,交代靖康之难大背景。东昌府明代所在地即今聊城。

第九、广陵城:苗青与苗天秀一案,起因于扬州广陵城老家的故事。

第十、严州府:陈经济追孟玉楼到严州府被困。

第十一、兰陵:《金瓶梅》作者在《金瓶梅》中虽然没有直接说明那一个故事发生在兰陵,但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曾提到:“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以兰陵笑笑生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即兰陵笑笑生是作者的化名。按明代的习俗,作为名人的称呼,一般在称号前加籍贯,也就是说,此笑笑生的籍贯为兰陵。而既然《金瓶梅》作者的籍贯为兰陵,并且为多数专家学者所认可,那么,《金瓶梅》作者就必然会把自己家乡的一些习俗、方言和人物原型、自然风情等等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创作中写进故事之中,因此,当我们在探讨《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时,就不能忽略作者的故乡兰陵,兰陵无疑是《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重要背景之一。而兰陵作为一个地名,在明代实有其地的,只有山东兖州府峄县的兰陵乡（注：此说有待商榷）。据《峄县志》载:“(峄)城之西为兰陵,领八社,其首为曹马社,”共领村庄230个,又载:“此兰陵八社村庄之大略也,西沿(微山)湖边抵利国驿,与铜山接,北据朝阳、蟠龙之险,与滕之东南境接,固今驿站所必经也。” 兰陵属于兖州府,从地图上看,《金瓶梅》故事中的济宁卫、新河一带,实际上就在兰陵的边界上。

《金瓶梅》作品中的故事的发生地以及背景,基本都发生在运河岸边不远,大部分发生在当时的清河及山东的东昌府和兖州府。

《金瓶梅》中有一些地名来自于宋元明小说,孟昭连先生就曾指出:“《金瓶梅》作者在参照这些小说进行创作时,将其中的人名、地名乃至部分故事情节顺手编进自己的故事中。经过作者重新组织的这个虚构世界,只是一个艺术的空间,既非现实的临清,亦非临安和开封。”⑷

四，《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历史依据

《金瓶梅》是艺术的《金瓶梅》,也是历史的《金瓶梅》。《金瓶梅》所写的故事依托于宋朝,这在《金瓶梅》一开头,作者便有交代:“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廷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直到《金瓶梅》结尾,作者也有交代:“不想大金人马抢了东京汴梁,太上皇帝与靖康皇帝都被虏上北地去了。中原无主,四下荒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黎民有涂炭之哭,百姓有倒悬之苦。”但实际上《金瓶梅》作者写作的用意却不在宋朝,其中主要反映的是明朝的历史现实,这一点,专家们已有共识,毛泽东也曾说:《金瓶梅》“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从《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来看,基本上也是以明朝的历史地理为依据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参照中国历史地图,便可以一目了然。好在当代的信息工具已经十分先进,打开电脑,便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中国历史地图。在此,我们以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为依据,因为他作为一个老专家,毕生从事这一《中国历史地图》的编撰,这个地图相比较来说,是最可靠,最准确的。

首先,我们看北宋时期的历史地图。在北宋时期,黄河是从开封经过然后向北流去,经大名府、河北东路,在河间府(即天津)入海。这段黄河又称黄河北流。这时的大运河,从开封起,向北基本上是沿黄河的东岸,经大名府、河北东路到天津,然后到南京(即今北京)。注意,在这里,运河之水是向北流的。运河从开封向西南是沿汴河经陈留、淮南、扬州到杭州。

然后,我们看北宋的河北东路的历史地图。这幅地图使我们可以看清黄河东流,是从开封经阳谷、德州在滨海入海。大运河从开封经黎阳、大名府、馆陶到临清、清河、武城、长河向北入海口。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清河、临清都在运河的东岸,就是说,运河在西,城在东。而那时的清河和临清,都不属于山东,清河不像《金瓶梅》所说的属于山东东平府,而属于河北东路的恩州,临清也不属于山东的东昌府,而属于河北东路的大名府。所谓山东在那时被分为京东西路和京东东路两个行政区,京东东路延伸到东北地区,就是说,那时并没有山东省。阳谷那时隶属于京东西路的郓州,也不像《金瓶梅》说的那样,隶属于山东东平府。可见,《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历史依据总体上说并不是依据宋朝的行政编制和区划。

虽然作者没有按宋朝的隶属关系写清河,但他对宋朝清河的地理位置肯定是清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金瓶梅》第四十八回苗青一案。阳谷县县丞狄斯彬奉东平府府尹之命,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不想,这狄斯彬县丞率领一行人,巡防到清河县西河边,正行之际,忽见马头前起一阵旋风,团团不散,只随着狄公马走”。苗青一案的故事本来是作者抄袭的《百家公案》中《港口渔翁》的故事,但原故事中本来并没有“巡防到清河县西边”一句。许建平等学者曾指出:这显然是《金瓶梅》作者添加进去的。很多人感到奇怪,作者为什么要加上这样一句呢?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宋朝的运河确实在清河县城的西边。作者是依据宋代的史实加上的。

再看明代万历十年(1852)的历史地图。这时的大运河是从杭州经扬州、会通河,然后到达天津卫。比宋朝变化很大。

会通河是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凿的,从北京到杭州全线贯通。不过,由于会通河水量不足,漕运仍多海运。元末明初,会通河已多处淤塞不通。永乐九年(1411),朝廷下令治理,随后,永乐十二年(1414)又对淮河运河和徐淮运道进行治理。徐淮运道的险要之处在徐州洪和吕梁洪。徐州洪在徐州城南二里,河道巨石遍布,长达百步,故又称百步洪。经过这次治理后,徐、吕二洪船运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金瓶梅》在苗青案一段中对徐州洪有专门的描述:“正值秋末冬初之时,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但见一派水光十分险恶:万里长洪水似倾,东流海岛如雷鸣;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谁不惊。”这反映的显然不是宋朝而是元末明初以后的历史地理。

在明代前期,黄河南流河道摆动泛滥,每次决口,都对运河造成严重冲击和淤塞,妨碍漕运,朝廷不得不展开大规模治理,因而使得黄患大为减少。但明代后期,黄河南流对运河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徐州上下段,又称为南河北徙。这就迫使明朝朝廷重点对济宁以南的运道进行改造治理,主要工程就是开凿南阳新河,又叫做夏镇新河。嘉靖七年,河总盛应期提出废旧改新的具体建议:“昭阳河东,自北进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可改运河。”此建议实施后,工程过半,因宫廷内部矛盾而被迫停工。嘉靖四十四年(1565)黄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运河河道被淤百余里。工部尚书朱衡重提开凿新河之役。此役从嘉靖四十五年(1566)正月到九月实施,于隆庆元年(1567)全部工程完工。所开新河自南阳至留城(夏镇)共一百四十里,建闸八,坝十二。新河自南阳与旧河分道,转到了泗河北岸,避开了黄河的冲击,使南阳至留城的运道得以平安,此后,南河北徙的局面基本结束。这条河道,就是夏镇新河,我们从谭其骧万历十年的历史地图上可以看的很清楚。

新河开通了,但留城以南运道仍受黄河和泥沙淤积的威胁,南河开始南徙。隆庆三年(1569),河决邳州,茶城段淤塞,两千余只漕船滞留邳州无法启行。两年后,隆庆五年(1571),黄河再决邳州,冲毁运堤,漕运损失惨重。

这时,河总翁大立提出开泇河以避洪水,此议得朱衡支持,但实地勘查后因工程巨大,耗费甚巨而罢。此后屡议屡罢,万历三年(1574)河总傅希挚复请,仍为被采纳。⑸

《金瓶梅》六十八回,安忱奉敕治河,过清河拜访西门庆,其中有关河防的一段话,提供了明代的一段史实。

“安忱道: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化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圮,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

根据前段分析,不难看出,安忱所说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应指的是夏镇新河修成即隆庆五年甚至是万历三年以后的事。

安忱谈话中提到的徐沛、吕梁,即徐州洪和吕梁洪,所谓新河一带,即夏镇新河。安忱认为:“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即因为民疲财尽,运河根本没有办法治理,这实际上表明,在庭议中,安忱是治理泇河的反对派。这个安忱有可能指的是明代万历三年河总傅希挚提出开泇后的一位官员,因为安忱是工部郎中,又奉敕修理河道三年,他是运河的宏观管理者,他有权否决河总的治河方案。至于在历史史实中安忱指的是哪一位具体的官员,我们后面可以再深入研究。

明万历十年的地图还表明,当时的运河已转移到清河县东边,位于东经115.6度左右,而运河的位置则在东经115.8度左右,相距约有三十多里路。我们对此应改特加注意,因为这实际上也就是为什么作者一直没有从正面交代清河与运河的地理关系的原因,作者实际上是故意没有交代清楚。而因为作者交代不清,所以这也是引起《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背景之争的原因。但如果硬要作者交代清楚,读者一看就知是写现代而不是写宋代了,就是直接写明朝了,还谈什么艺术的真实性呢?

另外,从隶属关系看,明万历年间的清河隶属于京师的广平府,不属于山东。临清隶属于东昌府,东昌府在当今的聊城。阳谷当时隶属于山东的兖州府。因此,我们可以说,《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范围大致上包括山东的东昌府、兖州府和京师的广平府。那么,《金瓶梅》作者为什么要将阳谷与清河隶属关系改为东平府呢?主要原因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因《水浒传》上的阳谷就隶属于东平府,而不是京东西路,

也不是兖州府。在当时,《水浒传》的故事是被民间认可的。

五，《金瓶梅》故事发生地之谜

《金瓶梅》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争议,《金瓶梅》之谜有多少?在古典名著中,没有比《金瓶梅》再多的谜面和谜底了。因为《金瓶梅》作者为了避免与历史史实发生矛盾冲突,没有也不应把故事发生地交代的很清楚,所以,《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背景一直被作为一个谜,并成为一个同《金瓶梅》作者相联系的最难解决的问题,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谜底和答案,存在着种种争议。这些争议,概括讲可分为三派,一是南派,认为《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背景偏南,在山东以南,主要有南清河说、徐州说、安徽说以及扬淮说即扬州和淮安说;一是北派,认为《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背景在北,主要是北京说;三是清河派,认为《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背景不在南也不在北,就是在北清河。这些争议将会继续存在,因为故事发生地的背景与作者不可分,与作者的籍贯和社会生活、社会经历直接相关,所以,只要作者问题不解决,这个谜就永远猜不透。

北派的霍现俊先生著有《金瓶梅发微》⑹,他断言:“清河是地名,也是河名。”这是不错的,但他又认为,清河作为河名,是实指“北京的一条小河,叫小清河”,作为地名,“清河实指北京”这一派的出现是与《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相联系的;。

南派的李锦山先生著有《金瓶梅与淮上》⑺,他从诸多地名、寺庙建筑、江淮方言、历史人物、历史史实和文化生活习惯等多方面论证,认为《金瓶梅》“所刻意安排的环境背景,非南清河莫属”。南派还有人认为,《金瓶梅》故事写作的背景是徐州、安徽等。

上述两派的观点好像在与《金瓶梅》作者作对,你说西门庆是清河的,我偏说不是,因此,难免偏颇。

陈昭先生的《金瓶梅故事地点考》⑻倒是讲得比较客观,他认为:《金瓶梅》对清河的行政归属、地理位置、山川乡镇、公署设置以及街坊寺观的描写很难与历史上的清河对上号,倒是与历史上的扬州、徐州、淮安沾边,可见,陈昭先生也偏向于南派。他认为,“作者从未涉足清河”,这有点绝对。

作者既然对宋代清河的地理位置都写得非常清楚正确,又怎能不知道当代清河的地理位置就冒然以此为故事的第一发生地呢?例如,第二十九回吴神仙从浙江天台山往岱宗访道,陈昭先生认为:“从地理位置看,泰山在南,清河在北,去泰山是不经过清河的”。但实际上,如果是坐船,在宋代可先从浙江到到开封,然后直接到清河,何况,吴神仙是接受了邀请来看病的,“周老总兵相约,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来府上观相。”;而第三十六回,蔡状元从京师回家省亲,在明代是从北京起程,也是必经清河的。当然,应该说作者在创作时有虚构也不可避免地有疏漏,把宋代和明代放在一本书中,非有矛盾不可,不可能与实景完全“对上号”。

清河派的聊城大学闫增山先生认为,清河是《金瓶梅》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小说主人公除了两次进京外,其余的活动都发生在清河。明代有两个清河县,一在今河北邢台,在临清北70里,一在今江苏省淮阴西。但是根据场景描述,应该是北方的那个清河。金瓶梅》反映的是运河文化,当时商业比较发达,人们交流比较频繁,北方出现南方的方言口语和一些器物很正常,所以并不能以此说明故事就发生在南方。“《金瓶梅》中西门庆睡的‘炕’是北方特有的。‘炕’是用砖、坯等砌成的睡觉的台,下面有洞,连通烟囱,可以烧火取暖,南方则没有。”“实际描述中,作者将清河的位置挪到东平府附近了,距阳谷比较近,因为《金瓶梅》故事来源于《水浒传》,这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但是清河距临清的距离没有变,都是70里。”对此,我们可参见闫增山先生的《金瓶梅词话地理考》一文。

后来,许建平先生也对此有比较详客观的考证,他认为:“北清河”(今河北省刑台地区清河县)说,“南清河”(今江苏省清江市)说,“临清说”(今山东省临清市)都不准确,作者原来构思的故事发生地为今山东省东平县,离阳谷比较近的东平县西北的胡须昌城,但到了“小说第四十七至第八十回,作者也写了河北清河”,“而在小说的后20回,作者则将故事发生地转移到北清河与临清了。”他指出:“作者不仅对鲁西北一带特别是东平州的地理沿革颇为熟悉,同时对宋史也极精熟,不少宋史中官吏的籍贯、性格可随手写出”。清河派的困难在于无法解释为什么作者把清河的方位位置写得不一样。

综合各派学者专家的深入探讨的趋势,深入考察《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历史依据,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地理背景基本上是以运河为纵轴,以运河两岸及其城乡为横轴,不仅以《水浒传》中提到的清河为第一发生地,而且把京城(包括开封与北京)、阳谷、临清、泰山、济宁、兖州、兰陵、徐州、淮安、扬州、严州等地的地理文化背景都或明或暗地在书中呈现出来。如果说《金瓶梅》是大运河的产物,是运河文化的成果,是以大运河为地理大背景和文化大背景,这是比较恰当的。因此,我们不能低估了《金瓶梅》作者的生活范围,《金瓶梅》作者对以上地理和文化背景应该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他如果不曾在江南一带生活过,又如何能够看懂南戏,写起南方的生活来如身临其境?如果没有在兖州府、东昌府和清河一带生活过,又如何能够把鲁南鲁西北的俚言俗语和人情风俗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又如何能够把这南北的环境和文化融合的丝丝合榫,环环相扣?如果他没有去过京城,又如何能“观其高堂大厦,云窗绿阁”?⑼

六，安忱治河之谜

《金瓶梅》中的安忱治河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一条线索。安忱治河与《金瓶梅》的历史地理、成书的上限以及运河治理等问题都直接相关,安忱是贯穿《金瓶梅》全书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安忱在明代的原型究竟是谁?与明代的官员是否有关?这个谜团值得探讨。梅节、卢兴基、陈昭先生在《金瓶梅》研究中都注意到了这一人物,并进行过一些探讨,但都不甚明确,在此,我们不妨再深入一些,以便揭开这一谜团。

《金瓶梅》第三十六回,新科状元蔡蕴和“同榜”进士安忱同船回家省亲,路过清河,西门庆经翟云峰介绍,到新河口迎接,作者专门交待了这一人物的出身:“看官听说: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投在蔡京门下,做了假子。升秘书省正字给假探亲。”

与西门庆见面后,安进士道:“学生乃浙江钱塘县人士,贱号凤山。见除工部观政。亦给假还乡续亲。”

第四十九回,据蔡御史介绍:“安凤山他已升了工部主事,往荆州催攒皇木去了。”

第六十八回,安忱荣升为“都水郎中”,“备员冬曹,谬典水利,奔走湖湘之间”,“奉敕修理河道”,为期三年。

到第七十回,在工部一本中有:“神运届京,天人胥庆”,“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训,各升俸一级,赏银二十两。”

根据《宋史》卷四七一“奸臣”,有《安惇传》:安惇,广安人,字处厚,曾三迁谏议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谤狱,使蔡京与安惇杂治,二人肆其忮心,惩治元祐党人,被祸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为二蔡、二惇之谣。被陈瓘参劾,乃以宝文阁待制知谭州,寻放归田里。蔡京为相,复拜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崇宁初,同知枢密院。

安忱在《宋史》中无传,但在《续资治通鉴》卷十八有记:宋崇宁二年三月葵卯,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人,其尝上书,在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时李阶举礼部第一,阶,深之子而陈瓘之甥也。安忱对策,言使党人之子魁多士,无以示天,遂夺阶出身,而赐忱第。忱,惇兄也。又有:黄定等十八人皆上书邪等,帝临轩召谓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负于卿等。亦并黜之,皆从蔡京言也。

陈昭先生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把这段史实完全搞颠倒了。把安忱是安惇之兄,说成是安惇之弟;把安忱在对策时提出党人之子不可魁多士,说成安忱自己就是党人之子;把安忱和安惇兄弟说成是蔡京的同伙,说安忱排斥元祐党人,而不是元祐党人排斥他们;把李阶中状元被夺,说成是安忱中状元被夺等。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写法,或许是另有用意。⑽

那么,《金瓶梅》作者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只有对照明代的史实才能知道。

在《金瓶梅》中,所谓“都水司郎中”,是明代的官职。明洪武二十九年,工部始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郎中为司官,下设员外郎、主事。

安忱作为都水司郎中,认为“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大覃神辅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这就是说,面对南河南徙、淤沙无水的局面,当朝已无可奈何。那么,在明代,出现这种治河局面又是在何时呢?

从明代隆万年间运河治理的情况看,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在万历三年傅希挚复请开泇河被否决之后。

万历三年二月,傅希挚重申翁大立关于开泇河口以避黄河之险的提议,奏疏不久便受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应该说明的是,贾三近是支持开泇方案的,因为他不仅接待堪察泇河治理的官员,并有可能参与了勘察,贾三近在奏疏提出的前一年秋天,写有《同年张侍御以堪泇河住峄暇日共游仙人洞》诗为证,“玉洞苍烟古,同君一醉攀。秋深黄叶尽,雪霁白云还。扫石怜僧老,穿林羡鸟闲。共谈尘外事,清兴满禅关。喜共张平子,扪萝陟翠微。登临从我好,意气似君稀。涧水流丹液,岩云护绣衣。浮名付杯酒,莫与赏心违。”仙人洞在峄县城东,深秋黄叶之时,张侍御就住在峄县,他又与贾三近是同年,当然得到贾三近的支持。但否定开泇的大臣指责翁大立开泇是只顾漕运,而放弃黄河的治理,置民生于不顾,认为,这是没有贯彻潘季训修筑堤防、束水攻沙的治河方案。

此前,潘季训的疏导方案已被否定,现在,傅希挚的开泇方案又行不通。这使得实行万历新政的张居正“无如之何”。他只得一面实施各种临时的短期治河方案,一面企望以胶莱河的开凿治理,从海道运输以解燃眉之急。

到万历四年,都御使吴桂芳接任漕运总督,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实施了草湾工程,开始了"疏海口"的试验,使黄河的入海口得到了一定治理。但是又不成功,万历四年(1576)八月,黄河再决崔镇,争议再起,万历五年(1577)八月,“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亦决高家堰而东,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自此桃(源)、清(口)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⑾,河堤遭到严重破坏,漕运全线崩溃。于是,关于治河问题的矛盾再次爆发,各派各方面争执不下,都“无如之何”。

由此可见。安郎中所面临的“无如之何”的治河局面大约是万历五年或万历六年之时。

而在此时,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他就是新上任的工部尚书李幼滋。李幼滋是湖北应城人,与首辅江陵张居正是同乡。二人不但于嘉靖十九年一起中举,而且于嘉靖二十六年一同赴京会试,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李幼滋也考中同榜进士。据传,张居正与李幼滋关系密切。李幼滋诙谐幽默,酒量大、茶瘾深,被张居正戏称为“三壶”,即茶壶、酒壶、便壶。隆庆六年,张居正联合权阉冯保,博得李贵妃青睐,扳倒了首辅高拱,李幼滋从中支持,争得头功。他当时是湖南安察使,在衡山设伏,取得了李延贿赂高拱的证据,为张居正上台赢得了先机。

万历六年(1578),李幼滋荣升为工部尚书。就在这一年,

李幼滋趁机拉开了治河的序幕。他重新起用因反对开泇河而被罢免的河总潘季训,接受了潘季训以疏导为主的治理方案,并坐镇为治河当钱粮师爷。他实行张居正新政一条鞭法,实施按亩征银,一年便筹集专款60万两,相当于万历元年太仓库存现银的三倍。

李幼滋配合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如来自山东的大臣贾三近和于慎行就是新政的反对者,但是对治河工程他们也还是不得不赞成的。

李幼滋重新起用潘季训,总理河漕,一改过去分导疏流,而贯彻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办法,结果成效显著。不到三年,规模浩大的“两河”(运河、黄河)工程,经过潘季驯和他的同僚们的精心策划和组织,先后动用夫役80000人,耗银56万两,历时一年,终于在万历七年十月间提前完成了主体工程。万历八年(1580)二月,疏导工程完工,漕运畅通。在这次治河中,60万两专款是巨大的物质支撑,李幼滋幕后支持功不可没,结果,神宗加封李幼滋为太子太保。

对这次治河,贾三近十分赞赏,专门为潘季训作《漕渠奏疏歌·七古一首》:“忆昔沛中云色愁,惊涛万顷随阳侯。漂沙拆岸留孤树,风雷竞怒沧江秋。蛟龙近郭鸬鹚喜,一望洪川暮烟紫。郡国尺书走飞电,帝宠司空导河水。天上秋驰元武车,遥分剑履临淮徐。旋沉白马投玉璧,登山重启元彝书。元彝使者真授诀,为扫徐关白浪灭。金绳照日生荣光,独抱元圭奏芳烈。留侯祠前烟水平,歌风台下野云晴。中流飞輓自来去,河洛千年同颂声。”这里的“徐关”,实际上就是指“徐州洪”。朝廷士人们也纷纷撰文赋诗为之歌颂,将潘季训远比治水圣祖大禹,王世贞还撰写了长篇颂文,并认为:“不佞窃谓公之功一世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则百世功也”。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新政结束,李幼滋也失势,称病回乡,于万历十二年“抱志而卒”。⑿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幼滋与张居正的关系同《金瓶梅》

中的安忱和蔡蕴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出身都是同乡,又是同年;二是都与治河有关;三是与《宋史》中的安忱也同样有共同之处;四是治河都是不到三年就受到褒奖;五是基本与万历年间的历史史实和时间吻合。因此,除了李幼滋外,在明代也许再没有更适合《金瓶梅》中的安忱治河的人物原型了。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以李幼滋为原型呢?这也许因为《金瓶梅》作者就是万历新政的反对派,他在以“同榜进士”影射万历新政。因李幼滋在万历十二年已去世,所以,《金瓶梅》作者把他的言行写进书中也没有什么顾虑。

七，“山东八府”与“卿云万态奇峰”之谜

《金瓶梅》作者对山东似乎情有独钟,宋朝的“神运”,特别是“卿云万态奇峰”,本来是从太湖运到开封,但作者偏偏要让它走明朝的运河,偏偏要经过山东。

《金瓶梅》第六十五回,安忱一开始“在济州驻扎”,委托砖厂黄主事转告西门庆,要西门庆作东,迎接六黄太尉。那六黄太尉是“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的,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覆盖,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河道而来。”

六黄太尉过东平府,进清河县,“为首的就是山东巡抚都御使侯蒙,……及至东昌府徐崧、东平府胡思文、兖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黄甲、莱州府叶迁等八府官行厅参之礼。”

在宋史中,确有朝廷营建艮岳之事。但所谓“卿云万态奇峰”,就连魏子云先生也莫名其妙。其实,“卿云万态奇峰”就是宋朝相国寺花石纲中最著名的一座石峰。

峄县张素涵道光年间西去四川,一路游览,写下了《蜀程纪略》,其中有:“相国寺极宏丽,寺中石峰五,大者高三丈许,皆上丰下锐,面面玲珑。石色紫绿相间,或题秀云峰、题锦云峰、庆云峰,皆徽宗从太湖运来,堆砌艮岳,即宋所谓花纲石也。考石一百余峰,最著者名卿云万态奇峰,道君由此改元受贺。后金兵破宋,尽折花石,运入燕京,每运一石,折粮一石,号折粮石。至前明,令置海甸诸亲王,而开封尚遗其五,第所谓卿云万态奇峰不可见,而即此五峰,已秀绝千古矣。玩物丧志,民命何依?靖康之变,所由祸不旋踵也。”

由此可知,花纲石之役乃靖康之变的根本原因之一,作者作者让西门庆参与这一重大典型事件,是为细致地揭露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腐败。《金瓶梅》一书,无非写靖康之变也。

在此,《金瓶梅》故事的史实依据是宋代的,但故事发生地的依据却不是宋代的。一是在宋代根本就没有“山东河道”。会通河没有开凿,那来的山东河道?并且那时并无“山东”之称。二是当时并无所谓“八府”之称。宋时的行政设置不称府而称州,登州、莱州、青州属于京东东路,兖州、徐州属于京东西路,而所谓东平府和东昌府,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三是明代的行政设置才有山东。山东有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济南府、东昌府、兖州府等,但并没有东平府。徐州府也不属于山东,而属于南京直隶。

总之,从《金瓶梅》全书看,巧妙地以宋朝靖康之变的时间和史实为纵轴,以重新设计的明朝的历史地理甚至人物故事为横轴而全面展开,从而构成《金瓶梅》故事的坐标框架,这就是作者在第六十五回的创作构思方法,这实际上也是整个《金瓶梅》一百回的创作方法。

《金瓶梅》以这样的方法和这样的故事,把靖康之变挂在明朝的朝廷之上,为大明江山的危机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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