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我认为儒教就是宗教

（本文为《2009年中国宗教报告》中“儒教”部分的节选。由于特别原因，本文有大量的删节。）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从汉武帝开始，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宗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孔子的剧照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礼仪制度的外在性质，也容易导致虚伪。魏晋时代，儒教思想家以王弼等人为代表，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有形可见的行为（有）背后那无形可见的东西（无），并且认为，那背后无形可见的东西，比起有形可见的，更加重要。他们的意见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却并没有成为儒教国家的思想指导，因为他们讲不出那个“无”是什么，会导致由于理解不同而各行其是。

“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其《游侠列传》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这或许仅仅是“儒”与“教”两个字偶然的连接。到了汉代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踰三千。”（《蔡中郎集》卷五《司空杨公碑》）魏晋时代，“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隋唐以后，就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事的“教”。教，就是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而且是对于广大民众。这个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神道设教”是儒经《周易》里的话：“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彖》）依照儒者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众，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后世有人把这话解释为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仅仅用神祇来教育民众，乃是对儒教的误解。现存所有的儒教文献，都找不到儒者们不信神祇的记载。儒者们有时抨击或否认某些低级的神祇，那是为了维护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佛教都常常抨击该教之外的神祇一样。

神道设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

袁世凯祭天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古代文献中，在和佛教、道教相提并论的文字中，都认为儒教是和佛教、道教一样性质的社会存在，区别仅仅在于为公为私，为国家还是为个人。在儒者们看来，儒教是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出于公心的宗教，而佛教、道教则是仅仅追求个人私利的宗教；或者认为儒教是禀承天意行事、遵守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宗教，而佛教仅仅诉诸人的内心，教人不守秩序因而危害社会安定的宗教。佛教、道教认为自己是懂得人心的“内学”，而认为儒教不过是仅仅精通外在礼仪制度的学问。在通过神祇教育民众这一点上，则互相一致，没有相互指责过。

与儒教同义的另一称号是“孔教”，孔教的字面意义是孔子之教，相当于把佛教称为“释教”，把基督教称为“耶教”，都是把该教中最重要的圣人作为教的代名词。意思是说，该教所遵循的，就是那位圣人的教导。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天指的是什么？也经过了一系列演变。

在儒教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由于甲骨文中有许多“帝”而没有“天”，有的学者就认为，商朝人的最高信仰是帝或上帝，而周代才信仰天，并且做出解释，说这是由于商朝是游牧民族而周人是农业民族的结果。然而《尚书》中商代和以前的文献，都明确地把天作为最高信仰。与《尚书》同等重要的《诗经》，其中周人的诗歌，也明确地歌唱着上帝。否认《尚书》中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根据的，《诗经》中有关上帝的诗歌，是不可忽略的。这些记载说明，在周代及其以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古人就把天或上帝作为自己的最高信仰。

上帝是什么？或者说，上帝是谁？这在基督教中，是被学者们称为“上帝观”的问题。基督教中有关上帝观的讨论，是该教神学最重要，也是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同样，在儒教中，对于什么是天或上帝的讨论，也构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

依据现存的历史材料，特别是甲骨文中的记载，郭沫若等历史学家认为，商代的至上神是上帝，这个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先。而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汉之际，国家所祭祀的上帝有五位，他们分别是黄帝、炎帝、青帝太昊（也就是伏羲）、白帝少昊和黑帝颛顼。而白帝之所以受到祭祀，乃是因为秦朝人认为，他们是白帝少昊的后代。

《史记》的本纪部分，把尧舜禹、夏商周的祖先，都追溯到黄帝。并且根据历史，认为只有上古帝王的子孙，才有可能成为天子。所以刘邦一个平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做了天子，这是使司马迁感到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史记》中的这种疑惑说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只有上帝的子孙才可以做天子。而天子，起初也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称呼，即该人是上帝的儿子。

天子必须是上帝之子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儒教的上帝观。汉代儒教，顽强地要为刘邦找一个上帝的血统，经过200多年的寻找，到东汉，儒者贾逵从《左传》中找到一个叫刘累的，是一个夏代养龙的官。刘累是尧的后代，是刘邦的祖先。于是，刘邦就成了尧的后代，并且由尧可以上溯到黄帝，是黄帝的子孙。后来，王莽称帝，认为王氏是舜的后代；曹丕称帝，认为曹氏的祖先也是舜，并且都可以由舜上溯到黄帝。然而愈到后来，这样的努力就愈加困难，于是，儒者们用上了“感生帝”。

所谓“感生帝”，是汉代儒者们创造的概念。他们认为，天子的出生，一定是他们的母亲感受了天上某位上帝精气的结果，这个向天子母亲施加精气的上帝，就是该天子的感生帝。从南北朝后期开始，不少政权就设立了感生帝祭祀，直到明代，感生帝祭祀才被取消。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

不过今天的人们，包括许多历史学家，包括许多在儒学研究方面担任着某种领导职务的学者，也都忘记或者忽略了这个历史，在他们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常常说上帝是基督教的，而中国古代是不信仰上帝的。而由众多学者集体编写的权威性辞书《辞源》，收集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词汇，甚至许多非常偏僻、少见的词汇也被收入，可见编写者的功力和修养，然而其中却忘了一条“昊天上帝”。这些数典忘祖的现象，都是忽略儒教是个宗教的结果。

昊天上帝

古代的上帝，也称帝。“帝”加上“上”，起初未必是指天上的帝，更可能是指古代的帝。也就是说，上帝的“上”起初乃是一个时间概念，就像上古的“上”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后来，由于宗教观念的演变，帝被认为是到了天上，上帝才成为天上的帝。

由于上帝在天上，所以可以用天来代替上帝的称呼，就像《论语》中孔子也用“泰山”指称泰山神一样。而到后来，用所谓“地望”代指其人，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习惯，比如“昌黎”指韩愈，“河东”指柳宗元。从上帝到天的这个过程，目前还仅仅是个推测，不过也是我们从历史材料中能够找到的迄今为止最合理的推测。

虽然根据历史文献，天和上帝甚至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是同义的概念。但在国家的制度中，秦汉之际祭祀的最高对象，仍然是上帝，并且有五位。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人建议说，天上还有个最高的神，叫太一，五帝不过是太一的辅佐。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最高神，于是，英明过人的汉武帝就接受了这个来历不明甚至经典上根本无所根据的上帝。把太一神作为国家祭祀的最高神。五帝的地位降低了。后来又有儒者造出了五帝的新名称。这新名称共有两套，其中一套被沿用下来，分别是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炎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五帝新名字的出现，标志着由上古祖宗神演变成的上帝，将要退出作为儒教最高神的地位。

西汉末年，王莽、刘歆等儒者改革儒教的祭祀礼仪，依照儒经，把最高神称为“皇天上帝太一”。到东汉，仅仅称“皇天上帝”，而去掉了“太一”。

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儒经：“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从此以后，来历不明的太一神沉寂了，而儒教国家的最高神名称开始奠定在儒经的基础之上。

三国时代，儒教国家分裂。蜀国自认为继承的是汉朝正统，仍然祭祀皇天上帝；吴国称上帝为“皇皇后帝”，其根据在于《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曹魏把自己的上帝称为“皇皇帝天”或“皇天之神”，不过是皇天上帝的变称，其根据，都在儒经。

其后的晋代和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更加严重。然而所有的政权在依据儒经确定至上神名称和按照儒教礼仪制度进行祭祀方面，则完全一致。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到了宋代，儒者程颐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那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过儒者朱熹的认可，成为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

上帝的名称，在明代中期，由嘉靖皇帝重新改称“皇天上帝”，被清代国家政权所接受。如今还存放在天坛公园内的上帝神主牌，写的就是“皇天上帝”。虽然如此，在国家的正式文书中，上帝的名称仍然常常被称为“昊天上帝”。而对上帝的简称，则依据儒经《尚书·汤诰》中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称为“皇上帝”。后来洪秀全建立“上帝教”，称他的上帝是“皇上帝”，其实是用了儒教的名称。洪秀全，从骨子里，仍然是个儒生。

隋唐时代，仍然保持着对五帝的祭祀，不过此时开始区分“五天帝”和“五人帝”。五天帝被认为是五行之精或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上帝，其中一位就是某朝天子的感生帝，可以作为上帝，陪同昊天上帝享受祭祀。而黄帝、炎帝等，则被认为只是“人帝”，即人间的帝王，而不是天帝，所以不能陪同昊天上帝享受国家的最高祭祀。儒教的上帝观完成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由于五天帝也称上帝，所以，唐代中期，在武则天主持下，儒者们确定，只有昊天上帝可以称天，而其他上帝不得称天。此时，天，才是儒教信仰的最高神，一般的上帝则不得与天并列。

人间的君主可以为神加封，因为君主是天之子，其宗教地位要高于这些神祇。

原则上，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人和事物，都可以成为神祇，被纳入国家祀典。而本来没有，后来被儒教国家纳入祀典的最重要神祇，就是孔子。

孔子是国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规定，只能由儒者进行祭祀。官员可以祭祀孔子，因为独尊儒术的国家，官员一般也都是儒者。

任继愈：儒教是宗教

1999年、2000年，李申两卷本的《中国儒教史》相继出版。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是“划时代的著作”。反对者认为该书是“国家级的豆腐渣工程”，是不通训诂、没有读懂古书的结果。激烈的争论持续了近1年，零星的争论至今仍然在进行。

围绕《中国儒教史》争论的结果，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其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召开了“儒学、儒教和宗教”的学术讨论会；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参加了成立大会，表示国家最高的宗教研究机构和宗教管理机构，都正式承认了儒教作为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三是这个“宗教蓝皮书”，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

著者：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哲学和宗教研究者。主要著作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儒教论》、《宗教论》等。主编《中华大典·哲学典·儒学分典》，《中华大典·宗教典·儒教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