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

反科学文化人认为“何谓科学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批判的精神”，但是他们的这种“批判”是个半导体，只许他们用谎言来“批判”科学，却不许别人“批判”他们的谎言。对于别人有理有据的批评从不敢做出正面回应，只靠给对方扣上“持一种僵化的教条的态度”的帽子，就自以为可以得胜回朝了，这些人真不知“学术”为何物，还以为学术不是靠证据而是靠“态度”吃饭的。

吴国盛

吴国盛教授作为中国反科学的旗手早已名震天下，如果觉得“今是而昨非”，愿意再次改变立场，当然值得欢迎。但是如果又要反科学，又不想担这个名声，恐怕不大容易。这次“摘帽”的根据也十分有趣，引用了两年多前的一篇读者来信作为证据。遗憾的是这篇来信却帮不了吴教授什么忙，写信的山东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牛玉波声称“至于吴国盛先生《科技应有禁区》的访谈录，我没读到，也就无从评价。”牛先生所感到的只是“困惑”，但这“困惑”不是针对我的，因为他明确说“赵先生形成上述结论并不令人困惑”，所以我当时对这封信未作任何回应。他的“困惑”是针对吴教授的：“令我困惑的地方也正在这里———难道吴先生会魔术般摇身一变，从传播科学的标兵突然转变成反对科学的逆人了吗？”

这位牛先生大概比较年轻，阅历有限，还不体会人是会变的。像我们这些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亲眼见到很多文革中的极左激进份子在市场经济中变成了腰缠万贯的董事长，对于人的可变性早已司空见惯，是不会感到“困惑”的。正如国际关系“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一样，“人性”也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立场”。从我第一次见到吴国盛教授，他就已经反科学了，所以我无从知道他是不是“魔术般摇身一变”，但吴教授在各种访谈中从不讳言他曾经是个“科学主义者”，而现在则反对“科学主义”，所以这个“变”是肯定存在的，牛先生大可不必“困惑”。就连牛先生“读之沁人心脾”的《科学的历程》也在变，再版时加上了“反科学的尾巴”。

虽然没见到吴教授怎样“变”，但几个月前却有幸见到华杰博士在我眼前表演了“魔术般摇身一变”的全过程，说明这种“变”法也有其现实可能性。而且“变”了之后也不忘对这种“魔术”作出解释，据说是从“缺省配置”升级到了新的版本，进而还有江晓原的解释：“告别自己的初恋情人”，而且“不是郎君负奴家，也不是奴家存心要负郎，实在是时移势异，社会正在发展，情况已经变化，不得不如此吧。”

“摇身一变”本身并无褒贬之意，问题在于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至少华杰博士在“摇身一变”之前还写了不少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独立的文章，而“摇身一变”之后却变得口欲开而嗫嚅，吞吞吐吐起来了。吴教授“变”得早，我只看过他“变”之后的文章，总的感觉是语无伦次，堆砌词藻却不知所云。就拿崔雪芹这个访谈为例，本来的目的是想否认自己反科学，自称是在反对子虚乌有的“科学主义”，是“对科学进行反思”，却又在访谈中露出马脚，用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反对日心说和显微镜。日心说是现代物理学的发端，显微镜造就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反对掉这两者，就挖了现代科学的老根，还说不是反科学，鬼才相信。吴教授在别的文章里还说“进化的故事令人绝望”，看来还想把现代生物学也连根拔掉，恢复神创论。

吴教授要做的“工作”是“科学本来就有的人文被丢掉了，现在我要把它拣回来再塞回去。”他要“塞”进科学的是什么？无非是“允许胡说”的“人文”，如果科学真的被塞进这些胡言乱语，科学也就变成像“人文”一样有机会“玩弄魔法”的地方，那可真是“科学的终结”了。

吴教授想玩魔术，最好不要在科学面前玩，因为太容易被戳穿，弄得索然无趣。而且玩魔术也得有点真本事，你要是能从空礼帽里拎出一只活兔子，至少还能赢得惊叹之声，如果只是从帽子里倒出一些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垃圾，观众看了也只剩下恶心，这种拙劣的魔术毫无审美价值。

延伸阅读

《清华教授吴国盛是如何反科学的？》

节选：

吴国盛所谓的“人文”是什么呢？联系到他这些年曾出版的著作，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指之“人文”，就是科学必须接受宗教思想的指引。宗教里面提倡的是对超自然上帝的敬畏，认为人类不能也没有资格改造生命，这种思想必须灌输到科学家们的头脑中去。于是，“敬畏生命”就等同于“禁止改造”，科学发展必须得到约束。如果科学研究没有被划定禁区呢？吴国盛在《为科学注入人文因素》中，以一种痛惜的语气说：“当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科学与人性是一致的。很显然，我是转变得比较厉害的。”显而易见，吴国盛认为科学已经是与人性是相反的“恶”：“整个现代科学的悲剧就在于它丧失了最原初的意义的源泉，以至不知道很多东西意味着什么。比如，对生命的任何残害在今天都是可以想象的了，因为它不过是显微镜下无生命的僵死的片段、数学的组合。”

吴国盛还举例声称，科学带来了人类的自大，是对个人感受的侵犯。他认为，科学导致人类只相信力量和扩张，只有榨取掠夺，不敬畏自然。他说，“哥白尼革命的最大的摧毁是，你看见的运动不见得是运动。比如，太阳东出西落是我们的基本人生经验，但现在被说成是一种错觉。哥白尼革命的后果就在于开始贬低感觉世界，贬低的同时，抬出一个所谓科学理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开始主宰我们的本质世界，这种主宰的一系列逻辑后果是，地球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的能量都榨取光了，把废物都扔在这儿，只要我们掌握足够能量，太阳系我们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哥白尼等自然科学家对吴国盛这样的人在精神上的摧毁确实是很大的。所以他在文章中使用了“贬低感觉世界”“所谓科学理性的世界”这些明显带有不满、不屑情绪的短句。在他那里，“科学理性”给世界带来的是不确定的恐慌，她摧毁的是旧文人的骄傲，因为他们从此的行为准则都要接受科学的一番审视，“这不科学”一类的评判话语会让他们感到被侵犯了自尊，认为科学本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手画脚”。于是，吴国盛重点强调说：科学精神不一定是好的东西。

而在吴国盛的《百年科学回顾与哲学反思》一文中，更是把他的思想表露得淋漓尽致。他指出，科学伤害的是人性。而“当科学提供的完全是一个必然性的、完全确定的世界，那么，种种意义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就没有余地了。既然科学抛却了人性，抛却了人的自由和伦理，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意义又将何在？”所以，他说：“科学终有一天，将让人的意义与价值不存。”

事实上，这是吴国盛个人对科学的偏见和误解。

科学既没有给出过一个“必然性的、完全确定的世界”，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种种意义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科学是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实事求是便是这种人文精神的本色。科学恰恰要反对的就是“必然、确定”，因为她尊重和崇拜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的是不断突破，即无穷无尽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解放了人类的身体，也拓展了人的思想境界，让人具有更好、更高尚的精神追求。

科学的核心是方法体系，即在千万个追求知识的各路方法中寻找出最可靠的一种，让人们获得的知识是最靠谱的。科学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也绝对不可能说自己“永远正确”，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你懂得“货比三家”，如果不选择科学就会吃亏。

科学也不会对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指手画脚。恰恰相反，即使是最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也可以与传统人文思想和谐共存。比如，很多科学家就祭祖，也烧纸钱。他们也爱进寺庙参观游赏，逢年过节也互说“恭喜发财”，他们也吟诗赏月、翩翩起舞，很多大发明家、大科学家自己就是积极和高水准的文艺爱好者，甚至是第一流的小说家。

科学更不会否认人生和世界的意义。薛定谔就认为，没有人，宇宙就只是一个波函数，是冷冰冰的；有了人，才有这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才有了温暖的万象世界。科学家们指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千方百计让生命基因存在、延续、传播下去，一切社会行为要符合生命延续的进化方向。而相应的，要建立起“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明，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

可以说，科学与“人本主义”是一脉相承、融合贯通的，她仅仅反对的是“神本主义”，即把超自然的意志强加到人们头上，进而束缚人的自由和劳动生产力。

《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输给科学家的？》

节选：

在近代科学滥觞之际，人们曾因科学与宗教真理相冲突而质疑科学的真理性。后来又有浪漫主义对科学世界观提出强烈抗议。近几十年来，则又爆发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即所谓两种文化之争。

1959年，有一个科学家，C.P.斯诺，在剑桥做了一个讲演，题目叫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斯诺站在科学文化一边，对人文学者的流行态度提出质疑。

当时所谓人文主要是指文学，在当时的大学里，文学教授很骄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不懂莎士比亚，不会引用荷马，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技术你可以到专科学校去学，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

斯诺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里，科学揭示了关于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科学和科学家在大学里应该有更高的地位。

后来的局面发展像斯诺所愿望的那样，应该说，超出了他的愿望。今天的局面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电子学、生物学、理论物理学，这些学科在大学里是最重要的学科，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人文知识分子反过来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现代文学的，人们心想，瞎混混的，没什么真才实学。

科学才是思想的顶峰

幸亏科学家们都忙着做实验呢，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的还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还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强调科学技术统治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对科学的真理霸权也提出质疑。科学自称提供客观知识，但他们指出，科学实际上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是受社会影响的，“物理学和化学、数学和逻辑烙有它们的特定文化创造者的印记，殊不亚于人类学和历史学”。

再进一步，似乎也可以说，科学是科学家们建构起来的。于是就有了建构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

所谓建构主义，属于解构主义的大思潮，虽然两个名称在字面上相反。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

在欧美，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数是比较左倾的，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把科学霸权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强建构主义或曰强纲领的建构主义（SSK）主张，科学并不是什么客观知识，而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谈判的结果；科学理论是一种社会构造，其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事实性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仅仅充当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学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另一个神话故事；拉图尔明称“要消除科学和小说之间的区分”。法伊尔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和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转变”是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但建构主义要走得更远。

在很多人文学科，特别在知识社会学领域、文化研究及科学学领域，建构主义势力强大。这种局面惹恼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索卡尔。

《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

节选：

在今天，引导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道德观和精神价值的，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价值观，但它们却能对价值观进行约束。

科学剥开了教会在客观事实上的权威外衣，质疑宗教在道德上的可信性。科学对复仇之神和神秘力量的理论进行反驳，阻止了活人献祭、猎杀女巫、信仰疗法、神判法、和迫害异端的实施。科学的事实，展示了宇宙法则的无目的性，迫使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种族、和我们的星球负责。基于同样的原因，科学腰斩了所有基于神秘力量、使命感、宿命论、辩证法、阶级斗争、或救世主时代的道德和政治体系。

《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

节选：

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根本分歧，也是科学与人文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任何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共生互动”的努力，都会面对这一分歧的挑战。

《科学是宗教吗？不，科学不是一种信仰！》

节选：

有人用简单的一段话就能驱散“科学就像信仰”这一谣言，他就是理查德·道金斯：

我们认真思考，并在检查证据以后才强烈地甚至热情地相信某些事物，这和我们发自内心地，或者历史上有其他人发自内心地相信某些事物，而后被传统所神圣化之间，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相信一个随时能够引用证据和逻辑的事物，和相信一个只被传统、权威和神启支持的事物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再论科学不是一种宗教信仰》

节选：

胡扯1：‘科学和宗教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世界的认知。不见得一个一定对，另一个一定错。’

回答：所以说‘你爹是你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爹’和象澳洲土著信仰的‘你爹是条野狗’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世界的认知？

胡扯2：‘我曾经问一位我最尊敬的无神论者：如果有一天上帝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总相信了吧？他说：不，我只会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我也曾问一位有神论者：如果科学证伪了一切神迹，你还信神吗？他说：不可能证伪一切，也不可能证伪将来。结论：信和不信都是"相信"，人类永远不可能证明上帝不存在，也不可能证明上帝存在。’

回答：鉴定父子关系最准的是基因检测，但也不过是99.99%准确率。所以人类永远不可能证明你爹不是你爹，也不可能证明你爹是你爹，那么结论是信和不信‘你爹是你爹’都是“相信”？

你爹’理论也可以用来驳斥其它常见的对科学的怀疑和攻击。

例如，‘科学无法保证是永远正确’这一类的胡扯——

胡扯3：‘我主张转基因主粮必须保证绝对安全，这引起了争论。我解释一下“绝对安全”的含义：即在现有的知识框架内排除全部不确定性。——但是即便最力挺转基因食品的专家也不敢斩钉截铁地对此做一个肯定的答复。我问专家：你愿意天天吃一种你自己也不能确信它是不是绝对安全的食品吗？’

回答：现有的知识框架内最顶尖的科学家科学技术，也无法排除你爹实际上不是生物学上的你爹的可能性，so……?

即使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但这不应是拒绝相信科学的理由，更不能因此去相信没有可靠证据的信仰、胡扯。

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选择相信现有的经过最严格检验的、有最好证据的、逻辑自洽的理论，而这正好就是科学理论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