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里红花卉碗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和青花也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两者是共生的。

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的东西都被赋予超物质的意义。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而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

明代建国之初就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于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元末时,景德镇瓷器厂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也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的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釉里红瓷品走红当今国际市场的原因,一则因其色调红透艳丽之美,令人叹绝;再则这类瓷品烧制工艺极难掌握,常有“千窑一宝”之说;三是明代彩料多采自外国,受材料限制,历朝烧制此品的时间都不太长久,清初所制,尚沿用前朝遗料,这就是造成釉里红瓷传世成品数量稀少而弥足珍贵、价位至今居高不下的原因。

如此碗红色上乘的更是寥寥,属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

“釉里红”瓷器收藏,自民国时期以来一直受到藏家重视。当时的古玩市场中很少能见到“釉里红”,偶尔出现必受追捧,且价格远高于青花、粉彩。随着拍卖市场的启动,“釉里红”瓷器的价位逐年上升,曾有一件明洪武釉里红牡丹莲花纹大盘1986年于香港被日本人以940万港元拍走,专家估计,此品当今若再上市拍卖,价位当在2000万港元以上。1989年,一件洪武釉里红牡丹菊花大碗更以2035万港元的创世界纪录价位在香港拍卖成交。这一价位创下了当时釉里红瓷品和明瓷拍卖之最,也是中国文物艺术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所创高价位纪录之一。2003年,一只乾隆官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惊现香港苏富比,这件当年宫廷内的大型陈设瓷,最终以1014万港元成交。至今,明代釉里红瓷品在国际拍卖市场的高价位一直保持在稳定状态,几乎每件明釉里红瓷品,都能在拍卖市场上以不低于百万港元的价位成交。影响所及,清初釉里红瓷品,在拍卖市场上价位也直追明瓷。

陈先生

江苏省常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