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见微信公众号“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五十一，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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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竞争角度而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种间竞争、种内竞争的竞争史。

采猎文明的氏族社会阶段，主要是人与动物的种间竞争，这种小规模的竞争维护着生态的良好循环，故氏族亲缘社会，维系了三百万年。而后，人类靠共同的理念（即赫拉利“虚拟的故事”）高效协作，再无其他动物是人类的对手，人类毁林造田，毁田建城，进入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种内竞争。

农业文明阶段，人类依赖特定的土地资源求存，最大规模的竞争就是国家规模下对土地资源的竞争，即通过战争开疆拓土，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拓展自身地域的边界以边际收益递减为零即扩展到于国家无收益自然就稳定下来。如施展所解读的伊犁对沙俄是负收益、波斯都护府对唐朝是负收益、越南对明朝是负收益，所以这些负收益的地域最终不能长久被划归为该国的领域。任何存在都是结构存在，这是作为国家这个结构系统所不自觉却自然遵循的简约原理（即最高效的依存结构或依存方式）使然。

工商业文明阶段，人类通过资本跨地域获取资源求存，国家之间的竞争无需掠夺土地，只要能掠夺土地上产出的资源即可，包括土地蕴含的自然资源、土地上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资源等。所以，竞争的范围没有的土地的限制，以致于最终扩展为全球化的竞争。此时的竞争，表面上越来越柔和，经济掠夺替代战争掠夺成为竞争的第一手段，隐蔽而高效，只有在经济上竞争不过才会想着通过军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在核武器越来越普遍的当下，战争已事关整个人类的存亡，对拥有核武器的任何国家而言，这都是全人类同归于尽的选择。所以，越是发达的国家，军备的价值越只是发挥着更重要的震慑作用。但只要核暴力没有被人类自行消解，爆发的可能性就随时存在。谁也不能保证竞争关系下滋生的恶意揣测不会因为竞争的思维而擦枪走火。

当年英国通过资本进行全球殖民，不惜通过战争也要打开中国的国门。八国联军闯入圆明园，咸丰帝以为会江山易主，实际上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国土，人家要的只是你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和土地上的人们能创造的财富。为地主耕地求存和为资本家打工求存，本质上没有根本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资本逐利性的最大化实现需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于是，自由、民主的需求空前高涨，也成为新一轮意识形态震彻寰宇。说到底，资本家需要投资的自由，无产者需要选择资本家的自由，两相耦合，完成社会化的分工与协作，这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但以资本为导向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天然的存在着不可客服的内生性问题，即资本增殖的目的虽然能实现资本增殖的最优配置，却无法实现人类整体求存的最优配置，因为人类整体求存需要兼顾所有人的利益，更需要维护整个地球自然生态良好的再循环。也就是说，资本先天视野的局限决定了它无法在更高的整体层级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的良好耦合或对接，即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视为一个生态结构，维持这个结构的最优资源配置，从而还原人的自然本质，实现人类在自然中的最佳生存状态。

自由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还会导致比农业文明严重的多的贫富分化，而且，拥有资本的生产方在产品剩余时宁可销毁也不会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这些产品却无力购买的人。所以，经济危机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由经济延展出的更脆弱的金融体系则同样无可避免的有着周期更短的金融危机。当下的货币是金融体系缔造的信用货币，而信用是最虚无的东西，任何突发事件都可以让信用主体出于求存的本能而放弃信用，如美国在疫情下无限量增发货币。当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内生性的矛盾必然，一方面也是大自然抑制自由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必要措施，这其实也是在提醒人类反思自己的理念模式、求存模式以期进入下一文明阶段，就如同人体得病实际是在告诫你要修正自己当下的生活方式、求存理念，采取正确的养生方式、生活方式，才能安稳的寿终正寝。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反而可能因为政府的参与消解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大尺度上看138亿年的自然演化史，任何典型的存在反而会在后续的分化发展进程中失去前途，反而是非典型的存在因为更具兼容性可能拓展出新的分化发展路径。所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可能需要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主义”都是很好的提法，指向了正确的方向。《物演通论》新思想更是最重要的文化突破，指明了未来全球化的必然与可能路径，奠基了未来新文明的文化基础。

（二）

从协作的角度而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分化耦合的协作史。

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家联盟，人类的协作规模不断升级；任何协作规模的主体都一方面是对外竞争的主体、一方面需要对内协作。最早采猎文明种间竞争下的原始氏族社会是种内最小规模的社会协作单位，当今全球范围的种内竞争以国家以及国家联盟为单位展开，如一战二战中战争的规模从以国家为单位上升到以国家联盟划分为不同的阵营。但最终，随着我们必须面对地球资源有限与人类整体求存的问题，随着生态、气候、基因武器、人工智能等等一些列人类的系统危机如2020年的疫情一样逐步显化与爆发，人类的协作必须上升到以人类全体为单位。也就是说，人类必须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不同国家联盟之间的内部竞争，把人类视为一个利益整体才有存续的可能。否则，无需等到外星人入侵（外星人可能永远来不了，因为按《物演通论》，任何生物存在度随智质的增加而减低，永远无法突破自身存在的时空屏障），就会先行自我消灭自己。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趋势是自然演化的总趋势。随着人类危存境况的日益严峻，全人类必须达成认知趋同，共同努力，才有继续存续的资格。但因为经济、文化、政治相互影响，需要整体匹配，所以，哪怕经济的全球化领先了，如果政治、文化没有与之匹配，也会有在进退之间不断反复，以等待全球化的条件逐一成熟。

采猎文明的种间竞争阶段，人直接在自然中求存，承受着最大的自然压力。所以，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人必须以自我为中心才能活下去，但即使在这个阶段，人也知道不杀动物幼崽，不捕待长的鱼苗，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求存。农业文明阶段，人靠天吃饭，也对自然充满敬畏，不会做出竭泽而渔的傻事——当然，这个阶段的人类也没有工业文明阶段竭泽而渔的能力。

西方文明以古希腊为发源，古希腊开放的地理地貌导致其一开始就有着比其他农业文明更发达的商业，所以，需要神学在意识上把因为经商而散开的人凝聚成一个整体，这导致西方文明一开始就用神割裂了人与自然。随着宗教桎梏被打破，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人本主义更是站上前台，追求自由和平等，追求人的价值最大化。但被人类抛置脑后的自然很快（工商业文明仅仅几百年）就以资源枯竭、灾难频发的方式唤起人类对自然的重新关注。从人本主义到生态主义是人类当下必须做出的意识形态的调整，这个调整寻求的是人类整体与自然的重新匹配，它是人类整体的功课，需要人类整体的协作。那种发达国家通过把低端产业链转移到不发达国家从而转嫁问题的做法永远是治标不治本的一叶障目。须知，整个地球的大气循环、洋流循环是一个整体，日本核泄漏的污染已抵达澳大利亚，一个地方的核爆炸的烟尘弥散开来可能导致整个地球的核冬天。所以，未来人类的命运是一体的。整个人类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也需要围绕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重新建构。

当下资本主义把一切产品商品化后又通过金融体系把一切货币资本化，造成所谓人人都能当资本家的假象。但实际上，做任何事都有门槛，每个人的能力范围一方面依赖于你自身的学习力和行动力，一方面依赖于你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某些人奋斗一生的终点都达不到些某人的起点。而代沟之所以存在，就是每一代的生存环境差异导致的。总之，每个人先天的智能总体水平差异不大，各自的不同更多是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而后才是基于成长后的自我选择进一步导致的不同。所以，资本主义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每个人不同的具体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其未来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社会越发达，两极分化越严重，上层对下层的掠夺越暴烈，但掠夺方式越温和。当下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利益分配全靠资本的运作，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比任何暴力更能达成全球化的利益实现。美国让美元成为全球的结算货币，并与黄金储备脱离，就是这样一个通过资本完成全球式掠夺的过程。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法象美国那样在长时间大比例的贸易逆差下借贷消费，唯有美国可以通过印钞维持这样的格局，并把美元铺展到全球。只是这种掠夺方式的受益者是美国的金融寡头而非大多数美国人民，包括所有高新科技的开发应用也离不开资本的协作，所以，美国金融界、硅谷与平民的贫富悬殊也会越来越大。这是美国主要的内部矛盾。尤其在疫情之下，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发。特朗普代表财富分化后收入一直没怎么增加的美国人民的意志而入选美国总统，自然要秉持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维持住自己总统的身份。但特朗普的作为资本家优先维护的是自身的利益，在实际操作上，相对而言，也就维护不了这批人的利益。

任何人都脱离不了自然的趋势和自己身处的时代。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任何反全球化的行为都是暂时性的，只要人类还在发展，这种全球化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正如西方的资本不允许曾经的中国自给自足，哪怕通过战争也要打开中国国门；现代资本也不允许任何国家自给自足，也没有那个国家可以脱离人类的整体命运而独自存续。但资本主义不代表未来。自由资本主义下的全球化是没有前途的，理由如前述。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只代表某一国家的利益，也无法真正的引领全球化。只有真正站在超越国家立场的全人类的利益格局上，全球化才有希望真正完成。

所以，全球化是资本驱策的结果，但全球化又不能靠资本单方面完成，因为资本无法能解决资本本身带来的问题，即资本的逐利性会引发全球性的更严重的竞争和贫富分化，以及全球性的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的系统危机，如生态危机、核危机、生化危机、资源危机等等。所以，资本主义的没落是既定的。真正的全球化不仅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政治方面，联合国必须为超越具体国家利益的人类整体利益负责，这就需要联合国有更多的政治权利、经济基础和文化认同。当然，那时的联合国并不是集权中心，只是哪怕集中全世界人民的民意也需要一个机构去完成。文化方面，必须有新的意识形态，必须有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新思想的引领，才能保证人类求存有基于整体的正确行为模式。显然，美国没有这样的新思想，整个西方都没有，而中国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全面的学习西方，一方面自己的传统文化还得以保留，正是在这样的东西方文化交织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下，中国涌现出了王东岳先生这样的通过哲学在最底层打通东西方文化的学者。王东岳先生基于人类现有的大信息量，用西方哲科思维的精密逻辑论证出一个更精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型，奠定了人类下一期文明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中国原有的儒家、道家的粗陋思想模型早已无法整顿今天人类的信息量，更无法说服任何国家跟随。

王东岳先生的《物演通论》作为一个假设证明体系，作为一个最新的哲学思想，作为对人类最终极的关怀，足以引领人类建构全新的文化模式，从而逐步改变人类整体的生存结构。须知，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当下系统危机的逐步显化已经决定了人类不改变不足以求存。当年中国因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下粮食资源有限，必须重农抑商才能生存；全球化以后，地球的整体资源同样有限，资本主义的张扬或工商业文明的拓展会最快的耗尽有限的资源。故，文化转型是人类得以存续的必须，也是全球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是旧文化不堪此任，新思想才能拓展出未来。而最匹配人类当下生存结构的新思想就是《物演通论》。当下的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意识到《物演通论》的价值，但其“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主义”的提法，就是在探讨人类共同求存的道路，与《物演通论》的价值倾向是一致的。新思想一步步从非主流到主流，就是人类一步步从茫然到坚定的走向未来所依赖的思想路径。所以，文化先行最为重要，文化不到位，无论经济、政治怎么设计、怎么折腾都没有前途。

中美之争，归根到底是看谁能代表未来。国与国之间不仅有具体的利益关系，整个人类更有超越所有国家利益的事关人类生死的更大格局的利益关系。维护这种利益就是维护每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只有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连接所有人，才能搭建所有人的生存平台，才能让全球一体化真正实现。否则，人类内部竞争会消耗掉大量本来就有限的资源，竞争带来的暴力也随时可以导致人类倾覆。所以，中国想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除了担当起大国的责任，更要超越自身利益的系统输出符合人类整体求存的超越目前所有意识形态的新的意识形态，以引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并跟随。

（三）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需求的过程。而任何创造都以消耗人类整体资源为代价，终有尽头。与其追逐这个尽头，不断扩大物质需求，不如在保障了每个人基本的物质需求后追求更容易带给人幸福感的精神需求，如音乐、美术、舞蹈等，每个人都可以有个性化的创造。

其实人的基本需求并不多，无非衣食住行，而且身体每天能容纳的食物就那么多，过多反而不健康；能穿的衣服也只有那么多，过多消耗的是整理的时间和堆砌的空间；睡觉也只能睡一张床，哪怕拥有房产无数。人之所以会去贪求数倍于自身需求的物质，全是文明尤其是工商业文明过度刺激欲望的结果，并不断的刷新人类的需求。没有手机的时候，没有人需要手机；有了手机以后，人人离不开手机。除了基本的食物、衣物、房屋，人类所有的需求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从奢侈品逐渐变成必需品，人类的依存条件由此越来越多。比如未来的互联网、区块链作为基础设施把人类连为一体，须臾不可离，而整个互联网包括其他人造物需要的能量会越来越数倍于人体肉身的需要。这只说明了这个最庞大的社会结构体的复杂、脆弱与维系艰难。用《物演通论》中的概念，就是存在度最低。

在这样的情势下，人类需要更加谨慎，任何高科技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与其盲目乐观，不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避免触发人类的更严重的系统危机。所以，文化需要先行，只有文化转型成功，人类才有望自发的改变经济模式、政治模式，通过共识逐步去缓解人类的种种危机，把人类的需求引向更健康、更美好、更有幸福感的良性循环方式，如从外在的物质需求导向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美竞争，表面上是利益的竞争，但最后一定是战略的竞争，战略的竞争背后是思想文化的竞争。因为资本的逻辑不足以维护人类求存。人类先要解决人类整体内部的和谐问题，然后才能解决人和自然的和谐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国需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的利益的计算不能再以国家为单位，而应该以人类整体为单位。这是最大的集体主义。中国有多大的胸襟才能担当多大的责任，而且，中国式旧的集体主义肯定不能与新的人类发展相匹配。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必然是人性越来越需要自由的过程，集体主义的实现必须是通过天下人自发的认可并实现才有意义。而文化先行就是让人能自觉的选择合乎人类整体求存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个体和整体的行为模式。

在人类社会早期，无论东西方都讨论过关于集体主义社会观和个人主义社会观的问题，即个人应该服从集体还是应该让集体为个人服务，因为生存结构的不同，中国最终达成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观，而古希腊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社会观。集体主义社会观是农业文明的素质，即个人被固定在土地上由国家统筹管理是效率最高的；而个人主义社会观是工商业文明需要的素质，即资本运作需要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才能实现资本流通与利益的最大化。

东西方各自的文化和社会观都匹配于当时各自的生存结构，由当时的自然条件决定。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因为资本的逐利性质已经跨地域迅速耗费了全球的资源，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必须实现文化转型。只是人类的个体意志越来越追求自由，所以，要想让人类自觉维护人类的整体生存，一定不是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是基于新的宇宙观模型的普及，使得每个个体的认知程度的提高，能整体看待问题，同时因为人类的系统危机一触即发，每个人都能切近的感受到，也会促使个体自由自觉的实现人类整体的生存维护。

那种不顾个人认知程度，强加于个人意志之上的集体主义只是对人性的漠视和压抑，所以，王东岳先生说“倘若改革的举措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泯灭人性天良’为代价，则我宁可面对毁灭。”所以，我相信，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行是依靠强权与专制的话，甚至如果推行新思想需要依靠强权与专制的话（《物演通论》始终是基于人类整体讨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人类的没落》始终是基于人类整体探讨人类可能的出路），都非人类之福，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不可避免的生存于人类这个最大的集体中。集团和个体是相对的，没有脱离集体的自由，也没有不依赖个人自由实现的集体。集体主义的实现最低标准靠法律，最高标准靠个人认知境界下自觉的道德规范。所以，若淡化国家界限，由联合国通过民主选举统筹人类的管理，制定人类通行法律，推广人类整体求存的思想文化，才是人类之福。因为，国家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构成最大规模的竞争，而竞争内耗的是人类整体的资源。真正立足于人类整体的大国，可以提出取缔国家，把自身的利益真正融入人类整体利益的架构中，区块链等新技术可以作为联合国推行的手段。当然，国家的消解只是作为利益单元的消解，特定土地上生存的人群是不会变的。但哪怕这样，也很不容易了。因为任何国家和企业一样，其思维都局限于既得利益，构成自身无法突破的思维遮蔽。如诺基亚不是败给苹果，实际是败给自身既得利益限制下无法突破的思维。但自己不革命，革命依旧会发生。正如整个原子进化中只有外壳层电子排布最残缺的碳元素进化出了生命，整个海洋生物中只有爬上岸来成为两栖动物的一步步铺满整个大陆，整个猴群中只有掉下树的猴子成了人，整个物质演化都是异端突起而主流衰丧的过程，如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没有既得利益，反而能通过区块链构建全新的世界。任何国家，必须顺应全球化的未来以及最好的全球化的协作方式，把整个人类扩展为一个利益单元。全球人与人的血缘早就混杂无分，真正把人分割开来的实际是后天的文化，只要整个人类认知深层最基本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能达成大致的统一，整个人类就是一个整体，就可视为一个国家或没有国家。这和具体每个地域的人依然保持着浅层文化的多元性并不矛盾。

当然，文化的统一必须基于文化本身的融合能力，而不是靠强权与专制来实现，否则就没有意义！唯有自我追求和认可的幸福才是幸福，强权给予的东西再好也不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