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学时代最短命

原文发布于微信公众号“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五十二，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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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东岳先生反复指出科学不代表未来，后科学时代必将来临。

但很多没有读过《物演通论》的同学并不清楚王东岳先生说这句话的依据和底气，所以将信将疑。那些把科学看得无比神圣的科学主义者和把科学视为客观规律的迷信人群更是觉得此言离经叛道、哗众取宠。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这些人并不知道科学是什么，因何产生，为何发展，最终往何处去。

而要回答科学是什么，因何产生，为何发展，最终往何处去，就必须拉开人类文明史乃至自然史的长卷：

《物演通论》卷一涉及的自然史告诉我们，世间万物遵循递弱代偿的衍存律而从奇点存在、基本粒子存在、原子存在到分子存在，从无机小分子到有机大分子乃至生物存在，从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到最后的人类及人类社会存在一步步逐级分化。所谓“递弱”指这个衍存序列下万物的存在程度（即存在度，主要指标是其存续时空）是递减的。所谓“代偿”是指为了弥补递减的存在度，万物都需要代偿出属性以达到统一的存在阈要求，故，越后衍的存在其存在度越低、代偿度越高。人类作为最后衍的存在，其“知”作为感应属性代偿最为丰厚，故显化为“知”。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自然中的衍存位相决定了人类的“知”，即人类社会“在”的程度决定其“知”的程度。换句话说，我们人类能建构的“知”早已被我们的存在状态或存在程度预决了。如孟德尔作为遗传学的鼻祖最早通过豌豆实验提出基因（当时未必是用了“基因”这个词语）学说的一系列结论，精确回答了生物如何实现遗传的问题。但孟德尔的学说三十年内没有引起学界任何反应。三十年后，有三个学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做了孟德尔的实验，然后宣告自己有重大发现。所以，任何人类的“知”都是特定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物演通论》的出现也不是没来由的，它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是在中国特定生存结构的铺垫下基于求存需要而产生的。归根到底，思想家也是文明进程演化的产物，他使得人们在特定生存结构下的盲目操作，变成思想指引下的理性条例化操作，从而使这个操作能够有明确的方向并完整、有序的持续进行，这就是文化必须先行的原因。虽然思想家只起到这样一点点作用，但这一点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影响巨大了，因为他调整或改变了人类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有效延续了人类的存续，实现了文化的求存功能，因此被列为伟人之首。

《物演通论》卷二通过对感应属性的反思告诉我们，一切作为感应属性代偿的“感”（最后衍的人类的“感”就是“知”）都遵循简约原理，所以都有先天的规定性，是对客观世界的扭曲呈现。只是因为“知”和“在”遵循的递弱代偿总原理是统一的，即扭曲通道是贯通的，所以，我们的感性、知性、理性可以实现广义逻辑融洽（广义逻辑即包含理化感应、感性、知性、理性在内的人类的所有感知通道），即高端理性逻辑模型和低端感性逻辑可以达成一致。正是因为这种深在的统一性，自然科学又被称为实证科学，即当你完成了高端理性逻辑的假设与证明（即理性逻辑模型的建构本身合乎理性逻辑的先天规定，即自洽）以后，还需要用低端感性逻辑验证，即实验证明。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纯理论并没有在诞生之初就被接受，只有在1919年通过爱丁顿的全日食观测检验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即达成广义逻辑融洽、达成低端逻辑的验证以后才被真正认可。

我们通常觉得理性认知比感性认知更深刻，所以人类文明的认知延续都是建立在一个个不断延展的理性逻辑模型上；但我们又不自觉的非要拿低端感性逻辑作为高端理性逻辑的验证就在于广义逻辑深在的统一性以及从低端逻辑到高端理解的派生过程是一个含真量递减的过程，而且低端逻辑是高端理解的生发基础，更具有奠定性、决定性和稳定性。

也就是说，任何“知”都是非真的逻辑模型，哪怕一个简单的视觉图像，后面也有一整套的细胞膜上极化反应逐层叠加的一整套视觉处理的程序，所以，无论感性所得、知性所得、理性所得都是先验逻辑程序处理后的结果，而且，越是后衍的理性的“知”因为扭曲处理的程序越多越失真。“知”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知者同时作为在者的求存需要，所以，“知”都是“求实之知”，其“实”非“真实”的“实”，而是“实在”的“实”，即帮助“知者”实现为“在者”，帮助“知者”维系住自身的存在。

所以，“知”归根到底仅仅是“在”的尺度罢了，“知”的代偿量越高，即逻辑模型越高端，知者作为在者的存在度越低。所以，愈益分化的精密理性逻辑模型下的科学之知越是繁华，越证明人类正快速的趋近于失存。

人类文明化的过程就是趋近于失存的过程，如同人生长的过程就是趋近于死亡的过程；而人类文明化的进程就是“知”的拓展过程。

（二）

王东岳先生根据人类的所有知识、根据人类文明化的进程，初步将其划分为前神学、神学、哲学、科学四个阶段。

国学是目前仅存的前神学文化，表达为人在自然之中，天人合一，其保守的特点表达着它的原始性、稳定性和代偿的高效性，其价值在于作为人类的最初文明，更接近本真。它的代偿效力最高，稳定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存续。王东岳先生把作为国学的前神学文化还称之为古儒学和亚哲学。说其是古儒学乃是因为它是氏族社会巫觋文化的延续，“儒”字从甲骨文到金文表达的就是巫师在洗澡，以准备参与祭祀沟通天地。所以，巫觋文化就是最早的儒学，其一脉分化延续下来就是道家、儒家、诸子百家。因为国学作为非科学体系不象西方哲学那样能分化出科学，所以这里的“古儒学”指的就是与科学相对立的非科学体系。说是亚哲学乃是因为其“天人合一”的逻辑模型虽然和西方哲学一样也是用理性追求终极，但具体的逻辑手段是粗疏逻辑、辩证逻辑，而非西方哲科体系的精密逻辑，所以与西方狭义逻辑不同，最多算广义哲学，故称之为“亚哲学”，自然也分化不出科学。

西学包括后三个阶段，是丢失了前神学文化基底的，沿着神学、哲学、科学一脉分化发展的思想文化。神学和哲学都追求终极，但神学的追求手段是信仰，哲学的追求手段是理性。神学作为非精密逻辑模型和国学一样保守和缺乏分化能力，所以维护西方稳定存续了上千年，虽然那段时间后来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一如马克思把中国几千年的稳定视为停滞的社会。但如果不是站在当下进步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物演通论》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上，这种停滞和黑暗正是国学和神学代偿效力高的表达。当然，神学虽然分化能力弱，但毕竟比国学好些。当少数极具智慧的非主流用非确信的方式即用理性的方式来说明神学时，哲学就诞生了。如毕达哥拉斯、牛顿等就是这种非主流的代表，他们不仅仅相信上帝，还试图找到上帝创造或操作世界的方式，牛顿早期的力学就是为了说明上帝运作世界的方式，晚年研究炼金术也是为了找到上帝制造世界的材料。他们的目的本是深解神学，却因为不被确信的边缘所限定，超出这个边缘调动了精密逻辑，造成了哲学和科学的拓展。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就是博物学，博物学就是没有分化的科学，即各种学问因为信息量有限便混合在一起没有区分开来。所以，博物学是科学的前身。亚里士多德是把博物学分化成科学的第一人。所以，哲科体系作为精密逻辑认知模型一脉相乘。科学归根到底就是哲学信息量扩展以后的分科化处理。精密逻辑模型是最具分化素质的逻辑模型，因为越精密的逻辑模型越容易发现其错误，即越容易被证伪，而沿着被证伪的路径就可以延展出新的逻辑模型。所以，当科学的易证伪性越来越显化以后，波普尔误把它当做了判断科学是标准。实际上，因为任何知识都是非真的逻辑模型，所以都是可证伪的，只是证伪的难度不同，越后衍的逻辑模型如精密逻辑体系下的科学因为含真量越来越低、代偿效力越来越低，所以越来越容易被证伪。这本身就是科学代偿越来越趋于失效（即人类社会越来越趋于失存）的表达。

科学的代偿效力越来越低还表现在科学缔造的精密逻辑模型因为抽象层级越来越多而越来越缥缈，以致于无法实现低端逻辑验证。如弦论、多重宇宙等理论作为数学模型导出的高端理想模型可能永远都无法通过低端逻辑验证，这就意味着这些理论完全脱离了人类求存的需要，成为了毫无价值的空想。“知”的价值只有求存。所以，科学基本上已经走到尽头，无论从理论本身的突破上来看，还是从科学理论点状落实为依存后造成的戕害效应上来看，都已经该谢幕了。未来人类的生存平台一定不是科学搭建的，而是更大信息量处理下的基于整体视角的更宏大的平台。王东岳先生称之为后科学时代。

总之，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在逻辑模型的延展中进行的，所以，代表着西方文明的哲科文化因为其精密逻辑建构下的高分化素质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尤其是科学时代，因为西方哲学本身在哲学分化的路径中从存在论、本体论到语言论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失去了追求终极的目标和耦合科学认知的能力，导致科学如脱缰的野马高速变构，以致于科学缔造的工商业时代在短短几百年间就耗尽了地球几十亿年积累下来的能源，其消耗能力超越人类此前所有文明阶段总和的数倍而不止。

其实，严格来说，神学不追求进步，所以把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而被逐出伊甸园（伊甸园其实就是享自然之天成的采猎文明阶段或人类氏族社会）称之为失乐园。哲学也不追求进步，牛顿、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这些哲学家，这些现代经验科学的奠基人一直都认为人类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并以此在基督戒律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完美的世界，而不是一直追求知识进步而无限发展。事实上，从罗马帝国时代到中世纪，大多数追求真理的人都持有一种堕落论的历史观，就如同中国古代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实际上表达的是他们都看到了文明进程是人性败劣化的进程，当然，归根到底是因为文明进程是生存条件日益扩张、生存状态日益艰难导致的人性不得不败劣的生存危化进程。

所以，进步论成为主流在西方也不过科学时代这几百年，尤其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以后，进步的观念才被提升到宗教的水平被工业化国家广泛接受。其激进的特点表达的正是它的失位性、失稳定性及代偿效力越来越弱的代偿无效性倾向。

也就是说，当下作为主流的进步论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来不是主流，短暂的只有这几百年的时光。但仅仅这几百年的时光已经把它的戕害效应暴露无遗，以致于人类接下来需要团结起来应付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系统危机，是人类倘若应付不好，随时都可能倾覆的生存危局。

总之，科学是人类后衍的精密逻辑建构的理性逻辑模型，是信息量增益以后对哲学对象的分科化处理。所以科学是哲学的分化产物，为哲学提供处理后的信息量。但科学处理对象的局域性决定了科学认知的狭隘，就如同整体上由西向东的黄河在局部整理的认知过程中可能呈现为任何流向。所以，科学时代科学越昌盛，即分化出的科学知识越多，越需要哲学把这些科学知识在整体上贯通，实现哲学追求终极的目的。人类的智质求存必须在一个终极画面上，也就是说必须建立对世界的整体认知，在一个世界观图景上找见自己的位置，这是信息繁化以后与自然依存必需的预应程序，因为人类不能只是点状的和世界反应，没有整体认知的点状依存很可能因为你认知的狭隘导致错误的行为。人类文明化的标志就是以是否建立了世界观模型为标志的，前神学、神学、哲学都秉承着这样的原则，但科学时代因为西方哲学的迷失导致了哲学功能的丧失，使得科学时代的戕害性进一步加大。

《物演通论》最伟大的价值就在于帮助西方哲学寻回了自己的根，真正实现了哲学丧失已久的追求终极的目标。从而才能让人类看清整体的世界，理解自身在自然中的位置，从而在终极画面上实现与自然的整体视角观照下的有效依存，而不是科学阶段盲目的点状依存。

（三）

137亿年的物演史遵循递弱代偿的衍存律，而代偿必须遵循简约原理，即只有以最小的代偿才能抵达存在度弱化后的存在阈，从而实现自身的存续。换着形象但不确切的表述就是：万物求存求的都是能维系住自身永恒不变，所以，作为变化的代偿是负面指标，必须负的最少。换句话说就是自然律决定了万物的代偿是不得已，所以代偿的原则是能不代偿就代偿。站在存在度的角度而言就是能不分化就不分化，必须分化就从缓分化。

所以，在人类文明阶段以前的中级生物社会阶段，体质分化的主流进程都是以性分化为中轴的从简单生物到复杂生物的从缓分化进程。通过体质分化直接达至行为分化的膜翅目社会作为体质性状分化的典型状态反而成为了非主流。也就是说，膜翅目社会作为体质性状分化的标本反而因为其分化系数或分化素质过高失去了分化的前途，因为所有自然存在分化的目的是求存而不是为了分化而分化，或者说求存的原则就是尽量减缓分化。

人类文明阶段的智质分化如出一辙。科学时代的智质分化状态是最典型的，但这种典型状态反而成不了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主流，因为人类求存追求的是不分化或从缓分化而非极速分化。当下科学时代进步论成为主流只是横向视角下一种短暂的情景状态下的认知，是西方精密逻辑认知遮蔽下的特定阶段。用王东岳先生讲大课时的通俗化的浅层表述就是：精密逻辑是对人类智慧余量的过度调动，这种过度调动和对人体生理储备的过度调动一样都是有害的。豹子虽然跑得快，但是它也是通过潜伏来捕食猎物，在追击猎物中也不持续加速，因为随意调动功能储备，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甚至引起猝死（如马拉松也是过度调动功能储备，有损健康或引起猝死）。智能储备的调动也是如此。直立人和智人并没有智力上的巨大差别，但直立人面向自然的生存方式和其他哺乳动物没有区别，没有调动自身的智能储备，所以存续了三百万年；而智人一旦开始调动智慧储备或智慧余量，就导致了近一万年人类文明史的展开，而文明化过程正是人类急速趋于失存的加速分化过程。当然，科学阶段更是文明阶段中最典型最高速的分化阶段，所以注定是最短命的阶段，一如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整个生物史中的刹那绽放，如烟花般越绚烂越短暂。

当然，就算科学时代倏忽而逝，科学时代缔造的很多知识仍然是人类求存需要的有效信息。只不过有些需要在整体认知的观照下重新解读。这就是好比膜翅目社会的蝴蝶、蜜蜂在后衍的人类社会依旧存在。因为任何后衍的存在都以前衍存在为基础，后科学时代也必然经由科学时代才能到来，所以，我们对哲科思维的理解与运用不可以跳过。我们要反思或批判科学，就不能只站在国学的低端认知层面去进行，就必须站在立足于科学又超越了科学的更完整的哲学层面去进行，必须站着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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