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房顶

故乡的房顶

孙青松

旧时，鲁北平原乡村的房屋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平顶，人们习惯称之为“平顶房”。房屋地基上垒几层砖，墙体是土坯或夯筑的，也有用黄泥垛成的。上面架上房梁与檩条，再铺上些苇草或者高粱秸秆，然后泥上一层厚厚的黄泥，黄泥里加上些麦糠和铡成小块的细麦草，这样即增加了黏度，经太阳暴晒后泥土也不易裂缝了。

平顶房比起尖顶的来，承重量自然大了许多，因此在选择支撑木料上也就特别讲究。我们老家流传着一段祖传的顺口溜儿：“枣木柱子榆木梁，槐木檩条最上讲。”枣木坚硬，榆木耐折，槐木具有两者的共性。尤其是横梁，老人们说：”省吃省喝，不能小气房梁。省了房梁，小命不长。”四闷子是村里有名的小气鬼，他家盖房用的是两手粗的杨木横梁，结果儿子刚娶了媳妇，一天夜里突然房梁折断，房顶塌陷，媳妇和儿子一个断了腿，一个砸断胳膊，成了一对“双残疾”。所以，鲁北平原上的房梁都是粗大的榆木，百年不折，旧房扒了盖新房时，这些梁木与檩条照样能用。

房顶宛如一个长方形的小场院，平整宽敞，只在上面凸出个小黑烟筒，就像在一张白色宣纸上画出“一竖”。四角有砖垛，沿边的出水口并排铺上瓦片，俗称“流口”。

千百年来，这个竖立在半空中的小场院，早已成为庄户人的宝贝场地。细细数来，那用途枚不胜数。

大秋二麦，庄稼收割脱粒后，家家户户的粮食就开始上房顶了。浅灰色的小麦，金黄色的玉米，黑色的大豆，红彤彤的高粱，白花花的棉花，还有那些仍在流着乳汁的鲜地瓜片儿........ 都要放到房顶上去晾晒。这时你站到上面去看，只见三三两两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有的头戴草帽，有的头裹白羊肚子手巾，那些爱打扮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则在脖子里系一条花色围巾，随风飘动起舞，人人忙着翻晒自家的劳动果实。渐渐，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巨大的彩色油画，那些长方形的色块，规则有序的镶嵌在悬于半空中的镜框里，美得醉人，美得实在，令人心旷神怡，油然生情矣！

我们家是个四合院儿，家里枣树说，每年打得鲜枣子都会搬上房顶晒干。这样就有了分工，北屋房顶上晒玉米，西屋晒小麦、豆子，东屋一半鲜地瓜片，一半棉花，南屋晒得就全是大枣了。这样还是不够用，剩下的高粱和部分鲜枣也就只能凉晒到院子里了。

屋下的东西常会引来成群的鸡，一时打跑了，人一离开鸡又会围上来。这样，奶奶就干脆坐在院子中央，手里拿着个线团子，边缠线，边防着群鸡盗食。偏偏邻居家那只大公鸡不怕人，当着奶奶的面大摇大摆的去啄高粱粒儿，奶奶就站起来，举起一根长秫秸杆子，嘴里骂着：“贪吃鬼，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公鸡吓跑了，可等奶奶一坐下，它又领着一群鸡来啄食了。奶奶小脚儿，站立不稳，反反复复几次，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每到这时，她嘴里就嘟囔着：“鸡也是个活口啊，闹灾荒时俺也尝过挨饿的滋味，难受着呢，就让它吃吧。”

房顶上的粮食最怕的是麻雀，那可是成片成片的落。这小东西身子灵巧头脑精明，往往伺机而动，边啄食边抬着小脑瓜儿四处张望，一旦听到动静就立即飞起，落在不远处的树枝上，等没人了又会飞来。爹就把看麻雀的活儿交给了我。

我站在房顶上，手里拿着根长竹竿子，吆五喝六的招呼着。可是它们会打游击战，我在北屋房顶，他们就去南屋吃；我跑到南屋房顶，它们又飞到北屋了。还有些散兵游勇趁机在东、西屋房顶上啄食。虽然房顶之间是由夹背墙联通的，可我仍首尾不顾，左右为难。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自制了一副弹弓，两个衣兜里装满小硬坷垃块，站到西屋的一个烟筒上，看到哪个房顶上飞来麻雀，就用弹弓射击。这个法子真灵，我一天能打死十几个麻雀，撑得家里那只大花猫都不逮老鼠了。

成群的麻雀不敢来了，零散的却悄悄抵近，尤其那些钻到大红枣堆里趴着身子偷吃的麻雀，凭肉眼是看不到的，为这每天都会拣出一簸箕被麻雀啄成空心的枣子来。后来娘就用秫秸扎了一些小草人，还给小草人头上戴顶草帽，身上披件破旧衣裳。我又在每个小草人帽头上拴了一条红布条子，两个肩上分别插上柳枝作胳膊，将这些草人立在每个房顶的烟筒上。

小草人迎风而立，双臂高举，头上的红带子飘忽着，远远看去，就像真人一样。这下真把麻雀们迷糊住了，开始，房上没人它们也不敢飞来了。

可是还没等两天，这些精灵们却认准那小草人是假的了。不但飞来啄食，有些还公然站到小草人的帽子和肩膀上鸣叫。再后来，又在房顶四角插上风葫芦。风一刮，风葫芦“呜呜”响，吓跑了麻雀。可开始管用，时间长了，还是无济于事。

就这样，人与鸟大战不休，但一直处于胶着状态，难分胜负，直到一切粮物晾干晒好下房了，战争才算结束。这种战争游戏世代相传，年年如此。然而，对于童年时代的我来说，也算是一件乐事。

炎热的夏季，经一天太阳炙烤，每逢夜晚，大地就像蒸笼一样闷热。这时，许多人家就开始到房顶上乘凉。在宽阔的房顶上铺一张苇席，苇席边放一罐新打的井白凉水和一个瓷碗，一家人坐在苇席上聊天拉呱儿。口渴了，就倒一碗水喝，冰凉的井水灌倒肚里，那才叫舒服呢。

一轮圆月挂在高空，把整个房顶照的通明。我躺在苇席上，数着那些闪着贼眼的星星，数着数着就乱了头绪，怎么也数不清。爹笑着说：

“俗话说，天上的星星数不清。若你能数得过来，除非明早儿太阳从西边冒出来。”

奶奶说：“俺孙子脑瓜儿灵，等长大了念好书，说不定就能数过天上有多少星星呢！”奶奶年岁大了，又是小脚，她是由父亲背上房的。

我头枕在娘的腿上，听她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我问她咋没见天桥呢，她说等到七月七才由喜鹊来搭呢，一年只一次。于是我就盼着七夕来临，可到那时夜晚冷了，人们不会再登上房顶乘凉了。

睡到下半夜，天气开始凉爽起来，露水很重，有腰疼病的受不了，这时各家就开始从房顶上下来，搬到屋子里睡。年轻人和小孩子总愿在房顶享受清凉，就在身上盖条小褥子，免得被冷风吹出感冒来。夜里如有小解，便在后墙的流口旁撒尿，尿水顺着瓷瓦哗哗流到院外。一些孩子们睡的迷迷糊糊，还以为在地上呢，有时起来撒尿，就会走出房顶，摔倒房下了。我就掉下去一次，幸好落在院子里一堆柴草上，浑身丝毫无损，可把一家人吓坏了。

黑爷爷的孙子小臭头睡觉爱打滚儿，有一次从房顶上滚下去。大人们发现孩子不见了，就下房去找，围着外墙转了一圈儿，就是不见人，黑爷爷就叫喊孙子的名字，邻居们也赶来帮着找。还是梨花婶子耳朵尖，她听到猪圈里有轻轻的呼噜声，划根火柴一看，小臭头正躺在圈坑里睡觉呢。等到黑爷爷下去抱他时，他仍睡的很死，黑爷爷认为孩子摔死了，嗷嗷大哭，这才把小臭头惊醒。他睁开眼看着爷爷，不耐烦的说；“俺正在梦里捉蛐蛐呢，刚抓到一个‘黑头大将军’，你就把俺惊醒了。”爷爷破涕为笑，大家也各自回家去了。

也许是孩子身子轻巧，加上那时农家的土坯房子盖得都很矮，村里有好多在房顶上睡觉时摔下去的孩子，最多磕破个皮肉，或者胳膊错位，还没听说过摔断腿脚或摔死的呢。村医二先生说，人睡死了，身上的穴位闭合，阳刚之气少了，身子自然变柔软了，这叫“以柔克刚”。但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有无道理。

听老人们讲，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各家的房顶也是人们藏身的好地方。抗战时杨集炮楼的鬼子来我们村扫荡，爷爷就领着全家人上了房顶。一家老小都屏息趴在房顶上，谁也不敢出动静，只有爷爷躲在烟筒后面观察院子里的情况。

鬼子端着刺刀来到院子里，见屋子没人，以为都逃走了，就翻箱倒柜的折腾一番，卷了一包袱衣服背走。有个说东北口音的伪军正站在院子里挺着脖子往房上看，爷爷心里紧张起来。这时一个腰挎大刀的鬼子走来踢了他一脚，指着鸡窝叫他去抓鸡，几个伪军把家里五只老母鸡都抓走了，挑在长枪上，叫骂着离开了院子。

鬼子走后，奶奶见丢了那么多东西，尤其是她精心喂养的那五只正下蛋的老母鸡，是奶奶的心肝宝贝，疼得奶奶大哭一场。爷爷说：“你哭个啥，这次全家人性命都保住了，这就谢天谢地！”

炮楼里有个外号叫大金牙的伪军副队长是当地人，他最清楚房顶能藏人，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鬼子小队长。秋后鬼子扫荡时，周围村子里有好多藏到房顶上的群众被鬼子发现，并有十几人被鬼子当作活靶子打死在房上。县大队知道后，在一个夜间摸到大金牙家中，往他家两个房顶上各扔了两枚手榴弹，房顶塌陷，砸死了大金牙的老爹老娘，一根横梁落到二姨太太的肚子上，肚皮裂了，流出了肠子。吓得大金牙再不敢当伪军了，回到炮楼偷了鬼子一个盒子枪，连夜下了关东。

房顶有时也会成为战场。村里老人说，有一年白鸡会的人与当地土匪黄蛤蟆因为各自利益，在我们村打起来了。先是在东西大街上放枪肉搏，后来就都爬上了沿街的民房。白鸡会的人身穿白衣白裤，脚蹬缠着红线穗子的白鞋，头上裹着白布，站到街南面的房顶上；土匪衣着杂乱，站到街北面房顶上。土匪人少，但每人都有一杆短枪。白鸡会人多，多是拿红缨枪和弓箭的，只有几杆长枪。双方隔着一条大街对骂对射，因为短枪打得距离近，白鸡会的几杆长枪发挥了作用。双方从天刚擦黑一直打到天放亮，就都撤退了。第二天乡亲们清理战场时，发现死了十几名土匪，白鸡会只死了五人。人们把这些尸体抬着从房顶上扔下去，然后用牛车拉到村北的大洼里埋了。

我小时候去大洼里割猪草，每次走到那个埋死人的地方，脑子里就浮现出老人们讲得站在房顶上的土匪和白鸡会对打的画面，心里感到很害怕。尽管那里长满旺草，但村里人也很少去动。奶奶说那些草是吸了坏人的血水长大的，猪羊吃了也会生病。

房顶还是个号令台。人民公社时期，村里要召开社员大会，或是下个什么挖河、灭蝗通知，大队长梆子叔都要站到他家的房顶上喊话。梆子叔嗓门又高又大，穿透力极强，他喊叫三遍后，全村人就都听到了。

丰旺大爷就不行了，他是个沙哑嗓子，说话还带些结巴，尽管声音粗壮，但仍听不清楚。丰旺大爷担任村里的护林员，他是个老党员，工作很认真。平时肩上总是背个草筐，筐里放一把长杆镰刀和一个大铁剪子，那是修剪树枝的工具。腰上还挂着个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子，每到发现集体的树被人砍了枝子，或是刚摘的小树被猪羊糟蹋了，他就爬到侄子家靠街的房顶上去喊话。他把喇叭筒子捂在嘴上，喊起话来一顿一挫的，像是从老牛车上发出的轱辘声，引得人们都去观看。丰旺大爷却以为他的喊话顶用了，就越喊越带劲儿，往往在房顶上一站就是半天，直到把嘴里的唾沫喊干了才结束。这时他腿也打颤了，下梯子时经常叫侄子搀着往下慢慢挪动。

文革中，房顶又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舆论阵地。那时，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一旦指示下来，必须立刻让每个社员都知道。

记得有一年秋天刚吃过晚饭，学校通知最高指示下来了，还把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语录交给了我们村十几个同学，让我们连夜宣传。其实就是五个字：“要斗私批修”。

我和班里几个男同学从沿街的一个猪圈墙上爬到百子大叔的房顶，对着大街一起高叫：“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一遍又一遍的喊个不停。

百子大叔不识字，还是个半聋子，把“斗私批修”听成了“天天喝粥”。他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朝我们几个大声叫道：“这叫嘛最高指示呀，咋就叫俺‘天天喝粥’呢？庄户人都是下苦力的，光喝粥还有力气吗？”

我听了笑的岔气，身子摇晃着，脚没站稳，骨碌一下掉到房下。说来也巧，双腿正好骑到正在圈坑里拱土的老母猪身上，老母猪一撅腚，我身子栽倒，嘴上沾满老母猪刚拉下的鲜猪屎。

第二天见到百子叔，我还没埋怨他捣乱呢，他倒先笑着对我说：“俺说不能天天喝粥吧，昨晚儿你尝到稀猪屎的味道了吧！”气得我瞪了他一眼，就背上书包上学去了。

那时村里有一支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都是些好事的青年男女组成的，无非是跳个“忠字舞”，唱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白天农活忙没空，都是晚上活动。夏天夜间闷热，于是这支宣传队就都爬到房顶上去开展活动，并且都选沿街房子，紧靠街道，人们可以站到大街上观看听唱。可沿街户怕把屋顶踩坏了，谁也不愿叫他们上自家的房顶。于是队里规定，宣传队到哪家房顶演出一次，就给这家记10分工。这是一个整壮劳力干一天的工分。规定一出，沿街户也就同意了。

当时别说电灯，庄户人连个汽灯也没见过。晚上看表演多是选在月亮高照时，爱看热闹的人们站到大街上，借着月光挺着脖颈子往房顶上瞧。

“忠子舞”是个集体舞蹈，人多不说，还蹦蹦跳跳的，最糟蹋房顶了。一个节目下来，这家房顶上的泥巴就都掀起一层皮来。后来终于出了大事，还差点弄出人命来。

那是在丰贵大爷家房顶上跳的。节目快结束了，十几个队员手举红宝书，忽的聚在一起，一起跺脚，嘴里高喊着“祝福伟大领袖毛主席......”可后面的“万寿无疆”还没喊出，忽然听到“咯吱”一声响，脚下的几根檩条子断了，一间房顶塌陷下去，四个队员立刻没影了。

这次事故造成两人被檩条子砸断胳膊，一人脑震荡，一人左眼球插在一个小木橛子上，成了“独眼龙”。最惨的是丰贵大爷的老娘，正躺在炕上睡觉，一根檩条子落到双腿上，把两条腿都砸断了，从此再也站立不起来了，只能爬着在房间里活动。

可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丟。”只是从此不再在房顶上跳“忠字舞”了，光站在上面唱歌唱样板戏选段。宣传队继续把房顶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舞台。

文革中闹派性，每逢赶大集，公社两支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都爬到沿街的房顶上去辩论，如同当年黄蛤蟆与白鸡会的人一样，南北隔街对阵，一直辩论到集上没了人，双方仍不分胜负。中间辩论激烈时，双方的造反派队员们就开始互扔坷垃，投砖块，不少人被击得头破血流。

有一天夜晚，烈属五奶奶正要铺炕睡觉，忽然听到房顶上有声响，就跑到院子里去看，见两个人影滚在一起，还发出“啊呀啊呀”的叫声。五奶奶以为是来了賊，就跑到大街上去喊人。村里的民兵和一些壮劳力都赶来了，人们手里拿着铁锨、木棍，几个民兵扛着长枪，把五奶奶的院子围了起来。

民兵队长孙大喜喊着；“贼人快下来，不然我开枪了。”

听到喊声，两个人都站起来了。人们借着月光一看，发现是一男一女。孙大喜马上就认出来了，这两人分别是公社“灭资兴无”战斗兵团的司令胡三来和副司令马雪花。可人们不解的是，他们两人深更半夜的都爬到五奶奶的房顶上去干什么呢？孙大喜与胡三来、马雪花三人都是县三中的同学，在学校就传着两人搞恋爱，为此还被班主任处分过。文革一开始，他俩就密谋成立了造反组织，四处揪斗走资派，现在势力很大。孙大喜认准，今天夜里两人一定是在五奶奶房顶上偷情了。

孙大喜最恨造反派，他爹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前些日子被造反派批斗打断了右腿，现在还躲在老家。想到这里，他对二人说：

“你们两个狗男女不去抓走资派，大黑天的爬到房顶上云雨情，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快下来接受群众批判吧！”

五奶奶说：“刚才没下雨，天上也没有云，只看到他俩在房顶上拧成个麻花，嘴里还‘啊呀啊呀’的。”

人们都笑了。

胡三来和马雪花被现场抓获，只好乖乖的下了房。从此，我们公社少了一个造反派组织。两人被批斗后感到没了面子，就都下东北谋生去了。

后来他们结婚生子，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又回到家乡创业，现在县里最大的一个肉联厂就是他们家开的，孙大喜还被聘为副厂长。人生本来就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如今，家乡的平顶房早已成为历史，只把记忆留在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