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敬爱的人

我最敬爱的人

孙青松

我最敬爱的人不是响彻云霄且每天赞美不绝的精神偶像，也不是令人顶礼膜拜的英雄，更不是权高位重一手遮天的肉食者。

他是花园里浇灌苗圃的园丁，是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奉献者，是黑夜里掬一盏小灯在前方照明的引路人—

他对人真诚相见，仁义礼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是对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只把委屈与怨恨默默咽到肚里，绝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只有别人对不住他，他要永远对得起别人；

他一生处处为别人着想，却从不介意自己的得失，心窝里时刻装着他人，唯独没有自己；

他富有主见却行事谨慎，厚积薄学却从不张扬，表情严肃又不失幽默，如同一个彬彬有礼的老夫子。

在他身上，永远背着一个大写的“人”字。

他就是我的小学老师高立泉，—这个令我一生最敬爱的人。

当时间的指针拨向50多年前的一个上午，在乡村一个土坯垒砌的教室里，班主任高老师刚刚讲完那篇《朱德的扁担》，下课的铃声响起来了。

“起立—”

他面对课堂喊着，40多名小学生立即站起，可“下课”二字还没从他嘴里喊出，我的前位李桂香却“哎呀”一声，前额猛地碰到课桌上，接着身子翻倒在地上了。于是，大家的目光一起集中到这里，我却捂着嘴“咯咯”笑了起来。因为，这是我做的一个小恶作剧，早在下课前几分钟，我就把她脑后那条乌油油的小长辫稍儿拴在了我的桌子角上。

我笑出了眼泪，忽然感到耳朵发热，脑袋上被一个硬东西击了一下，疼痛难耐。抬头一看，只见高老师站在我面前，他一手拿着教鞭，一手扭着我的耳朵，连拉带拽把我拖到了前台。那一天，我得到的惩罚是双腿立在讲台前的一个角落里罚站。当然，每堂课还都拿着课本站着听讲。

在班里，我调皮出名：把学校学农基地的南瓜切开口子放上粪便，上课写《战表》约同学对阵扔坷垃打架，下湾洗澡上岸后光着屁股骑自行车等等，所以，对我而言，挨批评罚站几乎成为常态。但是，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老师对我又爱又恨，喜忧参半。尤其是我的作文，老师每次都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读。就拿这场恶作剧说吧，老师叫我写检讨，我当作他布置的一篇作文，以《我错了》为题，写的有声有色，认识深刻，老师也照样在作文课上给全班同学朗读了。念完后，老师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作文写的好，不一定改正错误好。我给同学们读的是一篇好作文，批评的是你干坏事。”可我哪管改的事，听了心里依然乐滋滋的。

我的童年是在“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的年代渡过的。那时每到课间操，小学生们都拿着一个小木棍子练刺杀—

“往右刺，往左刺，往前刺，往后刺......”

老师喊着，我们手里的小木棍儿来回转动，只觉得好玩儿。

有一次，高老师上课讲了井冈山红军同敌人英勇战斗的故事，并教唱《歌唱井冈山》。我听得津津有味，至今还会唱那首激情澎湃的红歌。我想，小木棍连个狗也打不死，如果我有一只钢枪，那该多好哇！

我们村是公社驻地，每天放学都要经过公社大门口，我无意中发现公社大院武装部房前的墙根旁经常竖着些步枪在晾晒，心里便有了主意。于是，在一天下午放学前，老师还讲着课，我就把“深入虎穴智取钢枪”的事向我同位的孙长治说了。他听后有些害怕，我说你不要拍，我去院子拿枪，你在院外北墙根下等着，到时我把枪递过去，你只管接着就行了。再说，咱有了真枪，那才能练出刺杀帝修反的真本领呢，让咱班那些同学都红眼吧。

一切都很顺利。放学后，我绕过路上同学们的眼睛，钻进公社大院子，径直走向武装部房前，抱起一条步枪猫着腰贴着路边的小树往院子北边跑去。大院北边是一片松树林，院墙一人多高，我个头矮上不去，就搬了些砖头垫高，总算吃力的爬了上去。可是孙长治却不在，我只好自己抱着枪顺外墙壁慢慢往下溜，当身子还悬在半空时，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屁股，我还以为是孙长治赶来了呢，可当双脚立到地上，却傻眼了，原来站到我面前的是高老师。我一时感到迷惑，心想他怎么会知道我来偷枪呢，是不是孙长治背叛我告的密？

高老师开始并没着急，似乎对我的密谋了如指掌，并且不屑一顾。他微笑着说：“上课时你不注意听讲，我就猜着放学后你要干坏事。”真泄气，原来从我离开教室后，他就一路跟踪我。心想，高老师就是如来佛，我这个孙猴子就是有72变本领，也逃不过他的手心啊。我把枪竖到墙上，等着挨罚。

“你知道吗，盗窃枪支弹药是反革命行为，是要杀头坐牢的。”

高老师用严厉的目光望着我，他的话把我吓了一跳。这时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公社民兵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游街示众，据说那个人是西金村一个富农的儿子，偷了村民兵连一杆枪去打野兔，游街后被县公安局抓到牢房里。我越想越害怕，但嘴里却说：“我是拿枪，不是偷。”他说，“拿就是偷。。你也快成小阿Q了。”

我小声嘟囔着：“我是想拿上真枪练刺杀，长大去消灭帝修反！”

听说我去消灭帝修反，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变化，好像我的话提醒了他什么。他告诉我，现在正搞运动，这件事很严重，弄不好会出大事的。一会儿你跟着我去武装部送枪，就说你拿枪去练刺杀，长大消灭帝修反，别的什么也不要说。说完，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就这样，我扛着那杆长枪，跟着他沿公社大院北外墙绕道向南大门口走去。路上，人们看到高老师领着一个扛枪的小孩子一前一后走过来，感到很好奇，有几个人熟人还向高老师打招呼，问他这是干啥去，他说，“有个村的枪坏了让他送公社武装部去修理。”我知道他这是在保护我，才和人家瞒天过海应付的。

当我们来到武装部，一个人们都喊他刘部长的大嘴巴子正在房前摆弄着那些步枪。也许他并没发现丢失的这杆枪，看到我们后立刻惊呆了。高老师让我把枪放到原处，就一口一个刘部长的说我刚才拿枪是想到学校练刺杀，小孩子幼稚可笑之类的话。大嘴巴子曾经在我们学校教练过刺杀动作，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我们公社的武装司令，平时见到他都有些敬畏。他听了高老师的话没有吱声，黑脸阴沉着，一双很凶的眼睛瞪着我，我感到有些害怕，这时我就用电影里的李向阳和小人书中的江姐鼓励自己：怕什么，他还凶的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特务？忽然，大嘴巴子态度缓和了，他把我叫到跟前，问：“谁叫你来偷枪的？”高老师听了脸上一惊，朝我摇摇头，似乎在提醒我不要乱说。我说是我自己想来拿的，不是偷。他说你拿枪干啥，是不是有目的，要干什么事。我一时忘了刚才高老师教给我的原话，就背起了我在一篇作文里写的一段顺口溜：

“东风吹战鼓擂，备战备荒为人民。练好刺杀保祖国，长大要当解放军。”

谁知大嘴巴子听了我的朗诵词“扑哧”一声笑了，走过来亲切的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小年纪有志气，可是你现在还举不起钢枪，等你长大后，我送你参军扛枪保卫祖国。”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对我这个五年级的孩子来说，也没当回事。可是多少年后，当高老师再和我谈起这件事时，他说当时可把他吓坏了，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文革时期，一件小事就能牵连出一大批人，如果给你定个偷窃枪支罪，说不定就会打成小反革命分子，一辈子就完了。是的，倘若高老师没提前发现或者事发后不管，我可能就进少年劳教所，失去上学权力，哪还会有今天的我。

高老师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爷爷被土匪黑枪打死，父亲去世早，家境困苦，全家靠在县教育局当科员的哥哥那点微薄的工资生活。但他自小聪明伶俐，追求上进，门门功课在班里拔萃。上初中时，他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那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学校号召学生去校外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活动，耽误了学习时间，好多班学习成绩下降，不少同学热衷于运动，把心思都用到搞阶级斗争上去了，考试不及格。对此，高老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学生在学校是学习的，只有学好文化知识，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参加政治活动只是课外的事情。所以，他不但自己刻苦学习，还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些同学把精力用到学习上，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那时全国处在一片反右浪潮中，报纸上每天都刊登揪出大右派的文章，连学校的几个优秀老师也莫名其妙的被打成右派分子了。高老师却不管这些，他只认准学习，更加勤奋读书，他的思想完全沉浸于知识的汪洋大海之中。当然，作为团支部书记，他还是有节制的去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政治活动。

也许是因为哥哥在县教育局工作，老师和同学们都对他很好，尤其是那个教自然课的刘副校长，是个抗日老干部，文化不高，在课堂上常常出错闹笑话，被同学们戏称“泥腿子老师”。刘副校长经常把高老师叫到自己办公室谈话，夸赞他将来一定是个根红苗正的革命事业接班人。高老师早已对自己的奋斗前景有了彩虹般的描绘，他要上高中，考大学，将来当一名新中国的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可是正在他为自己的梦想蓝图而努力的时刻，灾难突然降临了。有一天，刘副校长又把他叫到办公室，但这次态度变化了，一进门就让他立正站好，然后用一种毋容置疑的口气批评道：“你是团支部书记，要政治挂帅，不能走白专道路。你学习好不能说明政治觉悟高，如果不讲政治，知识越多越反动。”

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称一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白专道路，对一些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却又埋头工作与本职业务的干部则戏言“只管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向”，意思是这些人头脑里缺少政治观念，容易背离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现在，这位一向对高老师几多青睐的刘副校长却突然指责起他来了，并且把一顶“白专道路”的高帽子戴到了他头上，对于他这个平时安分守己、乐于助人、学习优秀的好学生来说，怎么能承受的了呢？他含着眼泪回到宿舍里，检查自己，扪心自问：如果说平时参加校外的政治活动少是个错误，可校内的每次活动都是他组织的。我们是来学习的，难道耽误学习，去校外搞阶级斗争，考试不及格，这样才不走白专道路吗？

事情还没结束，斗争还在继续。有一天，一个副班长突然擅自宣布召开批斗会，并说这是学校领导决定让他组织召开的。高老师纳闷，他们过去参加批斗的都是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学校领导、老师和公社干部，学生中哪有这样的人啊？

这个副班长因为热衷运动，爱出头露面，虽然平时考试成绩门门不及格，同学们都瞧不起他，但他自我感觉良好。只见他站到讲台上，高声说：“今天我们批判的人就在下面坐着，你们一定没想到是谁吧？”大家面面相觑，四处张望，教室里顿时议论纷纷。

“高立泉，请站到前面来！”

副班长厉声宣布：“今天我们就是批判、帮助、教育你的。”

这一声差点把高老师吓晕过去，他不知真相，加上性格温顺，没有任何辩驳便自动走上前台。

其实，这场批斗会就是副班长一人主持一人发言，因为高老师在班里有崇高的威信，同学们都对他打抱不平。最后，副班长给他列出三条罪状：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和同情右派。

犹如一声惊雷在高老师头上炸响，他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回到家里，他蒙头大睡，但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出刘副校长与那个副班长的面孔........ “学习好不是错，我没走白专道路，更没同情右派，你们这是对我的无端指责......”他迷迷糊糊地在梦里大喊着。父亲听到了，来到他身边，叫醒了儿子，然后愤愤不平的对母亲说：“他哥被打成右派，这与他弟弟有嘛关系，难道还株连九族吗？”

高老师终于明白了，原来几个月前，在县教育局工作的哥哥因为在一次会上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现在已经回家劳动改造了。其实这件事学校里早知道了，家里人怕他受打击影响学习，也没告诉他，就他一人还蒙在鼓里。他又想起了刘副校长和班里个别同学对他态度的变化，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了。从此，他背上了右派弟弟的包袱，个别人对他投来冷漠的目光。但他仍没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更加勤奋学习，努力在书本里汲取知识的营养。

眼看初中毕业了，他的目标是考高中上大学，可是家庭生活太困难了，因为哥哥出事，父亲一直心情不好，加上老病根子，一年前就去世了。眼下只有哥哥一人劳动挣工分，他不仅养活自己一家子，还要供弟弟上学。看来高中是上不成了，报考师范学校最合适，上学吃住国家管，还不交学费。那时报考学校讲阶级出身，一个右派的弟弟是不能上师范当老师培养接班人的。社会现实把一个品学兼优的初中生逼向绝路，难道就这样回家当农民吗？正在他身临绝境中，一个好心正直的学校领导挺身而出，他说哥哥的右派问题与弟弟无关，我们很多共产党人还出身地主资本家呢，他能够划清界限仍然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当时聊城刚刚成立一所师专，要从初中招收学生，并分给他们学校两个报考名额，学制5年，大学学历，但是很难考取，就让他报上名了。考试结果很快出来了，高老师如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受客观社会制约，在某些时候，你尽管做出努力，但仍不能改变其现状。那是一个三年大饥荒年代，国家困难，人民饱受饥饿折磨，他只在学校里读了两年书，学校就宣布解散了。也好，这次他和他的同学们一样，被分配当上了一名农村小学教师。

这年，18岁的他卷着铺盖来到我们公社一个叫马家的小村庄，从此在三间土房子里教书育人。学校只有十几个孩子，校长与老师就他一人，吃饭自己做，睡觉土炕上。刚来时他不会做饭，尤其铁锅熬粥锅沿上贴玉米饼子，这是鲁北地区普遍的家常饭，在家里他只看到母亲熟练操作，自己从没动过锅灶。但困难再多也要克服，他买了锅灶，队里给他送来柴草，第一顿饭就做锅贴饼子。他记着母亲的操作程序，先在锅里添上水，又在盆里和面，接着在灶下点上了火。红色的火苗儿在灶膛里跳动着，一会儿锅盖上冒出了热气。他揭开锅盖，端来面盆子，用两手把和好的玉米面拍成一个个马蹄形的薄饼子，并排贴在锅帮上，然后盖上锅盖又烧起火来。一堆柴草烧完了，他又去院子里抱。这时锅里的热气弥漫着整个屋子，他猜想饼子一定熟了，可当揭开锅盖时，用手一摸，饼子一个也不见了。那时正值饥荒年代，周围村子里每天都饿死好多人，十斤红高粱就能娶到一个大姑娘，他每天的供应粮也不足一斤，上课时常常饿得肚子里打架，眼睛发昏。他怀疑饼子是让人偷去了。

他去找队长，队长问他中间是否离开过屋子，他说没有，只是去院子抱柴里抱过柴草。队长赶来了，屋子里气体散尽，队长拿起勺子往锅里捞，这才发现那些饼子落到锅水里，已变成面疙瘩了。队长笑着说：“做锅贴饼子，必须等到锅水煮沸，锅帮热到一定程度才能往上贴。你可能过早就上锅了，能不往下溜吗？”从此，他开始向村里人学习做饭，终于练成做农家饭菜的好手艺。

当时一个几万人的公社就一处中心完小，设在公社驻地。在农村，一个高校毕业生也算作知识分子了。由于高老师在马家小学教学成绩突出，他很快被调到中心完小教小学高年级了。高小毕业班就两个，高老师教六年级一班的语文课兼班主任。因为五、六个公社的完小生都集中考县立三中，所以竞争非常激烈。每年一个毕业班能考上五、六名学生，就算出众了，可是高老师的六一班却一直保持每年考取10名以上的成绩，最多一年竟然考上了16名。为此，震动了全县，不少学校纷纷来学习取经，叫他介绍经验。

然而，为了孩子们的前途，谁能知道他该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呀。他深知自己上学的不易，为了培养人才，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教学，循循善诱引导，课外个别辅导，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学习成绩，都装在他心里。他把班里学生划分为上、中、下三档，开展“比学赶帮”活动，以最大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每天晚上，他趴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看作业，出练习题，想着每个孩子的学习进度，一直到深夜。他是学校宿舍里最后一个熄灯的人。

对于学生，在学习上尽职尽责，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关怀。有个学生因为交不上学费，家长不让他上学了。高老师亲自到学生家中做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垫付，感动的家长一家人给老师下跪。那时路远的学生住校，吃饭带干粮，有些家庭贫穷的学生常常只能带些干地瓜干儿，在学校伙房的蒸笼里蒸熟，喝着凉水吃。高老师担心时间长了孩子身体出问题，就把自己的干粮拿出一些送给他们，他再吃学生的地瓜干。赶上下雨天，他亲自打着伞去送年龄小的学生回家。

有一年清明节，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学校距离陵园20多里路，那时没有自行车，老师和学生全部步行。在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没带雨伞，只能露天挨淋。师生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天黑才赶到学校。清明时节的天气依然冷得出奇，高老师冻得嘴巴磕碰，瑟瑟发抖。但他再看看那些孩子们，人人像个落汤鸡，浑身打着筛糠。学校领导和一些老师们都忙着进屋换衣服去了，只有高老师走到孩子们中间，鼓励他们振奋精神，领着他们四处寻找柴草，在学生宿舍门前燃起篝火，帮助孩子们把衣服烤干。等一切安顿完毕，他才去自己宿舍里换上衣服。那一次，他得了重感冒，发着高烧，但仍坚持带病上课，没耽误学生一节课程。

学生们视高老师如父母，他对学生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正因为有他这样一心扑在教学上的老师，前孙完小六一班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班”，每个家长和孩子都把能进入高老师的六一班而感到自豪。

学校一位出身富农家庭的老师曾对他说，像你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人，就是卖命也不会得到提拔重用的，只要尽责就行了，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

是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一个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工作干得再突出，入党提拔照样没有他的份。可是高老师却说：“我不图组织上给我有何回报，我的良心让我对得起一个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我是高老师送走的最后一个六年级毕业班。1968年，上面号召教师回原籍，高老师从此离开我的家乡。先是在小学教了两年书，因为文章写得好，就被借调到公社当通讯报道员。他的文章经常发表在省级报刊，引起领导的重视。组织上要发展的入党，但鉴于他有个右派哥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最后手续办好了，分管领导却不敢签字，并说还要请示上级组织。公社朱书记听了很是生气，他说共产党人不能讲血统论，高立泉在思想和行动上早就入党了，甚至比你们这些老党员还先进呢，你们不签我亲自签。从此，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对于一个多年在政治上受歧视的人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激动的一件事。由于他工作出色，几年后，就被正式调入县委报道组工作了。

高老师离开我的家乡后，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他曾经多次给我来信，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当个国家有用人才。每次看到他的信，我都热血沸腾，一遍又一遍的看，因为他给我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春节我还骑上自行车，去他家给老师拜年，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上初中后，我学习成绩优秀，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学生了。

15岁那年，我上初中二年级。一天，学校来了个络腮胡子，老师说是县委报道组的刘组长。刘组长要召集部分根红苗正并且作文成绩好的学生开会，在学校发展通讯报道员。我也在被召之列。刘组长个子不高，说话和蔼可亲。他说，写通讯报道必须紧跟当前的形势，每篇稿件都要紧扣时代脉搏，不打“马后炮”。写通讯报道不同于写作文搞创作，要写真人真事，歌颂毛主席，歌颂工农兵，歌颂祖国新气象，要写发生在你们身边的先进模范人物，可以在原型上提炼升高，但不能造假。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紧握红笔写红文，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尖兵。”

这天是星期日。晚上，全家人围在桌子边吃饭，边吃边拉着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儿。娘说，今儿个村西长金办喜事，娶的是庞家卖老豆腐的闺女。老丈人买不起嫁妆，陪送闺女一辆推土车子，还让女婿推着媳妇进村的。村里看热闹的人笑话着呢，说这个卖老豆腐的也真抠门，再不济，闺女出嫁也得给孩子做上个“一铺一盖”（一床褥子和一床被）呀。可人家闺女却不在乎，坐在推土车子上还乐呢，这下给她爹省钱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娘说的这件事，不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吗？可是从哪里入手写呢，我一夜也没理出个头绪来。

第二天早晨，听到挂在墙上的小喇叭广播了一个村子“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故事，由此又联想到当前正在全国开展的“斗私批修、防修防变”活动，忽然茅塞顿开，心想长金勤俭节约办喜事，就是“破旧立新，移风易俗”。那个卖老豆腐的嫁闺女陪送一辆推土车子，让女儿到婆家不追求吃穿享受，好好劳动，不就是“斗私批修、防修防变”吗？想到这里，也没顾上吃早饭，我就赶到长金家去问情况。

回到家里，我在桌上铺开稿纸，很快，一篇《一辆“防变车”的故事》写成了。第一次给报纸写稿，心里没有底，我想起了已在县委报道组工作的高老师，就抽一个星期天，骑上自行车行程六十多里路来到县城找他。高老师也被学生的精神感动了，中午特意从食堂给我买来猪肉包子吃。他对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后，叫我回去誊写好寄往大众日报群工组。没想到，十几天后，大众日报农村版就登出来了。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难以名状。我人生中的第一篇处女作，该渗透着高老师对一个钟爱的学生多少心血呀！

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参加生产劳动。那时上学、招工都是工农兵推荐，其实多是走后门。当然，我一个农民孩子是被拒之门外的。高老师认定我是个人才，又推荐我参加县委通讯员学习班，还去省里学习培训，回来后先在公社当通讯报道员，接着又去县广播站当临时编辑记者。在他的培养关怀下，我每年在省级以上报刊电台发表30多篇文章，也成为县里的“小秀才”。

高老师后来调到地委宣传部工作，先后任科长、副部长。恢复高考第二年，我考上大学，毕业后高老师又推荐我到德州日报工作。几年后，我调到省青年报，他又担任市教育局长。

当年那个身背右派弟弟政治包袱，在锅台上做饭把贴锅玉米饼子溜到锅水里去的18岁的乡村青年教师，一跃成为一个拥有600多万人口大市的教育局长，这是他人生中的光辉顶点，也是他自己锲而不舍的追求与努力的必然结果，但首先感谢的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大门向这些人敞开了。

地位变了，但高老师的高贵人格与高尚品性始终没有变。他坚持原则，清正廉洁，工作有力，成绩突出，在他主政教育的那些年里，也是当地教育水平创新高的最好时期。

人一旦手里有权，就会有很多找上门办事的。但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不收礼，不受贿，不办违反政策与法规的事情。我们村里有个叫小三头的人，是当地一个小包工头。他和我小学一个班，都是高老师的学生。听说教育局要盖房子，便找到家去要求承包工程。高老师告诉他工程已经招标了，他非要老师再从别人的招标工程上留一处给他，高老师严肃批评了他。他很不高兴，认为高老师不给他办事，从此再不登门了。像这样找他走后门的事情还有很多，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然而，对那些确实有困难的，高老师会伸出温暖的手去尽心帮助。他给家乡办副业贷款作担保，村里还不上，银行让他偿还。当年的领导、同事、学生和乡亲们来市里看病、买东西、办事，都会找他。只要能办到的，他都尽心帮助。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是个小学教师，家庭困难，又身患癌症，高老师帮他联系医生，多次买上营养品登门探望，还帮他孩子联系公住房。多年来，他的家几乎成了这些底层社会群体的小宾馆。师母也是人民教师，贤惠善良，乐意助人。老师和师母从不嫌烦，对每个进家的客人都热情相待。

他的心胸似大海一样宽广。对于那些当年曾经伤害过他的人，照样伸出援助之手。刘副校长早就因为男女作风问题被开除了，那个副班长也没有走出黄土地，当这些人家中有困难求助他时，不免有些自愧感。但高老师却说：“不怨你们，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仍然叫老师，喊同学。

为此，在他的家乡，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都会不约而同的从嘴里说出一句话：

“那真是个好人呀！”

这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声音，是对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最真实的评价，是我的老师一生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写照。

高老师，你是我最敬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