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生长：施一公进行了题为《前沿基础研究推动医药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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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第五届万物生长大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会上，施一公进行了题为《前沿基础研究推动医药创新发展》的主题演讲。

施一公，大家并不陌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分享我对‘基础研究和创新发展’的浅见。”开场很谦逊，直切主题。10分钟左右的演讲，施一公全场都在强调“基础研究”。

他认为，每个人从出生到老去，都在接受疾病的挑战，人类也在不断发现新药，去抵抗疾病，从黑暗中摸索，到用生命科学手段去发现新药，并进行临床应用，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基础研究的“三个故事”

在药典里，青蒿一把，冷水饮服，可治疟疾，屠呦呦通过对中国古代药典的研究，提取出了青蒿素，成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

这是施一公崇尚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如何推动创新发展？施一公现场分享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癌症的免疫治疗。

“癌症是人体免疫系统疾病，而癌症免疫疗法则是用抗体来恢复人体的免疫细胞，让免疫系统对癌细胞进行清除。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2015年8月20日，卡特宣布自己黑色素瘤晚期，三个半月后，肿瘤全部消失了，他用的就是免疫疗法和靶向疗法。我想说的是，这个让千万癌症患者延伸生命的免疫疗法，就是原创的科学发现，就是基础研究，美国科学院院士陈列平不仅发现了PDL1（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还将癌症免疫疗法推向临床，很伟大。”

第二个故事：基因测序。

“基因测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早期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覆盖率低，成本极高，而现在测序技术早已走进了各家医院，走进了千家万户，成本仅需几千元甚至1000元人民币。之所以能够测序，是因为Sanger发明了测序技术，虽然现在看来很落后了，但它催生了下一代测序技术及测序仪的发明。再往前溯源，可追溯到1953年Watson在DNA衍生图谱中发现了基因的双螺旋结构，这是基因测序的基础，都是基础研究。”

第三个故事：心血管疾病。

“过去30年，我们发现，心血管疾病的发病跟血管里的低密度脂蛋白LDL直接相关，如果能有效降低LDL脂蛋白，能有效保证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比较清，而不是很浊，很可能可以避免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他汀类药物的唯一靶点，并发现了受体及相关技术研究的突破。

说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基础研究最终推动创新制药，推动人类发展。原始科学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孕育，可能会产生一个核心技术，孕育一个强大产业，改变人类命运。”

施一公的“三个探索”

从1997年做普林斯顿大学助教至今，施一公从事的科学研究，都在人类科学探索的最前沿，“我希望每一个发现突破都不辜负自己的时间，希望能够引领世界。我也希望我的研究能够通过一些时间的转化，能够造福人类，对重大疾病产生效果。”

施一公说，过去20多年，作为一个独立实验室负责人，他的研究在三个方面和创新制药有关：

第一个是细胞凋亡。

“这是和王小东（备注：美国科学院首位华人院士）合作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发现了一个蛋白、四个氨基酸连续，可诱发细胞凋亡，这种诱发细胞凋亡的机理是结合IAP，这项技术产生了两家公司，一家目前已在美上市，另一家在上个月被德国莫科以9亿欧元的价格收购，这是非常简单的基础研究推动的创新制药。”

第二个是阿尔兹海默症的研究。

“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症’，我从2004年开始做这个病的研究，到现在已近20年，在基础研究上已有一些突破。阿尔兹海默症与分泌酶直接相关，我的实验室是世界上第一个看到这个酶如何RNA剪接的，这种结构生物学可以帮助更好地制药。下一步，基础研究如何为临床制药提供靶点？设计一个怎样的靶点？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三个是恶性淋巴瘤。

“现在恶性淋巴瘤发生率非常高，尤其在中国。恶性淋巴瘤有一个蛋白肌酶叫BTK，作为药物靶点，BTK不是我们发现的，而是强生发现的，他们还在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伊布替尼，可在蛋白肌酶的活性位点取代ATP这样一个能量分子，抑制BTK蛋白肌酶的活性，但强生的缺憾在于不够专一，同时进攻20多个脱靶的蛋白肌酶，会产生很多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很难受，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用更精准的结构生物学手段，能看清分子怎么结合靶点，并设计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抗击淋巴瘤的药物分子，这就是‘奥布替尼’，尽管都是单靶点，但也是对创新制药的一个突破性贡献。”

演讲最后，施一公有点“凡尔赛”了，他说：“在过去20多年的基础研究中，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竟然能参与公司制药，还对创新制药有这么大的贡献。后来我意识到，基础研究和创新制药只是隔着一层纸，捅破之后，完全是相通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