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宋庆龄对毛主席有恩，面对报恩提出3个要求，让主席为难

1949年初，全国大部分地方都陆续被解放，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也节节败退，随时准备撤退到台湾省。此时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但已经是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最接近胜利的时刻了。

国民党的失败，在那时几乎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甚至连国民党军队也失去了斗志。与此同时，身在西柏坡的毛主席等领导人，也在准备着筹备关于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工作极其劳累，这些工作中，就包括了“新政协”的召开。

所谓的“新政协”，其实早有预告。解放战争进行到后期，国民党的颓势早就明显，中国除了国民党以外，毕竟还有很多爱国民主党派，此前一直被国民党压迫着。那时候，我党就已经发起过号召：

1948年4月30日，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事宜，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只是，那时候中共中央发出的号召，对于受到邀请的人而言，还有许多的困扰。因为蒋介石政府毕竟根深蒂固，各民主势力难免有所牵连，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对新中国的成立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但依然有些人在观望。

因此，毛主席等领导人也邀请了一些在中国社会名望很高的社会贤达来参加会议、参与讨论。一方面，这些重要任务可以起一个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他们的支持，对新中国的成立也有许多的益处。

宋庆龄，就是接到了这场会议邀请的重要人物。

并且，宋庆龄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格外看重、联名邀请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毛主席当时甚至认为，这次的会议如果要有一个必须来参加的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宋庆龄。

宋庆龄对于中国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作为孙中山的妻子、中国的“国母”，宋庆龄始终都是革命的追随者。作为民主人士，宋庆龄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民国时代中国如此混乱，宋庆龄一直坚持着革命理想。

那时候的宋庆龄，对海内海外的中国人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当然，只说这些不免有“利用”之嫌，对于毛主席个人和中共而言，宋庆龄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她一直都很支持中共的革命事业，对毛主席、我党，一直以来都是全力帮助。

因此，毛主席和周总理一起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

“至祈先生命架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仅从信中的这一句话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个情况：一，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称宋庆龄为“先生”，说明了两人对于宋庆龄的尊重。二，“至祈”一词，态度诚恳，丝毫没有领导人的架子，足以说明了毛主席和周总理邀请宋庆龄的诚意。

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最后一小句，“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这句话则显示出了我党宽广的胸襟：国民党要压迫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但中共不会，非但不会，还会主动邀请讨论国事，如若建议高明，视之为“指导”也丝毫不为过。

按理说，毛主席和周恩来两位领导人联合写亲笔信，措辞考量，态度诚恳，宋庆龄又本身就支持我党的革命事业，成功邀请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毛主席也是这样考虑的，因此，联名信寄出的同时，就在考虑着宋庆龄参会的安全保障问题。

毕竟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宋庆龄要参加会议，经过国统区还是很不安全的。国民党特务一旦得知并泄露了宋庆龄要参加政协会议的消息，宋庆龄的行程中会有非常多不确定的危险因素，蒋介石也不是第一次暗杀宋庆龄了。

毛主席当然深谋远虑，为了宋庆龄安全起见，甚至连寄信的方式都非同寻常。

宋庆龄当时住在上海，而上海还是国统区，因此肯定不能直接把信寄到上海。要知道，宋庆龄是蒋介石“格外关注”的人物，居住的公馆里都可能会有国民党的特务，直接寄过去非常危险。

因此，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那封联名亲笔信先飘洋过海到了香港。由我党在香港的党组织人员，亲自带着信前往上海，接触宋庆龄身边最可靠的人，最后才能把信交到宋庆龄手上。整个流程必须小心，保证万无一失。

周总理还嘱咐过，行动必须保证完全保密，信送到以后，也必要尊重宋庆龄，只有等她完全同意，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制定参会行程的计划，如若宋庆龄有一分不愿参会，也不能稍涉勉强，一定要尊重她的个人意愿。

最重要的一点嘱咐是，如果不能完全保证宋庆龄的安全，就宁愿不要来。

由此，也可以发现党中央对于宋庆龄的重视程度。这项任务责任重大，自然必须要有相当经验的老地下党员来做，经过层层商议，任务最后由华克之接下。华克之也不负众望，成功地把邀请信带到了宋庆龄公馆。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宋庆龄居然拒绝了邀请。

毛主席看了宋庆龄的回信后，也细细思索，这个结果实际上也是情理之中的。毕竟站在宋庆龄的角度考虑，去参加政协会议要顾虑的事情很多，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安全问题。宋庆龄在回信中也说：

“经长时间考虑，确定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除了安全问题以外，宋庆龄也还有自己私人的顾虑，而这个顾虑还要从她的家人说起。

宋家三姐妹的名号，想必大家都知道，在民国时期，这三姐妹都算是叱咤风云的女性，能量巨大。然而，这其中只有宋庆龄一人坚持革命理想，其余的人都跟随蒋介石背叛革命，追随反动派。

除了宋霭龄、宋美龄以外，孔祥熙、宋子文、蒋介石，甚至连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跟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也意味着，宋庆龄的这些家人，实际上都是站在她的对立面。然而，宋庆龄作为“国母”，影响力自然远非他们可以比拟的。

因此，国民党不是没有想过招揽宋庆龄。李宗仁就曾经派人到上海拜会宋庆龄，目的就是想要宋庆龄到国民政府任职，利用宋庆龄的影响力，恢复一些已经被国民党败掉的民心。宋庆龄自然不会同意。

于是那时她就登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任何情形下，拒绝接受中国任何政府之任何职位。”

有的人可能会疑惑，宋庆龄明明是支持我党革命的，为何那时候还要说这样的话呢？其实，宋庆龄当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实际上还是因为对我党态度、政策的不了解，因此也只是“远远观望”。

后来，宋庆龄发现了中国共产党是真的能够拯救中国，于是义无反顾地支持起了我党的革命。

宋庆龄的此番拒绝，是以“安全”为由，但其中必然也有关于这点的顾虑：既然说过不在任何政府担任任何职位，去参加政协会议的影响自然不好。但在另一边，宋庆龄的拒绝也没有让我党放弃。

上海解放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正式准备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那时候宋庆龄的身体不太好，在家里养病，尽管许多民主人士自发去邀请她，她也没有办法参加，只能推到后面。筹备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也挂念着宋庆龄，于是准备着再次邀请她参加正式会议。

然而，宋庆龄之所以依然推辞，也有了新的心结。

上海解放的当天，解放军的将士们没有地方休息，就只能在上海的街道上睡觉，作短暂休整。第二天，解放军准备接受曾经的国民党要员们留下的公馆，拿来用做修正的地方。国民党官员的公关一般都很大，遮风避雨，能睡不少人，自然比街头好得多。

这样一来，战士们也不会打扰百姓的正常生活，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没想到，有一个连队的人找公馆时，不小心找到了宋庆龄的住所。当时是个排长找到的，宋庆龄公馆的人不让他们进去，这个排长性子也急，说是上级命令，他必须服从，他们要是不搬走，就派兵来搬。

最后，还是宋庆龄出来，说：“我是宋庆龄，我住在这里，你们不能进来。”

这位排长再没见识，自然也听说过宋庆龄的名字。知道自己闯了祸，吓得急忙道歉，接着回去把这件事跟连长汇报。之后，部队里又把事情层层上报，传到了陈毅的耳朵里，陈毅得知后立刻打电话道歉。

为了显示诚意，邓小平和饶漱石后来还专门登门道歉。

这件事在宋庆龄心里就留下了心结。加上后来，宋庆龄的弟弟宋子安的房产被人民政府接收，宋庆龄也有些反对，因为宋子安没有追随蒋介石。当然，宋庆龄也知道，之所以这样做，自然有党组织的考量，但作为姐姐，有心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邀请宋庆龄也成了相当重要的事情。毛主席那时还不知道宋庆龄有这些心结，但也依然十分重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我党和国民党最根本的区别：

国民党找宋庆龄，只是为了利用她的影响力。而那时候，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被我党解放，毛主席等领导人依然把邀请宋庆龄当作重中之重，说明我党在乎的不是她的影响力，而是真正的肯定、尊重她对革命的贡献。

除此之外，毛主席特别在意这件事，特别尊敬宋庆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宋庆龄曾经对毛主席有恩。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毛主席和宋庆龄第一次见面。后来，两人都走上的殊途同归的革命道路，在自己的事业上兢兢业业的奋斗，两人见面不多，看起来像个陌生人，但友谊却一直都在。

红军长征终于抵达延安以后，情况非常艰难。外有国民党丧心病狂的追捕和封锁，还在社会上营造对我党不利的舆论。内部，红军也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地步，原因只有一个字：穷。

长征的苦可想而知，一路上一直有人倒下，但终于抵达延安后，我军却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无论是人员、药品、设施，都很稀缺，因此很多伤员情况严重。此外，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我军因为穷，很多战士都是饿着肚子上战场。

这些问题都是一等一的大事，但那时候我党和红军几乎找不到什么援助，毛主席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了宋庆龄，宋庆龄二话不说，就给予资金和人员上的援助。

1936年11月，毛主席再次写信向宋庆龄为红军借款5万美元，但那时宋庆龄情况也不好，因为她跟弟弟宋子文决裂了，没有宋子文的经济支持，宋庆龄也很难拿出这么多钱。

宋庆龄两袖清风，虽然社会地位高，但一直只靠着孙中山的抚恤金生活。因此，5万美元对于她来说，也非常困难。没有家人帮助，宋庆龄还是义无反顾的自己去筹钱借给红军。

为了筹到钱，宋庆龄也很焦急，因为这笔钱能够填饱那么多红军战士们的肚子，能救助红军中的伤员。可宋庆龄想尽了办法，还是筹不到这么多钱，最后，她只能把自己唯一的一处房产抵押，才凑够了5万美元。

多年以后，毛主席跟宋庆龄再次相遇，两人不经意间再次聊起了这件事，毛主席才知道宋庆龄当年的钱居然是这样筹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想尽办法克扣我军的物资和军费，导致我军战士们情况不好。宋庆龄也一直在全世界号召，筹集各项物资、钱款用于抗日，这些物资和钱款，最后也都无偿地捐给我党作为抗日的经费。

因此，宋庆龄其实不仅仅是对毛主席有恩，更是对我党我军，对新中国有恩。这些事情，每个中国人都不该忘记，毛主席自然更加放在心上，之所以这样，何尝不算是对宋庆龄的报恩。

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格外重视对宋庆龄的邀请。由于此前宋庆龄已经两度拒绝，这一次邀请就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上一次因为国统区还在，有安全隐患，这一次没有了，经过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考虑，最后由邓颖超带着邀请信前往上海。

邓颖超和宋庆龄本来就是好朋友，她带着毛主席和周恩来每人亲手写的一封邀请信前去，自然足够诚意。两封信的内容与此前的信也很像，字字句句透露出毛主席和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尊敬和重视。

那时候毛主席也了解到了解放上海以后，宋庆龄“添”的几个心结。周恩来就嘱咐邓颖超，到了上海以后，好好聊聊，让宋庆龄对对党组织的想法深入了解，除去她心中的这些心结。

最后，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以及邓颖超的出面邀请下，宋庆龄终于答应了北上参加会议。

但这时候，宋庆龄却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不举行欢迎会。二，北上后，要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在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此行北上，不能通知任何人，也不能有人到车站迎接。

这三个要求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时，却让毛主席为难了。其实，前两条还好，最让人为难的是宋庆龄的最后一条要求。以宋庆龄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去接显得不够尊重，况且北京还有很多宋庆龄的老朋友，总不能不准他们去车站接朋友吧。

毛主席也知道宋庆龄的顾虑，于是就拟了一份迎接人员的名单，让宋庆龄自己挑选，这样两方都可以照顾到。宋庆龄也同意了这个办法。

1949年8月28日下午，宋庆龄乘坐的那趟列车到达北平站。毛主席等人在站台上已经等候多时，她还没下火车，站台上的老朋友们就已经开心地激动起来，对她热烈的欢迎。毛主席、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等人都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功召开，宋庆龄出席，并被选为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的成立，宋庆龄就站在他的身后，热泪盈眶。

作为中国“国母”，宋庆龄的身上一直有种海纳百川的光辉。这一切都源自于她对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对革命不懈的奋斗，因而这光辉也笼罩着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足以流芳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