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和知彼

“知彼知己”涉及情报工作的基本对象，这是情报理论的原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那么，对情报的定义也就搞不清楚，对情报机构职能的认识就会存在争议。因此，它是情报研究最基本的范畴。 最早将情报定位于“彼方”的，是冯·克劳塞维茨。他认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与己方情况无关。这一定义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影响甚大。这样的认识在西方情报界比比皆是。近代中国的情报研究者全盘接受了西方情报界的观点，将己方情况排除在外，而将情报完全定位于彼方情报。如1915年版《辞源》将情报定义为“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并报于上官者”。1939年版《辞海》将情报定义为“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情报》认为，情报是“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敌对国家、集团和战区的有关情况以及对其研究判断的成果。它是制定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下定决心、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情报工作应该“知彼知己”这种认识从来没有消除，许多中外理论家均认为情报工作应该知彼知己。 中国古代没有“情报”一词，中国兵家多用“情”或“知”、“计”来指代“情报”。孙子反复论述了知的重要性，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在决定战和大计时，决策者要进行庙算，即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种知彼知己的实践后来成为中国的兵学传统，如《李卫公问对》强调，“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