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健保启示录：有VIP病人，也有不敢生病的「生计型滞纳人」

「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亚里斯多德

若提韩国近年来知名的医疗服务纠纷，其中最让韩国国民有感的就是在2016年爆出闺密乱政，尔后被弹劾下台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就医事件。她在被收押两、三年后，曾于2019年9月初，被执法单位批准到外部医院接受肩膀手术治疗，而她所入院的医院，即是在首尔首都圈内号称「Big Five」的大型医院之一：韩国天主教大学圣母医院。

任谁都不希望生病，而人们不幸生病，就是希望有钱有时间可以去看医生，得到良好治疗，早日恢复健康。然而，「生命是可贵，有些人的生命更是可贵」，这从朴槿惠入院花费，更可印证。

身为「Big Five」成员之一的韩国天主教大学圣母医院，其入院与治疗费用要价不斐，当然我们得考虑到此医院所用之器材皆为医疗尖端设备，医生都是各医疗领域的专家，投入的成本也为不少，而患者朴槿惠，虽是负罪之人，但毕竟曾身为总统，身份实属特殊，所受到的医疗待遇与入住病房，实属「可贵」的VIP。

据当地韩国媒体报导，朴槿惠所入住的是有秘密通道通往、24小时都有医院保安人员在外监控，位在医院最高楼层21楼VIP病房。病房面积达160多平方米，且设施（诸如沙发、高级饭店的卫浴设备、豪宅的摆设等）齐全，加上此房采光良好、视野辽阔，从此VIP病房内，还可远望到首尔南山塔美景等，有助术后患者，更快恢复病情。

这样的VIP病房，光是一天的「入院费」（还未包含医师的诊断费、药费、手术费用等，更为昂贵的主治疗费用）就高达327万韩元。而朴槿惠这次法外就医，总共在天主教大学圣母医院待了78天，于12月3日再度返回收押处，因此，若包含治疗等医疗费用，这趟入院的花费实为惊人。

当然，这次朴槿惠的就医，也在韩国社会引起不少争论，诸如小至她所选住的乃为知名昂贵的私立医院为什么不是公立医院，大到其自付额医疗费为多少，抑或有罪之人是否可享受如此高级的医疗待遇等争论。

但话说回来，如此高昂的医疗费用，想必能负担的人并不多，而这样的VIP病人，我想大多都是在韩剧内才能看到的吧，而发生在现实中的VIP病人现象，也间接揭示了韩国医疗服务主要多由私立医院所提供的，这一点长久以来被人诟病。

1999年的韩国，全国仅有20％的综合医院和7％的地方医院是属公立外，诊所则全部都是私立，且更是有高达87％的病床，属于私立医院或诊所所有，迄今此公私立比例仍没有太大变化。

此外，存于韩国医疗体系内的营利性私立医院比例之高，尽管私立医院内有良心的医生是大多数，且皆抱持「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救世济世心态行医，但也得同时关心自己的生计、考虑院的收入。

然而私立医院的收入，完全来自门诊医疗服务所得，不像公立医院一般，还可以接受知名人士的慈善捐赠，或有着政府长期注入资金等额外补助收入，因此私立医院院内的医疗器材、名医的技术与手术品质等软硬体，都得具有高度竞争力，才能在病患中传出口碑。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享受得起「生命可贵」的人，往往是有足够「金源」的人。

而说来也讽刺的是，享受着高额入院与治疗费的VIP病人朴槿惠，其实在她执政时期（其总统任期为2013年2月25日－2017年3月10日），也曾实施过健保改革，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乃是她强硬将拖欠健保费的家庭，列为必须自行负担100％诊疗费用的对象。

私想当年朴槿惠之所以大刀阔斧地，推行实施此政策，除了落实「使用者付费」观念——毕竟没有投保、付出任何一丝心血在此社会的人士，若想要在生病时，享用其他人长时间付出、投资的社会福利，就法而言，极不合理，于情感层面，也恐会落人口实。

但持理想看法的人，认为自己收入比较高，取之社会回馈于社会，多付一些健保费照顾贫穷弱势者，也算是功德一件，但总结而言，当年朴槿惠此改革政策，成效不佳，因为本身若是「真的」缴不起健保费用的人士，在社会内实属弱势群体，国家本应该调整资源更加照顾，今日政府强制要求百分百自付额，也仅落入「石中取水」的窘境。

且就当时的时空背景，恐怕朴槿惠失误的，还在于没有全盘考虑到，尽管有钱缴得起最低健保费的低收入户，却不愿意缴的「恐慌」心态。

众所皆知，1997年韩国面临金融风暴，国家可说破产，这样的伤痛仍是迄今许多韩国国民心中仍无法忘怀之痛，而就当时的社会氛围，尽管韩国政府与人民齐心克服国家危机走出来，但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对于曾经遭遇过金融风暴，甚至本身生活就已经够拮据、困苦的低收户阶层，可说还心有余悸。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对于那些社会弱势者，好不容易打了一整天零工，赚到了微薄生计钱，尽管面对政府「投资健康」、「社会福利」等善意，要他们从口袋掏钱出来缴纳健保费，除了现实层面上的「心有余力而力不足」外，还得再三考虑，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久前」国家曾惨逢金融风暴、「破产」过一次，今日我再缴钱给国家，这笔钱是否会有去无回，仍是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从当年韩国政府所公布的健保缴纳数据来看，似乎也映证此点恐慌。光是在2013年，韩国拖欠健保费的家庭有156万户，其中包含几乎没有收入与财产，且无能力缴交的家庭就高达104万户，虽然此政策排除了所谓收入不稳定的失业人士、打零工为生，与类似摆摊贩等「生计型滞纳人」，但实际上156万总滞纳的家庭户内，却有高达超过半数的人，都是生计型滞纳人。

政府对这些缴不出或者不愿意缴的国民，让他们「分期付款」，但本身已经对政府怀有疑虑，抑或生计拮据的人士，这种办法根本就无济于事，也因此，根据当年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家法人的资料显示，至2015年7月为止，健保费在5万韩元以下的低收户中，就高达有98.1万人，共滞纳了1.2兆韩元的健保费，完全没有减少低收入户的医疗负担。

而若再从朴槿惠的健保改革，与当年对这些缴不起健保费者的处分，让人可思的一点就是，国家对于长久的财政纪律，得提出良善规划，百分百地要让人民有信心，不然损失的除了是纳税人的辛苦钱外，还会减低大众投入社会福利之意愿，甚至到最后，还可能毁了百姓对于整个国家的信赖。

此外，我们在回顾韩国曾走过的健保改革路，观察到社会内医疗费成长率最低且最缓慢的族群，往往是绝对贫穷层中，领着最低生活补助费的医疗给付对象，这也显示出低收入户正扛着很重的医疗负担，沦落到不敢生病、害怕看病、没钱治病的困境，值得国家关注与社会大众帮忙。

最后，健保议题牵涉的范围实在巨大，诸如人们在医疗体系内，可以探讨如何划分缴纳费用间距、健保缴纳的参考值、政府又是如何确保医疗资源不要被浪费、处罚有能力却不愿意缴纳健保国民、重大疾病是否该全额补助、药价的控制等等，每个都是一个专题；而在医疗体系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到国家经济成长是否影响健保投资费用，百姓生活物价与医疗费的衡量、医疗人士的超时工作环境与薪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