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位中国寒门学子：我活得专一又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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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80后、90后，

生于农村，通过读书这条路，

走过高考的独木桥，

进入了985、211工程的重点大学，

毕业后很有可能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

拥有了跨度较大的人生，

程猛，就是这样一位亲历者。

如今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程猛，

2015年起，关注和他相似的“读书的料”，

陆续收集了80多位农家子弟的自传和访谈，集结出书。

讲述一个个农家子弟

负重前行和自我重塑的故事。

他把这项研究也理解为一种疗愈，

熨平那些成长过程中没有被抒发的褶皱。

研究者程猛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正在看书的少年

一条在高考结束的6月底，

在北京拜访了程猛，

与他聊了聊“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故事与困惑。

自述 程猛

撰文 陈薇沁 责编 陈子文

儿时的程猛

“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童年是和小伙伴在村口弹弹珠、丢沙包、折纸飞机，是爸爸开着拖拉机拉着很沉的铁碾子在村里的打谷场上一圈圈打转，是放学坐在妈妈的自行车上看着街边的烙饼馋哭……

1989年，程猛出生在安徽三县交界的一个村庄，母亲是邻村村小的民办教师，父亲是农民，打理着十几亩地。凭借着每逢大考就超常发挥的运气，他一路升入区县的重点中学和市里的重点高中，16岁就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

在回忆里，他小学的时候成绩就是前几名，算得上是村里人口中的“读书的料”，和童年的伙伴一起沿着教育阶梯向上走，同行者却越来越少。

回顾成长，他却觉得自己充满侥幸，许多极有天资的小伙伴因为某次大考差了几分，或者遭遇了学业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不适应，或者家庭出现某些变故，走着走着就变换了人生道路。有的人在读书这条道路之外绽放了自己的才华，有的人正困于现实的逼仄。只有少数人，通过高考突破了命运的瓶颈。

母亲和程猛

2015年，程猛第一次和博士生导师康永久谈起了自己对农家子弟的研究兴趣，康老师突然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内在还有对农村出身的焦虑。”

这让他心一震，也触动自己去认真思索：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们究竟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农村背景的?他们又是如何“自己将自己”创造成了一个读书的料，从而走上了一条走出农村、子不承父业的人生道路？这一旅程中的郁结和疏离又要如何才能看见、如何得到安抚？

程猛在北京常青图书馆，翻阅自己的研究

做这项研究并不容易。因为那些他想要探索的问题经常勾连的并不是诗情画意的回忆，像是“家境的限制”“对农村背景的理解”“和父母的关系”等等。他扪心自问，“自己也曾因谈及这些话题，而有一种莫名的羞耻感。”

研究过程中，他还选择用自己的勇气和真心去交换，把自己1万多字的自传发给愿意接受自传写作邀请的农家子弟。

截至目前，他已经收集了52位农家子弟的自传，访谈进行了36位，总计130多万字。自传传主多数出生在1980年到1995年之间，正在985、211高校就读或已走出校园。相比于许多没有走读书这条路的小伙伴，高等教育让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发展空间，也积压了忧愁与困惑，关于童年、家庭、事业、婚恋……

以下是程猛的自述。

程猛讲述自己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

“每个人都是一口深渊，我们俯身看去的时候都会禁不住头晕目眩。”一个学生的自传，开头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学习的社会学，是一门迷恋成长的学问，每当我读一篇自传，就如同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渊，随着时间之流飘荡，一次次被打动，时悲时喜。

家庭

农村家庭常常对能读书的孩子报有 “出人头地”的盼望；但同时，整个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在孩子学业或其他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提供适切的帮助。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进入市里的重点高中以后，成绩从入学时的20多名一路跌到班里很后面的位置，主因是物理和数学，当时觉得自己怎么学都学不会，而别人看起来怎么就毫不费力。

那段时间，我选择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每周六晚上都会去以前初中学校旁边的网吧“包夜”，几块钱就可以在网吧待一夜。沉浸在坦克大兵的游戏世界里，就可以短暂地忘记那些无可倾诉的烦忧。带着对父母的负疚感，晚上经常只吃方便面。

记得当时一连去了好几个星期，第二天一早回到家就倒头大睡，慢慢我妈就发现我不太对劲。有一天醒来后，她倚在堂屋正门的门框那，问我：你到底在干吗？我看着她红红的眼眶，只好坦白。那个时候我妈妈哭了，她没有批评我，就是在那里哭，我也哭得很伤心。

后来，我就没怎么再去过网吧。这一场哭泣重新把我拉入学业轨道，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吧。

摄影师刘飞越作品

钱

“钱”在自传里经常被提到。在那时搜集的自传中，32位中上阶层子弟一共提到过44次钱，而23位农家子弟却提到了92次。

浸润于贫寒的生活境遇，农家子弟从小就非常清楚父母能付得起什么，付不起什么，常常提到的是“没钱”“要钱”“攒钱““不可能有钱”“借钱”。

在城里长大的小文，小时候父亲慷慨地每月给她生活费，当得知她分文未动后，感叹：“财商教育到底是没成功——只会存钱，不会花钱！”这是家境优渥给予她的特别记忆。

河源却没办法如此潇洒，与钱关联的家庭记忆与小文是截然不同的，“全家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爸爸送液化石油气挣的1000多元/月，爸爸的工作很辛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总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七八十斤重的煤气罐奔波，楼上楼下地搬运，每瓶才赚2元。”

程猛形容煤气罐的重量

2块钱，就这样很具体地和父亲的辛苦劳作紧紧相连。这样的孩子会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是“三毛钱的麻花“ “五块钱的试卷”。因为钱对他们来说太稀缺，太珍贵了。

后来会发现， “钱”关乎农家子弟家庭的付出和牺牲。他们习惯性地用学习来回报家庭，把学习作为一种道德事务来看待。一位农家子弟在访谈中说他想毕业后其实是想去支教，再出国留学，但考虑到父母，就觉得自己必须要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这样，他把自己的真正心意藏了起来，懂事、克制、也同时压抑着自我。

北师大里的年轻学子，正在庆祝毕业

爱情

农家子弟的爱情是一个敏感问题。这其中关涉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概念——凤凰男（女）。因为这个词所指涉的故事常常把农家子弟的成长变得单向度，成了一种贬低、剥夺和限制。而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有值得敬重的地方，也各有其局限。

在南方读博的溪若说，她不配拥有爱情，“谈恋爱要花很多钱的，难道我都要让男孩子来付吗？”

男孩子的自卑心会更明显，很多时候是暗恋。秋敬的父亲在老家务农，母亲做小生意。他在学校和一个城里姑娘交往，每次约会都会很紧张，不知道该如何与她相处。他说“我平时情商蛮高的，但和她在一起，如果说我原本的情商有100，现在就剩下50了。”

在一次读书讨论中，一个城里长大的女孩说这本书让她更理解了自己的伴侣。也有人说，这本书让他们从中理解了自己的父辈。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歧视的地方，也许是出身、也许是学历、也许是身高、也许是性别。不把人标签化，不把人和标签等同起来，是一种尊重，也导向自由。

故事的另一面

在很多人眼里，这群通过教育阶梯、一步步奋力前行、最终很可能走出农村，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农家子弟颇为励志，但我想说这只是故事的一面。他们自身道德、情感和文化世界面临着一次次的冲击，这其中也隐藏着风险。

羞耻感

夏风是一位重点大学本科生，21岁，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务农。在自传中，她记录了一件最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事。小学时曾经在作文书上抄了一篇《洗抽油烟机》，老师一眼就看出来是抄的，因为按照她家的经济情况不可能有抽油烟机。老师还在作文旁边做了批注，贫穷的自卑感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还有一个男孩溪泉说，他会刻意不和同学说起自己父亲的职业，只因他是农民。

青阳在北方一所重点大学读博，父亲务农，母亲做着小生意。他说自己成长过程中总能听到有人会用“农民”“农民工”来取笑一个人穿得比较土。虽然没有取笑他，可是每次听到有人这么说，他的心里都会升起异样的情绪。他也被刺痛了，觉得自己好像连带着被取笑了。因为对这些农家子弟而言，农民和农民工就是他们的亲人和家人。

我总结过，许多农家子弟经常会拥有“三重羞耻感”，先是羞耻于自己的出身，又是羞耻于自己看不起自己，最后又觉得所有的羞耻是“不懂事的表现”，是对不起父母。

在故乡成为异乡人

一位农家出身的硕士毕业生在毕业论文后记里写道，“我最该感谢的人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没有进过学校校门的农村妇女，却集中了传统中国母亲的几乎所有优点。”没有母亲的苦心经营，他大概初中毕业时就得被迫辍学，进入生产车间劳作或在田间劳动。

但随着这群学子突破的人生道路后，他们就成了和父辈不同的群体，双方都难以进行实质上的沟通。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使得他们和很多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乡邻之间在观念上存在一些差异。

2015年，程猛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交流访问

云隐是在国外读博的一个男生。室友会和父母聊各种学习上的事情、人际上的事情，甚至谈恋爱的很多细节，每次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而云隐自己和父母的聊天总是5分钟、10分钟就尴尬地进入聊亲戚、天气，说到最后就变成了嘘寒问暖—— “妈，你晚饭吃了啥”。

溪若读博时回乡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班上学历最高的人。聚会时大家都在讲“我公公怎么样，我婆婆怎么样，我家女儿儿子怎么养”。同学对她的高学历并不羡慕，也会跟她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

故乡的文化样式、曾经关系紧密的人逐渐离自己远去，他们感觉在故乡成为了“异乡人”，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他说“异乡人是潜在的流浪者”。

故事的结尾

寒门难出贵子？

从2011年起，一个网友就发起了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在李春玲老师的研究里，在80后群体里，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四倍。“城乡二元体制”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浸润其中的基本生活框架。

现在城市里一直有 “学区房”这个概念，你买得起好的房子，你的孩子就能接受好的教育，你也可以请外面的一些老师来给孩子上额外的补习班。

在小城市和县城，优质的生源、优质的师资也很容易往更中心的城市流动，而一些地区的县中则有逐渐塌陷的迹象。比如说在某些省份，不进入省会城市最好的几个高中，就几乎与最好的大学无缘。对于寒门子弟而言，上好大学依然是很难的，自己和家庭都需要付出很多。

外面的世界，通过手机渗透到了农村，摄影师刘飞越作品

也有科技的影响。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以前是游戏厅，现在是抖音就可以滑一天，也很容易沉迷各种网络游戏。曾听闻一位乡镇上的中学校长说，“这些孩子我们坚决不能让他玩手机，不用手机他们大多数人还能考上高中，如果用了手机的话就考不上高中”，他讲得很直接。这需要我们去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引导农家子弟去合理地使用媒介，可以依靠谁去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

《肖生克的救赎》中，安迪沐浴在阳光下

一个自我重塑的故事

在不同场合分享这项研究之后，有读者来信分享了自己作为“读书的料”的相似经历，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一些内心的褶皱被看见和抚平。有读者说自己“难以言说的阴翳被温和地化解了”。也有读者述说了自己与书里描述有差异的生命体验，帮助我看见更复杂的成长。

在讲述这些农家子弟的故事时，我会担心自己写得太沉，没有凸显这种生命体验特有的光彩。我也会怕写得太轻，遗忘了苦痛和泪水。最终，我把它当作一种对“过去”的理解，让我们的过去有意义，是我们理解自己、并通往未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都很重要，某种意义上也是很伟大的。

随着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城乡的差异不断得到弥合，农家子弟的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经验将会变得不一样，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所受到的冲击和潜藏的隐痛也会得到缓释。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光彩，也有局限。希望这些农家子弟的故事能有缘与你相遇，不扰人清梦，却能带来一缕微风。

主要参考文献

[1] 康永久：《教育学原理五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2] 贺晓星、仲鑫：《异乡人的写作：对赛珍珠作品的一种社会学解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3（1）.

[3]李春玲：《“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14(4).

[4]王欧：《文化排斥——学校教育进行底层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5][加]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6] [澳]Michael White、 [新西兰]David Epston：《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