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志：关羽的爱情

#趣谈八卦#关于关羽的婚恋，因不关乎义例，以清简见称的《三国志》不载。但钩索时人的志记，亦可发现一些端倪。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引《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说与魏氏春秋无异也。

此事又见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引《献帝传》曰：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缘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亦有所载，《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曰：初，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吕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异色，自纳之。

关羽向曹操乞娶秦宜禄之妻杜氏一事，《蜀记》、《魏氏春秋》、《献帝传》、《华阳国志》均有所载，可见此事在当时流布甚广。四书所记内容差不多，唯《华阳国志》多了一句“妻无子”。即便关羽当时早已婚娶，乞娶杜氏应该也能得到曹操的理解，《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在汉末的历史语境中，合二姓之好的婚姻有两个很现实的功用：一是事宗庙，二是继后世。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爱情”的涵义，有别于我们当下男女个体因性情相投而结合的爱恋。“妻无子”的事实，给予关羽纳杜氏的理由。关羽之所以选杜氏，一是杜氏有“异色”，这是出于雄性的本能；二是杜氏膝下有一儿，说明她能生育，可以给自己“继后世”。这表明，关羽很可能早就认识杜氏。

那么，关羽是什么时候初识杜氏的呢？史书虽不见明载，但细读《三国志》，可推断出两人应该是在刘备与吕布相聚时相识的。刘备与吕布有过两次短暂的相聚。第一次是兴平二年（195），吕布杀了董卓后，走投无路，跑到了刘备这里，“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吕布把的自己妻妾都叫出来向刘备行礼了，其情颇为热络。第二次是建安元年（196），刘备为袁术所败，困顿至极，向吕布求和，吕布将刘备的妻子归还给他，刘备回到小沛。

杜氏作为吕布麾下的将领秦宜禄的妻室，应该就是在刘备与吕布两次短聚时被关羽注意到的，由于史料阙如，二人在此期间有何前缘，不得而知。漫画中讲述二人相识的过程，化用了张爱玲的小说《爱》中的场景，这只是文学加工。当然，关羽在兴平二年或建安元年见过杜氏，这是确切无疑的。

关羽为什么要向曹操乞请杜氏呢？这个涉及到曹刘两军联合的性质。曹操与刘备联军合围吕布于下邳，是建安三年（198）冬的事。当时，刘备寄曹操篱下，虽说不完全听命于曹操，但两军联合进行军事行动，曹操无疑是最高统帅。战役结束后，大家分享胜利的果实，得由曹操来分配，关羽战前预定战利品，需征求曹操的同意。

出于对曹操的不信任，关羽反复启禀。关羽对曹操的不信任，并非因为曹操不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统帅，而是源于曹操好人妻的癖好。后来关羽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曹操并没有吸取一年前强纳张绣的婶婶导致子亡将死的教训，再次强夺杜氏。这对矜尚自许的关羽而言，无疑是一种羞辱，羞辱源自两个层面：一是夺娶之恨，二是被轻视之耻。

关羽的反应，是寻机杀曹雪耻。《蜀记》载：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

《华阳国志》载：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

“许田围猎”是应该是建安四年（199）的事。这一年，袁绍灭了白马将军公孙瓒，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正准备谋攻曹操，时人皆以袁绍是未来之主，曹操麾下的诸人都与袁绍写信暗通款曲。关羽在许田围猎中意欲暗杀曹操的举动，完全可以排除是“为汉室攘除奸凶”这一后人臆断。实际上，建安四年，献帝与曹操的关系还很和谐（衣带诏事件不可考），曹操初露野望，是在建安十一年（206），一举除汉八国。由此可以推断，关羽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洗涮曹操夺娶杜氏之耻。

关羽刺曹的举动被刘备劝阻，《蜀记》和《华阳国志》记载的理由差不多——为国家（天下）惜。此处甚为难解，我们给出两种解读：一是以刘备的眼光，在建安四年就看出了曹操将会是最后统一北方的人，关羽暗杀了曹操，无疑将置黎庶于水火之中；二是刘备自诩中山靖王之后，日后当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关羽在曹操的地盘许都杀了曹操，自己的家小都得陪葬。无论哪种解释，都体现了刘备作为一个草根出身的政治家的隐忍。

被刘备劝阻后，关羽的反应是“常怀惧”，差点因为一人的荣辱而坏天下大事。建安四年的许田围猎，在女人与天下之间，关羽选择了后者。难道曹操的夺娶杜氏之恨就不报了吗？事情还没有完。

许田围猎不久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令刘备觉得曹操对他产生了警觉；二是董承拉刘备参与真假难辨的衣带诏事件。这两件事让刘备对曹操产生了隔阂，促使刘备自立门户。《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据下邳。灵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

在刘备自立门户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与杜氏有关的事，她的原配丈夫秦宜禄被张飞杀了。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引《献帝传》曰：宜禄归降，以为铚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

秦宜禄在吕布战败后，投降曹操，任铚县县长。铚县大概在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而下邳和小沛都在今天江苏徐州，三者的所在地连接起来，呈三角结构。刘备从下邳去小沛，为什么要到绕道铚县？由此而言，《献帝传》所载存疑。不过，这段史料对秦宜禄心态的刻画却颇为真实，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引《英雄记》曰：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

建安三年冬，曹刘联军围攻下邳三个月后，决水围城。吕布军中上下离心，其部下纷纷反叛，吕布见大势已去，于十二月下城投降。吕布被捆到曹操面前，甩锅给部下，曹操打脸说吕布你与下属的妻妾私通，还好意思说别人背叛你。《英雄记》的作者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此书可信度较高。有异色的杜氏极可能遭到过吕布的凌辱，而秦宜禄当时未见发作，可见秦宜禄确实是张飞所说的那种“老实人”（蚩蚩若是），由此可勘《献帝传》所载之事。

话说回来，秦宜禄作为乱世中的一个小人物，也挺无奈的。妻子先是被上司吕布凌辱，后又被曹操强夺。好在曹操还算厚道，给了他一个县长的职位，本来秦宜禄就这么打算过下去，被张飞揭露内心中隐痛后，一时心血来潮想跟着反曹，才数里路的时间又反悔，结果被张飞一刀了却残生。如果秦宜禄真投靠了刘备集团，他的稚儿秦朗在曹操那里会怎么样？这是他——也是一个父亲不敢去赌的。留在曹操麾下，至少还有机会见到儿子。念及此，不禁略感悲凉。

此外，张飞对秦宜禄容忍曹操强夺杜氏表示不满，如果娶杜氏的是关羽，不知张飞会如何想。无论如何，强娶一个有夫之妇，在当时都会招致时人的微词。或许，裴松之此条小注寓春秋褒贬，含蓄地表现了张飞对关羽乞娶杜氏的微妙态度，以写张飞之正。

刘备自立门户不久后，曹操便亲自东征刘备，刘备集团战败，关羽被擒。当时关羽在下邳，刘备和张飞在小沛。从关羽降曹而事后没有遭到世人的指摘来看，当时关羽应该是不知道刘备和张飞率部逃到了青州袁谭那里去了，完全失去刘备的消息，失去了效忠对象，是以降操。

关羽再一次与曹操相遇了。曹操于关羽而言，有夺娶之辱，轻视之恨，但这次曹操却出乎意料地没有以败军之将对关羽，反而待以上宾之礼，《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

这对关羽而言，颇为尴尬，之前夺娶杜氏的耻辱还没有洗涮，曹操又施之于恩遇。有战国之士遗风的关羽，选择了先报恩。不久，袁绍派大将颜良、淳于琼等攻东郡白马，曹操遣张辽、关羽迎战。关羽望见颜良的麾盖，策马冲锋，刺死颜良于万军之中，袁军无人能挡。白马之围被解，关羽被曹操上表封为汉寿亭侯。

别小看了汉寿亭侯这个封号，要知道建安二年典韦为救曹操献出自己的生命，一直到曹操死后曹丕即王位，才被赐爵关内侯。关内侯只是一个虚爵，没有食邑，而亭侯是实打实的；再者典韦是曹氏赐爵，而关羽是汉献帝封的，前者是野路子，后者是正规军。可以说，曹操对关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爱。

当曹操感觉到关羽并无久留之意后，派张辽去打探。关羽如实相告，要去找刘备。关羽之忠义自不待言，此处还值得一说的，是张辽与关羽的友情以及张辽的忠义，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引《傅子》曰：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

即使千年以后看来，张辽与关羽的友情也令人动容。或许正因为他们同是忠义之士，所以才会惺惺相惜吧。

建安五年（200），关羽得知刘备还活着的消息后，尽封曹操所赐，拜书而别，奔寻刘备而去。曹操麾下的人想去追拦，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北宋诗人唐庚读《三国志》读到这里，忍不住点赞说，关羽先报曹操礼遇之恩，再去寻刘备，已经超越了战国之士；曹操不强留关羽，能成羽之忠，已经超越了战国之君，犹有先王遗风。直接把关羽封神，把曹操比作传说中的尧舜。唐庚的评论有其洞见，但忽视了曹操对关羽的异乎寻常的偏爱，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关羽不辞而去，与曹操一别经年。直到八年后，两人再度发生关联。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领大军南下讨荆州，屯兵于新野的刘备南逃，遣关羽乘数百艘船驶向江陵会合，但刘备于途中当阳长坂坡被曹操军追至，幸而关羽驶至汉津（今湖北荆门），一同乘船至夏口（今湖北武汉）。在船上，关羽向含蓄地向刘备提起了当年曹操的夺娶杜氏之辱，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引《蜀记》曰：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

清代学人何焯读《三国志》读到这里，评论说“《蜀记》语多浅妄，恐不足信”。何焯的质疑有其道理，以关羽此时的政治素养，怎不知当年许田围猎如果杀了曹操，他和刘备岂能全身而退？！与何焯所见不同，窃以为此条小注中关羽的表现很符合他一向的性格。关羽是一个矜尚自诩的人，不受人恩，不容人辱。曹操的礼遇之恩他已经报了，但曹操夺娶杜氏之辱一直没有洗涮，念念在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才洗涮了曹操夺娶杜氏之辱。是年秋，关羽围攻襄樊，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锋。诚然，关羽攻襄樊是出于蜀汉的战略考虑：一为了谋求荆州领土的完整，二是为隆中对中“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一北伐路线创造条件。此时的关羽也早已再婚，作为荆州之主，不缺有异色的女人。但作为一个矜尚的人，无论时间多么久远，有恩报恩，有耻雪耻，都是他永恒不变的信条。

仿佛是一种宿命，了却与曹操的恩怨后，关羽便败走麦城。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引《吴历》曰：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面对这个他曾经倾尽所有想挽留而无法挽留的男人、这个不久前一度逼他想迁都的男人的意外死亡，曹操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欣喜，而是“以诸侯礼葬其尸骸”。在波谲云诡的乱世，曹操为什么要对敌对阵营的关羽这么好？《三国志》中一条奇怪的裴注或许透露出一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二十四年）冬十月，军还洛阳。【《曹瞒传》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过于旧。】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十月，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的曹操，已六十有五，风尘仆仆奔到洛阳，准备南征关羽。裴松之在这里莫名其妙地注了一句“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过于旧”，曹操这一句注与正文的语脉有什么隐秘的关联吗？我们可以抓住“北部尉廨”和“关羽”两个关键词来解读。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在裴注的后面再补了一句“洛阳北部尉，见卷首”的话，循着卢弼的提示，我们可以找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卷首这句话：（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

原来北部尉是曹操出仕的第一个官，那一年，曹操才20岁。20岁对于曹操来说，是一个关键的人生节点。曹操的内心转变大概有三个节点：

1，熹平三年（174），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20岁以前，曹操是个典型的官二代，整天与纨绔子弟飞鹰走马；但是到了20岁举孝廉、做了洛阳北部尉后，突然变成了汉室的骨鲠之臣。

2，中平六年（189），董卓入京，执掌朝政，35岁的曹操逃出洛阳回归乡里，途中误杀吕伯奢。在这之前，曹操杀的都是不法豪强，他问心无愧；在此之后，曹操沾染了无辜者的鲜血，再也不能说自己一身清白了。

3，建安十七年（212），58岁的曹操欲进爵国公、加封九锡，为此隐诛患难与共的荀彧。在此之前，曹操是匡扶汉室的大臣；在此之后，曹操已经明确表露了代汉的野心，进爵国公、加封九锡是效仿王莽故事。

从不学无术的浪荡子弟，到志在匡国的热血青年，再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心累中年，再到“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老年，曹操的心路大概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十月，已经晋封魏王、离代汉只有一步之遥的曹操在南征关羽的途中路过洛阳，特意下令修缮洛阳北部尉的官署，并且要求修得比较过去要好。至此，我们或许可以一窥裴松之这条莫名其妙的注，是关羽让曹操想起了年轻时的那一个纯粹的自己吗？！

那个时候的曹操蔑视权贵，横扫豪强，痛陈时弊，但很快就遭到了社会的毒打，不得以辞官隐居。再度复出没有多久，汉室已是“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了，他的初心——死后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永远无法实现了。但关羽不一样，一生都很纯粹——勇猛、忠诚、高尚，永远的汉寿亭侯。或许在曹操心中，关羽是一个他理想中的自己。

65岁的魏王曹操，在南征关羽的途中，看到了自己初任洛阳北部尉的官署，想起了20岁那年的热血和单纯，尽管如今的他运筹帷幄，权倾汉室，但却有种难言的怅然。于是，有了初遇关羽时那句欣赏溢于言表的话，“曹公壮羽为人”；有了关羽离别时那句苍凉而大气的话，“彼各为其主，勿追也”；有了关羽死后那一个不喜反而若失的举措，“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在关羽乞娶杜氏这个微不足道的八卦和其瓜蔓中，陈寿和裴松之将恩怨分明给了关羽，将豁达给了曹操，将隐忍给了刘备，将忠义两难给了张辽，将正直给了张飞，唯独将无奈给了秦宜禄，而秦宜禄这种小人物的遭遇与结局又是大部分人在乱世中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