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左传》中所说：“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君王制度，礼乐典章，所尚之德，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皆以文物记录，声乐发扬，脍炙人口，处处可见。以示朝代之事，君王之志，得以鞭策百官。

华夏文明几千年，各朝各代在历史长河里起伏兴落，留下的史料也屈指可数，后人只能依靠前朝遗留下的物件和文章来考证历史事实，以此了解和编写华夏民族的经历。而这些留下的文物，不仅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其文化历史价值，更是弥足珍贵。

有些在家族中世代流传，有些被列强俘虏，如今要么遗留海外，要么辗转在不同的拍卖场所，而大部分，还随着未被发掘的历史沉睡在地下。不过，因为他们极高的市场价值，不少人对其虎视眈眈，文物的保护因此变得艰难。

我国文物发掘史上，曾发生过一件令人愤慨和惋惜的事，群众的无知和盲目自私导致了文物毁灭性的损坏。在早些年，农村的教育资源匮乏，人们接收不到更好的教育，对文物法和公民义务的认知有所欠缺。

曾经在内蒙古农村地区，有一个高姓年轻人，他在农作之余喜欢钓鱼，一天，在和往常一样来到水边时，他发现不远处水中有物体在闪着光，不同于普通的杂物，这个东西散着金光，好奇心驱使着他跳进河水中，捡起之后发现，这居然是一块金牌。

这块金牌形状长方，应该是用作腰牌一类，外表陈旧，通体金黄，并刻有文字，文字并非寻常汉字，男子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意识到这块牌应该不是现代工艺品，或许是价值不菲的古董。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找到当地的有关部门，申请让研究员帮忙检测。当地常有农民带着一些市场上淘到的物品来检验，不过大多都是赝品，专家原本也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上当受骗的老乡罢了。

现实让人出乎意料，专家发现这块金牌并非仿品，而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专家告诉男子，金牌上的文字是契丹文，经过初步断定，这块文物应是古代契丹族达官显贵所使用的贴身号牌，距今或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在后世人的认知中，大多觉得相比于其他朝代，宋王朝较为羸弱，实则不然。北宋在结束割据后，建立起了统一政权，有着极高的农耕文明水平，其物质和精神方面相较于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科学启蒙、哲学理论、艺术审美、思想道德等，都有着高度繁荣，百花齐放的盛况。

但由于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不断威胁宋朝国土的安全，游牧民族善骑射，蛮横且强壮，农民士卒难以与之抗衡，造成了后人觉得宋朝国力衰弱的印象。

相较于当时的汉民族成熟的人文文化，辽、金、蒙古等游牧民族文化较为原始，很少有正统文献记载，因此后人想要了解他们的历史，文物便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资料来源，当时少数民族遗留下的文物，是极为稀少。

男子手中的金牌，便是当时契丹民族士卒在征战中遗落的物品，可谓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其研究价值极高。专家在表明物品的大致来历后，建议男子将这样珍贵的文物上交给当地部门，再由其转交给博物馆或者研究院，但没想到的是，男子拒绝将金牌上交。

在他的观念中，捡到的东西如果没有直接的主人，那便是属于自己的财产，所以他觉得这块金牌已经是自己的私人物品，国家要其无偿上交，是不合理的。但作为接受过教育的普通公民，我们应当知道，历史文物是全民族的文化财产，理应上交给国家保管，更别说这样极富价值的文物，它或许会解开历史发展研究中的某一个谜题。男子接受不了专家的建议，随便编了个借口，便将金牌偷偷带走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几天过后，专家组找到他时，他表示已将金牌送往金店，融化后重新铸了一对金手镯。仅仅为了一己私欲，他便将文物随随便便破坏，这样一个重要的辽朝文物于此遭到毁灭，闻者痛心，见者愤慨。他哪里会知道，金牌的研究价值远超其本身价值，又或许他知道，不过为了一点点唾手可得的经济价值，他更宁愿违背道德，与其无偿上交，不如将其重铸，占为己有。

在利益和道德面前，选择后者之人，皆值得被世人敬仰，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唯有国家强大，人民群众才能得到庇护，而建设国家的路途，也需要每一位中华儿女，尽自己所能，推动国家不断向前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