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是这样煽动学生运动的

1949年2月，大同大学新的学期开始。发行金圆券的祸害，物价直线上涨，学生在数字庞大得惊人的学费面前普遍发生缴费困难。上级党委批示地下党支部抓住这样一个客观形势，组织一次群众性行动，即开展一场要求减少广大学生学费和免去清贫学生学费的减免费斗争，实际上是把矛头直指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促使其加速崩溃；并通过斗争，壮大地下党的力量。

就在1949年2月上旬规定向学校缴费的第一天，一年级理工学院地下党员首先组织集合在课堂的本班同学进行要求减免费的签名。有地下党员的其他班级，也同时进行这一活动。接着，在地下党员发动下，各班级同学纷纷向学校广场集中。千余名学生聚集在一起，群情激昂。地下党支部委员黄耀清当从宣布，由一、二年级为主的5名同学为代表，向校方提出减免费要求。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对代表的迫害，当时没有宣布代表的班级与姓名。这5名代表是文学院一年级黄耀清，工学院一年级戴行锐、康际霙，工学院二年级张国诚、徐庆熊（均系地下党员）。一方面是学生代表向校方提出要求并与之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是文商一年级的“大家来”团契，组织同学在广场上唱歌，鼓励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的斗志。当时广场上没有讲台，几位学生代表轮流跳上自行车书包架，向群众报告谈判情况，鼓舞群众坚持斗争，广场上响起一片口号声和一阵阵的掌声。广场上的斗争，冲破了一年多来大同大学学生运动较为沉闷的局面，大大地鼓舞地下党员、积极分子与广大群众的斗志。

当时的5名学生代表，从左到右康际霙、戴行锐、黄耀清、徐庆熊、张国诚，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2019年5月24日

突然爆发的学生运动，惊动了国民党特务与三青团头子。他们有的手中持枪，腰里束了子弹带；有的手拿照相机，在人群中到处寻找“共匪学生”，却搞不清楚谁是学生代表。学生代表与校方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僵持一个上午后，代表退出，号召大学拒交学费。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警的镇压，下午灵活地组织群众与积极分子撤出学校，并让5名代表隐蔽起来。第二天，得到反动军警要开进学校进行镇压的消息，决定当天继续避其锋芒。当时地下党上级党委及时听取了汇报，认为在上海解决前夕，能冲破国民党白色恐怖，搞了合法的、闪电式的、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斗争，肯定了大同大学这一次减免费斗争，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临崩溃前的一次沉重打击；同时又指示，斗争必须有理有节、适可而止，及时收兵，绝对不要冒险，以避免在上海临解放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在第三天，根据大同地下党总支的意见，由戴行锐写了一张安民布告，帖在面对广场的二楼墙壁上。大体内容是“经过3天的斗争，当局虽然拒绝了我们的减免费要求，但缴费日期已拖了3天。这3天，物价上涨了10几倍，学费虽未减，而我们仍以按原标准缴费。”当局怕事态扩大，也就默认了现实，按原标准收费。这样一场来势迅猛的群众斗争，按照党的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在取得一定声势情况下，及时收兵，使这场合法斗争来得快，去得亦快。反动势力措手不及，无异当头一棒，而地下党员与积极分子的斗志和信心则因之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党员和积极分子的队伍因之也得到了有效的保存。

通过这场斗争，为了扩大党的力量，迎接上海解放，党组织决定建立大同大学统一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民联”），吸收各班级进步团体中的老积极分子和这次斗争中发现的新积极分子参加。同时又在“新民联”成员中发展一批党员，迅速扩大党的力量，如当时理工学院一年级，即由8位地下党员发展至28位。

“新民联”成员，在解放后即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团后大同大学的第一批团员。这些团员中的不少人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各自的贡献。

选自《张国诚回忆录》，家传出品，联系小传姐记者13065706510（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