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两种识人观

《论语·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的字，他曾为武城（鲁国城邑，在今费县西南）宰，孔子欲子游注意人才，故问子游于武城访得人才否。子游认为澹台灭明这人不错，平时走路从不抄小道走捷径，也从不以私事到长官家里去。《说文》：“径，步道也。”徐锴系传：“小道不容车，故曰步道。”段玉裁注：“谓人及牛马可步行而不容车也。”

“行不由径”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却反映了大问题。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喜欢抄近道，小径都是人们贪图便捷而踩出来的。放着大道不走抄小径，这是对规则的不尊重。这种文化心理延伸到人事上，办事的时候托关系、找熟人、走后门是抄小径，找漏洞、钻空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对规则的曲解、变通也是抄小径。抄小径的人多了，规则也就名存实亡了。凡事都想走捷径、图方便，凡事都可以权宜、权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就是缺乏敬畏，无所不为。能于生活中规矩本分，不耍小聪明，不占小便宜，则工作上亦必能洁身自好，公正无私。澹台灭明其人之端方耿介如此，如其任事，亦必秉持公心，守住规矩，不屑蝇营狗苟，结党营私，而子游如此之选人用人，则庶几无邪媚之惑。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对此深有所感：“夫行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欲速见小之心可知。非公事不见邑宰，则有以自守而无枉己徇人之私可见。此灭明之所以为贤，而偃之所知者，唯斯人而已。夫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犹若是，等而上之，宰相为天子择百僚，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必以此类观焉，则刚方正大之士进，而奔竞谄谀之风息矣！”

澹台灭明后来亦成为孔子弟子，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说明孔子对子游的眼光还是认可的。后澹台灭明南下吴地游学，苏州有澹台湖，据说便是澹台灭明当年结庐讲学处。之后又去了楚地，于江西钟陵县的钟陵山上讲学，为纪念此事，钟陵山改名为栖贤山，钟陵县改名为进贤县，南昌的进贤门、澹台门，也都与澹台灭明有关。澹台灭明将儒家文化引入江西，经过几百年生养，两宋、元、明时期，江西书院数量在全国独占鳌头，科举取士亦位列各省之冠，并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这不能不说是有赖澹台灭明的开创之功。

与子游的识人观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感而发：“忧劳可以兴国，逸闻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时，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李存勖是晚唐晋王李克用之子，李克用长期与后梁朱温争雄，壮志未酬，得病而死，临死之时，送给李存勖三支箭，说：“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李存勖时年二十三岁，从此他开始南征北讨，每次出征都要背上三支箭冲锋在前，十几年间杀掉燕王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灭掉后梁，几次大败契丹军，并灭掉前蜀，基本统一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流一带，可称得上是五代的战神了。除了领兵打仗，李存勖最大的爱好就是戏曲，他“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并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天下初定，他便把政事抛在一边，整天和一群伶人泡在一起。如果只是娱乐还则罢了，他还封赏自己宠信的伶人担任军政要职，而那些百战将士却得不到任何赏赐。而最终军士叛乱于外，他也死在了身边的伶人之手。在李存勖看来，能陪自己玩得开心、哄自己高兴的就是人才，都可以提拔重用。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识人用人观。《论语·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容易共事而难以取悦，你无论怎样投其所好，如果不合于道，他也不会悦的。而在使用人才时，君子会因其材器而使之，故能恕人所不能。小人则正好相反，难于共事而容易取悦，只要你能投其所好，他便会悦，会觉得你是人才。而在使用人才时，小人之心苛刻，故求全责备，凡他想要你做的，你都得做，做的不合心意还不行，卒至无可用之人。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

子游识人用人是因事而人，李存勖识人用人则是因人而事。鉴古可以知今，古人的识人观对今天的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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