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杂忆

哈晓斯

作者1995年10月率中国就业万里行采访团赴鲁、苏、沪、浙、闽、鄂等省市采访，于浙江绍兴旅次

进入庚子年腊月，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国内一些地方相继出现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眼看春节将至，人员流动与聚集的高峰期随之到来，为严防疫情扩散，中央提出，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传播扩散。有报道说，1月28日春运首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同比减少三分之二，铁路部门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6595列，比2020年春运首日减少3307列，下降三成。随着新年脚步临近，“就地过年”这一主动减少人员流动聚集的举措，注定将载入庚子年全民战疫史册。

“就地过年”并非新鲜事，20多年前，我国也曾有过“就地过年”的倡导和行动，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响应国家号召，留在打工地过年。

那是19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三资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强烈需求，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及大中城市流动进入高潮。据统计，到199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6200多万，比1989年翻了一番，其中跨省流动约2200万人。

图为1980年代后期春运时期的济南火车站情景（图片摘自网络）

如此暴涨和巨量的人流，集中在春运期间往返城乡，给铁路、公路、水路运输带来巨大压力，运力不堪重负，安全隐患丛生。而春运期间一票难求，更定格为早期农民工奔波城乡的辛酸记忆。

1994年2月，我在一篇农民工春运流动的文章中写道：

“‘到城里赚钱去！’

新春正月，数百万民工大军操着川、黔、桂、湘、豫、鄂、皖、赣等各路乡音挥师上路，或南方，或北方；或陆路，或水路，直逼沿海和内地各大中城市。面对民工大军兵团式的强行推进态势，铁路、公路、水路纷纷告急。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这种一年一度的‘民工大军闹新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种引人瞩目的独特现象。”（《潮起黄土地》，哈晓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

1994年春运期间，成都火车站北站广场（图片引自网络）

交通运力的“瓶颈”矛盾，在汹涌澎湃的农民工南下北上跨省流动浪潮中，显得极为突出，险象环生。为保证农民工走得了，回得来，一些用人单位和劳务输出地区采用“农民工专车”的方式，包车往返城乡接送农民工。我当时任《中国劳动报》驻安徽记者站站长，安徽在中部地区算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有序流动自然引起我的格外关注。1994年2月21日，甲戌年正月十二那天，我专程来到安徽桐城县，采访农民工专车接送现场。当我来到桐城县劳动服务公司大院的时候，只见：

“劳务信息栏前人头攒动，一侧张贴着各厂民工专车发车时间通知；另一侧，大红纸上写着刚刚录取完毕的上海亚东制衣厂和澳门南粤酒店新工人名单。正月里，著名的黄梅戏之乡、安徽桐城县中最热闹的地方要数这里。”（《民工专车出发记》，哈晓斯，1994年2月）

从正月初五开始，民工专车便陆续开出。短短一周功夫，有十数辆大巴从桐城县开往上海及江苏昆山，采访当天发出7辆民工专车。据桐城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章世琦介绍，不包括企业直接包租的车辆，仅仅桐城县自己租用的民工专车，就有100多班。他直言：“这件事尽管很麻烦，也很累，但能保证民工按时返厂上班，企业乐意，民工乐意，也减轻了铁路的压力，我们愿干。”记得头一天，日本朝日电视台上海支局支局长安田卓生特地由上海赶来安徽桐城，采访拍摄民工专车发车现场。

图为新闻特写《民工专车出发记》，收入《潮起黄土地》一书

民工专车毕竟是杯水车薪，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返乡回城浪潮无济于事。鉴于这一现状，1994年11月25日，小雪过后第三天，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1995年春运期间组织农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提出劳动力输入地稳定60%以上农民工留在当地过节的要求。让六成以上农民工“留在当地过节”，这是国家首次为缓解春运压力、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而作出的重大部署，输入地落实情况如何，自是社会各方关注的大事。20天之后，亦即1995年1月16日，距甲戌年除夕只剩两周，我随安徽省宿县行署劳动局局长周贻君和安徽省职业介绍中心主任金亚朱等驾车直奔上海，由华东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地来到最大的劳动力输入地，探望宿县地区及安徽省其他地市在沪过年农民工。行前，周贻君局长说：此行一来受行署领导委托，看看俺们的孩子，留下来的年咋过？回来的咋走法？二来看望用工单位领导，俺的孩子在这里，俺和厂子就结成了“亲家”。

到上海后，第一站便是位于东方明珠塔脚下的上棉十厂。厂门口，一张预定车船票的通知赫然入目，有南通、南京方向的；有铜陵、宿县方向的。据宿县行署劳动局驻厂管理员小闵介绍，“十棉”的安徽籍民工300多人，其中宿县地区占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女孩。前些天，厂部和车间专门做了动员，让民工尽可能留在厂里过年。眼下火车票实行浮动价，到宿县来回一趟得多花四五十块。这两天挨个登记下来，安徽籍民工中半数以上打算留在上海过年。

在厂办公室，“十棉”副厂长陈国珍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说，外来妹留在厂里过年，对“十棉”已不算新鲜事，去年除夕那天，厂里特地为外来妹办了18桌年夜饭，党政工团负责人一个不落地陪她们吃年夜饭，开联欢会，欢度春节。今年春节厂里放6天假，除了坚持老做法外，厂部和各车间还组织系列文娱活动，一些上海师傅已经和她们的外来妹徒弟悄悄约定，上师傅家过年。

外来妹宿舍楼前，挂满各色衣裤和腌鸡腊肉。我们去时，只见几个休班的女孩子正在淘米洗菜。几间标着“安徽”、“江西”、“江苏”字样的厨房里内，并排摆放着几只煤球炉，几个姑娘边烧饭边叽叽喳喳地唠家常。“十棉”劳资科长小马告诉我们，厂里对农民工生活上的要求尽一切可能给予满足。这些离家不久的农家姑娘嫌食堂饭菜太贵，想自己烧着吃，厂里专门在男女宿舍楼下辟出几间厨房，免费供应煤球，方便她们自己做饭。

图为作者1996年出版的通讯特写集《潮起黄土地》

一楼宿县女工宿舍门前，醒目地张贴着“舞训班”、“合唱班”和“文化班”的课程表，几个女孩笑着告诉“娘家人”，她们这几天课程很紧，下了班就得去赶舞蹈、唱歌和文化课，几个月下来，差不多都会跳会唱，也能写写画画了。小马一旁补充说，厂里有外来民工管理小组，负责指导协调农民工教育、培训和生活等，外来妹进步很快，已经成为“十棉”的生力军。1994年厂里开展“青年文明岗”活动，全场几千名职工一共评出30名标兵，外来妹夺走了三分之二，其中安徽宿县地区就有七八名。

有个插曲至今印象仍然很清晰，就在我们来上棉二十八厂的前一晚，外来妹们因为发年货票闹出一场误会。刚见面，厂劳资科长庄莲娟就笑呵呵地对安徽客人说起这事，她细声细语说道，上周厂里按惯例给职工发年货，今年的标准是每人250元。考虑到上海职工与外来民工的不同需要，为便于民工食用，厂后勤部门安排了同一标准的两类年货，上海职工领红票子，外来民工领黄票子。昨晚发票，一些外来妹不知底细，以为厂里另眼看人，不愿领黄票。到了今早发年货才发现，红票子是生鸡、生肉等小包装；黄票子则是烤鸡、盐水鸭、牛肉干等熟食和10公斤红富士苹果，一个人拎不动。一些上海职工要拿红票换黄票，好多外来妹还不愿换。庄科长戏说，今天交换年货票跟股票市场一样热闹，黄票“行情”看涨。

“二十八棉”的外来妹宿舍实行全封闭管理，对所有男性一律“挡驾”。我们上楼，也得庄科长先行通报，由管理员领着才上得去。这里住宿条件较好，七八人一间，墙上床头贴着不少影视明星头像。宿县行署劳动局派驻的民工管理员姜玲玲30来岁，与外来妹吃住在一起。据她说，厂里宿县地区女工有150多人，将近100人今年不打算回家过年，她本人也不回家，留下来和小妹妹们一道过年。记得当时周局长问她想不想家，她不好意思地说：“别的没什么，就是有点想孩子。”

据“二十八棉”杨副厂长介绍，上海纺织系统有5万多名外来妹，“二十八棉”最多时有近1000人，目前还有700多人，来自安徽、江苏和江西三省。厂里招用外来妹已有10年历史，各项教育管理制度比较完善。我们来那天，厂工会刚开过会，排出春节期间各项活动日程表，从年三十吃年夜饭开始，天天有活动，电影、录像、联欢、游艺、卡拉OK、舞会等，让留在上海的外来民工欢欢喜喜过好春节。

记得那天在“二十八棉”巧遇一位宿县女工的母亲，她是听说女儿留在厂里过年后，放不下心，特地从宿县农村老家赶来上海看看，见到家乡的省和行署劳动局领导专门来看望她的女儿，这位早来几天的外来妹母亲反客为主地说：“厂里啥都安排好了，俺女儿在上海过年比回家好着哩。”

那次去上海采访归来，我完成特写《浦东探亲记》，分上下两篇见报。文章结尾写道：

“‘探亲团’一行在浦东整整一天，在车间机台旁，宿舍里看望了数百名安徽民工，并给他们带来了家乡人民的慰问。入夜，从轮渡码头放眼望去，灯火通明的外滩，犹如一尊晶莹剔透的彩色雕塑横卧在黄浦江畔。身后，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塔闪烁着迷人的光晕，为浦东开发开放奉献青春的外来民工们，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黎明。”

图为新闻特写《浦东探亲记》，收入《潮起黄土地》一书

弹指20余年，当年的“十棉”和“二十八棉”不知怎样转型，那些快乐的外来妹们兴许还在黄浦江畔坚守。

此后几年，每逢春运前夕，继续倡导农民工留在当地过年，辅之以春运车船票价格上浮，以及劳动力输入地严格规定春节后一个月内不招收外省农民工等，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农民工集中流动的态势。到本世纪初，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的通行，交通运力“瓶颈”矛盾不复存在，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更是每年开出“农民工专列”，浩浩荡荡，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状况以及春运期间就地过年的举措已经成为历史。

当然，今年的“就地过年”，与20多年前的缘由完全不同。而从减少人员城乡流动和聚集上说，则是共同的。如何做好对就地过年农民工及其他流动就业群体的服务与保障，让他们身既留下，心亦安详，“直把他乡作故乡”，对各地政府和用人单位乃至就地过年群体的另一头——家乡的政府部门，无疑是场考验，并且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疫情当前，创新并开拓线上服务活动与城乡交流空间，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