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宗族兴起发展过程中，教育是维持宗族兴旺的重要保障。宋元时期四明地方的豪族望族大多均兴起发展于兴学教育后就说明了这一道理，袁氏宗族即为其中之一。袁氏重视家庭、家族、宗族教育，“读书不可废”的家训说明宗族内部就以教育作为传家之道达成了共识。袁氏宗族的教育队伍是四明及其他地方教育的重要参与、组成力量，族人还大力发起兴建、重修书院，极大推动地方教育和文化交流。

袁氏宗族的教育者阵容

袁毂于城南书院讲学启动了袁氏宗族的教育活动，其后人前赴后继，培育了族内外学子无数，也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教育队伍。这支队伍中有入仕者，也有清贫的乡先生，他们对教育的投入切实教育了宗族子弟，解决了乡闾民间教育资源。这支队伍因有女性的参与，而更令人瞩目。

男性教育者袁毂

袁毂是袁氏宗族兴起的源头，他师从楼郁，又从鄞江先生王说学，两试皆魁，是楼郁的得意弟子。袁毂不仅自己学习好，还是个教学水平高的老师。宋元时期书院的讲学有教师自讲，有时也由研究有心得的学生代讲。朱熹建成竹林精舍后就写信给高弟黄幹，称“他时便可请直卿即代讲席”。

陆九渊也令学生傅子云代讲。代讲的学生在书院为都讲生。当时袁毂在楼郁所设的讲舍中就担任讲生，在楼郁迁居城里后，继承了讲舍，是为城南书院。在自由精神主导的宋代书院制度下，能长期坚守讲坛，即是其教学水平良好的有效证明。

袁毂的教学具体情况难以了解，但是他编著的两本书给了我们一点线索，其中《韵类题选》时人评价很高，认为编排合理，材料齐全，为同类之翘楚。《韵类题选》是本针对性很强的工具书，给士子通过历年试卷查找相关的诗、赋、策等案例提供便利，其编排体例、例文选择、出处、文章做法等的确定，都需要丰富的考试、教学经验和广博的学识，才能为士子欢迎，同时也不失为教师的好教辅材料。

袁燮父子

在袁氏宗族教育对外影响上，首提的应该是袁燮父子。他们不仅自己担任国内外的教育工作，还于任职期间重视教育工作。袁燮认为：“某惟学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既立矣，岁久必坏，物理之常，葺而复之，轮焉奂焉，常若其初，真有助于风教，因循弗葺，颓敞日甚，谋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学者，懑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励俗，此学校之修所以不可缓也”。

正因如此，学校教育需要不断持续进行。袁甫对教育的贡献最突出的在于他创建了从基础到高等的教育体系，修建、修葺了理学不同学派的书院。袁燮父子修建学校、应邀讲学，传播了陆学，也提升了袁氏宗族的教育声誉。

袁章

袁章是第三、四代族人中教育者的代表。袁章早先举业不顺，后来50岁时中举，此前他曾经为乡先生，即使中举后，其官职也基本为学官，可以说是一辈子为教育工作者。袁章少小聪慧，在其父袁坰的安排下，受学于家塾的乡彦名师刘彦博，勤学苦读，后又随李大辩、莫冠卿、吴化鹏学，深得诸经要义。后入太学，交友皆为俊才，成绩也很突出。

但是当时秦桧擅权，讳言二程之学，有人劝其适应雕琢绮丽的风气，袁章仍然学朴学，结果多次试举不利，归乡后袁章开始授徒。袁章为乡闾先生，也教袁氏子弟，袁方、袁觉、袁燮、袁涛等都曾经从袁章学。其教授开明良心消释鄙俗，从游者日盛，里中推为硕士。中举后所任学官有泰州州学教授、和州州学教授。在任上，他针对年轻子弟视学为游戏的弊病首先晓之以理，进而严格规章制度，且对士子态度耐心。

在他的努力下，当地的不良学风终被改变。袁氏四、五代是宗族发展的回落期，科举场上的失意是主要原因之一。当他们举业受阻时，往往转而选择授徒；而四明地方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也给他们提供了机遇，这就有了袁氏的乡先生队伍。而在宋代科举的特奏名等政策下，乡先生依然有仕进的可能。袁方、袁涛就是其中的代表。

袁方

袁方曾师事乡先生郑锷、沈铢、沈焕父子，又从从兄袁章讲学服膺经训，学问精深。但凡举不利，回乡授徒，“乡人为子弟择贤师者争馆致”。袁方自己举业不如意，每曰“吾不能自奋其身，独不能教子乎?夫学之也长之养，至今虽未获，独不在桑榆时乎?”因此家教很严，其子在其教育下，又跟随乡里名师学，故诸子皆笃志，而仲子洽遂擢儒科。袁方56岁时以特科补雍州文学，逾年调迪功郎、镇江府丹阳县主簿，后因病辞请。

袁涛

袁涛幼年与袁燮同学，师事于袁章。从小嗜书如命，勤奋好学，少有文名。但乡举却屡试不中。因此专心义理之学，收获颇丰，被郡博士聘为学录。袁涛是袁氏落第教育者中唯一被正式聘为学官之人。

袁桷

袁桷是袁氏宗族教育上最后的代表，其后从事教育并有重大影响的袁氏族人在史料中迄今没有发现。袁桶的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其担任丽泽书院山长，以及后来多次担任考官期间。作为元初四明文士的代表，其治学方法颇能给人启迪。

元初三代不曾有科举，在恢复科举之际，袁统以其博学为恢复科举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并对元朝如何构建国学体系作了详细规划。他在议文中对唐宋以来国学制建设作了批评，并以此为据提出了当下国学该如何建制的想法。成宗时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的袁桷上《国学议》，认为成周国学之制略于大司乐，到唐时已经非常详密了。

至于当世之要务，则略如宋胡瑗立湖学之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亦朝夕讲习，庶足以见经济之实”。同时，又对宋时教学内容仅限于四书的做法予以批评，认为如此会导致士人“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袁桶自己对经史的谙熟正是其立论的基础，他通过治史更深入了实际。而务实也是其后来作为考官的评判标准，他的策问也都求实用，题目有问民生的，有问用贤的，都非常贴近实际。

教育者（女）

戴氏

戴氏在袁氏族人中是第一个明确协助丈夫教子的女性，戴氏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对其后辈产生了很大影响。王说又置廪田“以养从游之士者”。其灵活求实的教学原则对官学影响很大。他们不仅“倡为有用之学”，而且“治经不守章句”，亦即注重实际，讲求个人发挥，反对死守法定经学教材。

抛开讲经读书为入仕的功利性目的，灵活教学，才是真正体现了书院的核心精神—一学术自由。五先生为适应科举需求，还讲授词赋。楼郁的几位弟子都是以精彩的赋文而一举及第的。

袁氏参与的书院教育城南书院

城南书院是袁氏最早参与的知名书院。按照全祖望的说法，“薪传历三世，硕儒大其声”，书院从袁毂手中遗传下去，中经三世后，到了淳熙年间袁燮在此居家讲学，书院声名更响。袁燮教授之所以袁学士书塾为“进修堂”。

在袁桶的《进修堂往还尺牍》中提到袁韶在总角时从学于正献公袁燮，正肃公上小学，于时诸生从正献公凡数百人。袁燮与沈焕、杨简等在史浩等人的支持下联讲会，四方请益之学子众多，盛况空前，史氏子弟亦多入其门下。城南书院在袁毂后部分充担着家塾的功能，因袁文、袁章及《絮斋集》中均只提到家塾，未见具体介绍，袁燮教子就在此书院中。

至于当时是名为书院还是进修堂甚或另有其名，不得而知。全祖望《过柳亭访城南絮斋书院》中记道：宋以来四先生讲堂为袁燮的城南书院、杨简的慈湖书院、舒璘的广平书院，尽管都衰败了，但其余三书院都在，唯有城南书院在正肃公迁居城内鉴桥后，缺乏经营，其址已坍塌。

东湖书院

嘉定初，袁燮为江西提举权知隆兴府，支持同门好友丰有俊创建东湖书院。丰字宅之，亦鄞县人，尝因妹婿沈焕而从陆九渊学，讲论最多。绍熙六年进士。曾通判隆兴府，知真州、扬州、镇江府，官至淮南安抚使、吏部侍郎。

丰有俊的想法得到当时的秘阁修撰、江西转运使、权兼隆兴府事的支持。他们在东湖之滨，橘亭遗址上看到徐儒子亭及祠堂、三李堂等先贤古迹，又见此处环境静谧，风景秀丽，为“拔俗之士所欲藏修息游于其间者”。

于是决定沿湖建屋三十四间，使之成为“门庭堂宇，宏丽崇深，庖湢器用，咸备无缺”的书院。胡又将东湖水利、水产每年所入划归书院，专列书院费用，并征求江南西路各军洲图书充实其中。李燔曾在此讲学，宋末时程飞卿为主讲席。江万里、饶鲁曾、程钜夫等都曾在此读书。

象山书院

原为陆九渊在贵溪所建象山精舍，用于讲学，时有几千士子慕名求学，但陆象山去世后，精舍日渐荒废。书院建成后，理宗赐“象山书院”匾额，袁甫作《题象山先生帖》、《祭陆象山先生文》，后又应学生要求作《象山书院记》，指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的目标，明确象山书院独特的旗帜为宣扬陆氏心学。

除亲自讲说外，复礼聘钱时担任象山书院的主讲。

钱时绝意科举，一心治学，为杨简高足，杨简的行状即为其所作，在杨氏门人中学术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钱时掌书院后，沿袭其师杨简的教学观念和方法，其讲解精辟酣畅，吸引了众多学者，主持了多次学术辩论，使象山书院成为陆氏心学的研究、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