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垠山 乔建虎 任琦 高垠 齐心 通讯员杨振明、刘元丽

来源：《延安日报》2021年7月22日，

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因纪念英年早逝的刘志丹将军而更名为志丹县。70多年前，党中央、毛主席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后，几经周转，于1936年7月迁到了志丹县。从此，这里便成了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赤色之都”。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延安13年·沿着先辈的足迹”融媒体采访组的脚步，把时间拉回到那个战火横飞的年代，感受当年共产党人的豪情。

中共中央定都志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定都志丹（原保安县），建立抗日根据地。1936年6月30日，受中央委派，由杨尚昆带领的先遣工作队赶赴志丹县，与当地苏维埃负责人接洽，商议安排中共中央进驻志丹的相关事宜。

据志丹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张佳楠介绍，当时，志丹县城城郭破败，荒草丛生，仅散住着十多户人家，办有一所列宁小学，苏维埃县政府在一孔石窑洞里办公，总共只有三四名工作人员。

当获得中央机关移驻志丹的消息后，中共志丹县委、县苏维埃立即行动，为中央机关进驻县城积极筹备。县上派出县、区、乡的所有干部深入村庄，组织和动员全县群众捐粮捐款，运送物资。几天之内，全县共筹集粮食25万余公斤，猪200余头，羊1000多只，鸡蛋2500多公斤，羊毛2.5万多公斤。县苏维埃还拿出存积的70余石义仓粮，以保障中央机关移驻志丹后的生活所需。县上还腾出炮楼山下的30多孔石窑洞，供中央机关使用。县委和县苏维埃特意从县城搬到西阳沟，让出办公窑洞给中央领导居住。一时间，在通往县城的各条道路上，驮队相衔，人流不息。

1936年7月3日下午，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率中直机关、财政部、苏维埃国家银行和印钞所以及红军大学等进驻志丹县城。

空寂、荒凉的县城因为中央机关的进入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街上人来人往，炮楼山下、小石山下、寨子山下等有窑洞、有窨子的地方，都入住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城里的龙王庙、文闯庙、老爷庙、财神庙里也都住满了红军战士。一早一晚，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志丹县城上空。

志丹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屈永明告诉记者，1936年7月3日，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离开瓦窑堡进驻志丹县。同年7月9日，党中央在《红色中华》报第286期第一版发表《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定都志丹县城。从此，志丹这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小城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红色首都。

随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叶剑英等人也相继来到志丹县城。

志丹县委副书记屈永峰说，党中央、毛主席在志丹战斗生活了6个月零7天，在定都志丹期间，党中央召开了21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善了集体领导制度，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工作策略转变，团结领导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可以说，赤都志丹，党中央从这里走进延安，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是文艺工作“二为方向”的雏形，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萌芽；他写作并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科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头戴八角帽照片——毛主席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一张照片

位于志丹县城北炮楼山麓的保安革命旧址曾经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也是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红色首都。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了半年时间，党中央在这里做出了很多事关革命事业发展的重大决定，毛主席的红星八角帽照片也出自这里。

保安革命旧址现在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旧居和中央军委会议室、中央政治局会议室。193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瓦窑堡，经安塞县于7月3日进驻保安(今志丹县)。

志丹县文物管理所讲解员乔娜介绍说：“保安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继江西瑞金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红色首都，在定都期间，志丹成为了领导全国红军和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从1936的7月到1937年的1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共召开了21次政治局和政治局扩大会议，领导了红军西征、3大主力会师、独立自主的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在保安革命旧址，一张毛泽东的照片挂在他曾住过的窑洞里，吸引了参观者驻足停留。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头微微侧向左边，剑眉微皱，神态儒雅。这是毛泽东所有照片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它的拍摄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来自北京的游客闫明宪，平时酷爱研究历史，尤其是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这段历史非常了解，他告诉记者：“中央红军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在保安的这张照片来看各方面来讲，确实对中国革命以后的发展更有自信了。”

1936年7月初，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绕道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进行采访，其间，红军为斯诺配发了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帽。

一天早晨，在黄华等人的陪同下，当斯诺刚迈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就看见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着和煦的晨光，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魁梧的身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高大、威武。面对这鲜活的形象，斯诺那新闻记者的才思迅速作出反应，他敏捷地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毛泽东说：“主席，让我给你拍张相吧！”毛泽东微笑着应允。可是，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便说：“请你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戎装的。”但毛泽东只有一顶洗得褪色发白的旧军帽，且帽檐已经软软地耷拉下来，戴这样的帽子照相显然不适合。毛泽东只好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可惜没有一顶合适的。正在这为难之际，斯诺灵机一动，顺手把自己头上的新军帽摘下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后正合适。斯诺立即举起了照相机，“咔嚓”一声，把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拍了下来。照完了相，毛泽东缓步走到斯诺跟前，把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斯诺头上，紧紧握住斯诺的手说：“斯诺同志，谢谢你。”斯诺像一个将要出征的红军战士般向毛泽东主席立正敬礼，周围的人都鼓起掌来。

乔娜给说：“这张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珍贵照片，是斯诺的得意之作。在随后的陕北采访活动中，斯诺一直戴着这顶红军帽。斯诺十分珍视毛泽东戴过的这顶红军帽，一直把它随身携带着。”

值得一提的是，在斯诺去世后，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曾就这顶红军帽的归属讨论过。虽然感到这顶红星八角帽是斯诺生前最珍爱的，是他经历过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心里很难割舍，但还是一致认为它应该属于中国人民，应该把它送回中国。1975年10月，斯诺夫人专程来到中国，把他们保存了近40年的这顶毛泽东和斯诺都戴过的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八角帽，亲手交到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的手里，并通过她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

这所建在悬崖上的大学，培养了不少开国将帅

位于志丹县城南桥沟半山坡上留存着不少石窑，石窑中还设有石凳和黑板，这是曾经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所在地，毛主席称这里的学员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着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军事政治学校因此停办。1936年6月1日，党中央决定在瓦窑堡创办抗日红军大学。

志丹县文物管理所讲解员冯丽说：“1936年的7月3日红军大学第一期的一、二、三科随中央机关来到了志丹县办学。‘红大’来到保安的时候，其实这些大窑洞是羊圈，里面都有羊粪，所以学员自己把羊粪清理出去，又搬来了一些石头砖块作为桌椅板凳，还给老师用一个大石头砌了一个很像样的讲台，用锅底灰刷到墙面上做黑板。”

那时候，这地方人烟稀少，树木茂密，狼经常半夜跑出来寻食。由于窑洞没有门板，门口挂个草帘子，有几次狼竟然跑进了窑洞。为此，学员们睡觉时人人枕头旁边都放一根棍子，门口搁个凳子和洋瓷盆，狼进来碰倒瓷盆，听见响声，他们就起来打狼。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感慨地说，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壁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敌机轰炸的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一家。

当时，红大分为三个科，其中一科共有学员40名，主要是红军师团级以上干部；第二科共有学员225人，主要是培训营连级干部；第三科共有学员800人，主要是培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

学员三分之二的时间学军事，三分之一的时间学政治，学校领导也是学员。毛泽东为这所特殊的大学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还提出，教材不要买普通的战术书，而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书和中国古时兵法书。

在紧张的战争年代，条件虽然艰苦，但能够坐下来学点东西，真是难得，也是幸运。学员们都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学习特别认真，休息的时间都抓紧看书，晚间一个班只发一根洋蜡，就着烛光如饥似渴地索取知识，洋蜡燃尽，大家就摸黑进行讨论。

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面详细记录了斯诺到红大给学员讲话时的场景：

我（记者注：斯诺）到达后不久，他们就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介绍给我。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有200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将“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就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先生（记者注：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

“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

“全国复兴署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

“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多久？”

“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

“在英国和美国，土星共同体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

“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在美国呢？”

……

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回答这些问题可不简单！而且实际上不止两个小时。从早上十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最后得不出什么结论，暂告结束。

时下有网友评论表示，这些问题，即使放到70多年后的今天，绝大部分的大学生也未必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虽然他们有互联网，有图书馆。而那时候的前辈，生活在世界上最偏僻最贫穷的角落，把一顿面条当作大餐，坐在最简陋的教室里，却拥有最宽广的胸怀和眼量，思考着整个世界。即使放在整个世界上，他们也是最光芒四射的一群人。而那时候坐在南京城里的华丽的房间里的肉食者，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庸俗”，庸俗得一塌糊涂。

冯丽说：“毛泽东和红大学员亲切交谈时还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前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毛泽东还勉励学员们要安心学习迎接和促进抗日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

事实也证实了毛主席的判断：这群学员们都学艺成功，成了猛虎下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仅一科的40名学员中，战争年代里有8人英勇牺牲，2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