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是一个传奇,可以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永贵是英雄,有人说是英雄演了一场悲剧。
陈永贵的生于1914年或者1915年,他给自己定的生日时间是春节。他本不是大寨的人,因为家里太穷了,陈永贵的父亲卖了妻子、卖了女儿,带着陈永贵逃荒来到大寨,他爹将他委托给周婆婆,自己到处扛活,最后无奈回老家上吊死了,过了很久陈永贵才知道爹死了。
陈永贵爱打抱不平,性格倔强,还非常注重义气,一直到三十岁也没有混出个样子来。
陈永贵的前妻叫李虎妞,那年他去太原闯荡,回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在玉米地里吃没有成熟的玉米,他说生玉米这吃不得,女人说“饿”,女人愿意跟他走,只要能吃上饭就行,陈永贵实在没有办法带她走,说最多两年一定来接她,两年之后,在乡亲们帮助下,凑了几斗玉米将李虎妞接了回来,这就是他长子陈明珠的母亲。
陈永贵贩煤时结识一个好朋友,姓王,他们关系很好,后来,他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时,国家给他配厨师,他不要,就让老王去给他做饭。
1946年,昔阳解放了,陈永贵一家分了地,共产党在这里建立解放区,号召人民多打粮食支援前线,陈永贵非常的积极,多次要求入党。在区委书记张怀英的帮助下,他入了党。从那时起张怀英成了他的好朋友。
当时,大寨的支书叫贾进才,在村里成立了互助组,里面有陈永贵的名字,但是不要那些老幼家庭。有几个孩子找到了陈永贵,要跟着他干。陈永贵决定另外成立一个组。
陈永贵的互助组成立了,大家也是为了争一口气,人人起早贪黑的干活。当年亩产达到150斤,比贾进才的互助组多30斤。就在这个时候,陈永贵自己带头真正做起了合作制,他真正是有了“大公无私”的情怀。
大寨一共700多亩农田,却分成了四千多块,可想种庄稼干农活有多麻烦,当时,一块块的分在个人手里,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陈永贵统一安排劳动,大家也完全听他的,所谓“人穷志气大”,像贾承联当时才十二岁,但是,懂得知恩必报,早上往地里送粪,跑了六趟天还没有亮,孩子们都是卯足了劲干活。
后来大家都体会到陈永贵这个互助组的魅力,要求到他这个组里来,到1949年已经由最初的9户发展到了20多户。当时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大寨好生产、武家好意见、留庄好寺院、金石坡好剧团,由此可以看到大寨搞生产的风气早就形成了。
1952年陈永贵的互助组一部分地亩产达到五百斤,县政府表扬了他们。这一年他被评为省级劳模。
1952年贾进才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陈永贵,主动找到上级领导,将大寨支部书记的职务让给了陈永贵。
陈永贵的思想觉悟高,想得远,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法宝就是开会,讲政策、讲阶级友爱、讲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他不停的讲一直到人们不再唱反调为止。这一招很有成效,那一年旱情严重,但是粮食依然增产。
陈永贵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办合作社,他们发现产量确实比单干要高,他在大柳树下搞了一个庆丰收大会,让年轻的姑娘、小伙上去演节目,给社员发的现金用红色包着,也就是发红包,对表现好的奖励几尺布、发个笔记本,很多人都觉得很新鲜,也体会到了集体的好处。
1955年成立高级社,他带头将自己家的牛、猪等入了社,他带头将自己的资产评估到最低,别人都觉得他吃亏,他认为是应该的,也让其他想多估算点的人,没有了办法,只好以他为榜样来评估。
大寨的环境很恶劣,十年九旱,七沟八梁一面坡,地块又多,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他带领全体村民,冬天里开山炸石修堤坝,挑土造田,第一个改造的是白驼沟,长一里半,三丈(10米)宽,以前由九家共有,他们苦干十八天砌筑24道堤坝,修成梯田,丈量后才五亩,这只是“修地”的开始,对于老一辈的大寨人来说,能看到这么好的土地,他们是激动的。
尤其起狼窝掌,两公里长,三四仗宽,是山洪出水的地方,除陈永贵外,没有人想把它改造成良田,他知道会有人反对,直到1955年冬天才提出来开始干,五十八个劳动力干了一冬天,修了三十八道堤坝,填了几万方土,第二年种上庄稼,长的挺好,结果一场大雨冲了一干二净,1956年冬天又干三个月,同样又被冲垮了,接着认真总结经验,终于获得了成功,这就是“三战狼窝掌”。
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是其他地方的人学不来的,他们对待土地的感情与其他地方也有一定的差别。
陈永贵对粮食、对种地有特殊的感情,将地看得异常宝贵,这方面他确实是个专家,大寨年年增产,从没有例外,当然在粮食方面他也出现过失误,仅有的一次。1953年这位省级劳动模范带头积极向国家卖了三千五百斤余粮,大寨的村民也仅仅留下一点口粮,都卖了余粮,大家对陈永贵是信任的,几年来跟着他也越来越好,没有想到第二年到处不够吃,大寨也家家断粮,县里想返销给大寨一些粮食,他没有要,硬是饿着肚皮挺了过来,从此他再也没有冒进过。1959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多少地方无粮可吃,陈永贵动员社员,留够口粮,多卖余粮,平均每户卖粮三千斤,1960年平均每户卖粮三千五百斤,并且集体还有储备。
特别是1960年,周边的灾荒到了极点,但凡能吃的东西都会被人买去当粮食吃,大寨人依然坚持低价销售,周边生产队来大寨借过粮食。
1964年大寨实有耕地705亩,总产量57万斤,亩产810斤。这一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安置三桌席宴请一些人吃饭,陈永贵和其他劳模同毛主席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其实,到这里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要“农业学大寨”了,全国很多地方都缺粮食的时候,大寨不缺,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时候,大寨的粮食产量名列前茅。很多地方的人请陈永贵去指导,陈永贵觉得人家的地太好了,最不理解的是这么好的地为什么不打粮食。
大寨的土地是贫瘠的,是他们的巨大付出换来了不一样的收获。
在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陈永贵宁可不当劳模也没有乱报产量,确实也就是那年他没有当上劳模。
陈永贵是无私的,大寨也是无私的,1973年大旱,大寨当时已经有了蓄水池和水渠,有充足的水源,水就在他们的田头流过,大寨人没有向自己的田里开口放水,因为其他大队的地也需要浇灌,水都支援别的生产队了。他们担了十二万担水、刨一百万个坑给五百多亩地种上玉米,这种“千里百担一亩苗”的壮举到秋后换来亩产一千零二十斤的好成绩。
陈永贵的奉献精神是很大的,他自己不怕死,能够身先士卒,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说出话来别人不能不服,比如说起有关干部的那些话:
“干部干部就得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不能当干部”,
“要得山河变,就得艰苦干”,
“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部”,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
“说人不如人,没有资格教育人”等等。
他一定达到“说人如人”,他一直做到劳动在前、享受在后。他自己能干,也期望别人能干,他自己无私,他也期望人人都一样无私。
1959年陈永贵做为劳模应邀去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主席。
经过互助组、合作社都人民公社,陈永贵得到了上级和老百姓的认可:一是改变了面貌,二是产量不断提高,三是本应国家照顾的却向国家交了粮。
1963年大寨遭受了七次灾害,百年不遇的大雨来到了大寨,下了七天七夜,大多数房屋被冲毁,不过人和牲畜都没有遭受损失。陈永贵的房子没有被冲毁,他让孕妇等住他家,学校里也安排住一些人,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大雨过后首先安排救地里庄稼,该扶苗的扶苗,该补苗的补苗。县里要救助大寨一千元,他与党员商议后,一致决定不要国家救助,他觉得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可以让大家更热爱集体,也对促进大寨大队继续革命有利。他号召大家集资盖房,全村八十户人家七十户都有存款,一夜间集资一万多元,这在当时全国的农村非常罕见,住房重新规划,房子集体盖,私人住,出一半的钱,上下两层,三年时间社员全部住上了新房,陈永贵是最后一批搬进去的。现在到大寨看到的窑洞就是那个时候建的。
三届人大陈永贵当上了人大代表。
1965年5月周恩来、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大寨。8月塔桑尼亚报纸宣传中国大寨的巨大成就。
陈永贵具备了“四不倒精神”:困难多,难不倒;灾害重,吓不倒;成绩大,喜不倒;荣誉高,夸不倒。
1966年九月,陈永贵随团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到这个时候,陈永贵和大寨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了。大寨已经不再是陈永贵的大寨,也不再是大寨人的大寨,大寨已经成了一面旗帜,已经成了圣地。
周总理三次到访大寨,周总理说“大寨人不多,干的事不简单”,1967和1973年陪同外宾到过大寨,1973年周总理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山上没有树,如今树木成林,还种了那么多水果树,梯田又修的这么漂亮,又修蓄水池,我说的大寨都这么做了”。
陈永贵和大寨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对他们的厚望,这块土地年年变样。周总理第一次来大寨的时候提出要注意农具改革,要向机械化要劳动力,大寨就买了手扶拖拉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文化大革命后,陈永贵参与了夺权,将在文水县受整的张怀英解救到昔阳当县委书记,昔阳太平了,但是他对没完没了的争斗不搞生产很不满。他给毛主席写了一份信,他提出“不能斗干部”,信里还描述干部是“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最关键是生产无法搞是不应该的。毛主席批转了这封信,很多干部被感动得痛哭失声,陈永贵深得人心。这样的信“除了陈永贵没人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批”。
1967年12月26日陈永贵在大寨搞了个“庆丰收”活动,这一年亩产达到九百多斤确实丰收了,活动主题是给毛主席祝寿,这次活动非常隆重,省里、地区、县、军区领导都来参加,搞了好几天。
1967年陈永贵成了昔阳的领导,他要把昔阳变成大寨,当时昔阳全县的产量只有八千万斤,他提出“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由他带头带领几千人拦河造田,到第二年春天就筑起两千多亩土地,1968年春季在四级干部会上他宣布“今年好好干,等秋后丰收了,社员欠集体的粮一律免掉”,当时,社员欠集体两千万斤粮食,这一决策,没有人敢拍板,陈永贵自作主张就宣布了,当时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全县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那一年全县产量超过一亿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秋后兑现的时候,有人提出地主富农的怎么办,陈永贵说“都免,大会宣布,就说是我说的”。别人劝他再想想,他说“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人有事干,人人吃饱饭,战犯都还要吃饱呢,统统免掉”,他免掉了两千万斤的粮食,收获了全县十几万人的衷心拥护。从1968年起他弄得全县每个公社都有工程,每个生产队都有项目,也是1968年开始,他在昔阳办起了企业。
陈永贵找周总理批建了一个化肥厂。又在县里建了一个酒厂,有了酒糟,配套了一个养猪场,全国缺肉吃的时候昔阳外调了很多猪肉。
他不准昔阳有几派,不准有武斗,也没有人敢乱来,这在当时是非常奇特的。
1969年九大召开,陈永贵当上了中央委员。
1973年9月十大陈永贵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且当选政治局委员,他非常感谢毛主席把一个农民提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上。
1974年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他向毛主席打报告,要求不搬家、不穿军装、不拿工资,还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处跑、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他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只要是陈永贵提出的主张,毛主席差不多都表扬他。
他非常注重节约,从不浪费,从不搞特殊化。国管局给他配厨师、服务员、管理员,他都不要,只要一名司机,因为他不会开车。他将自己多年的老伙计借来当厨师。
陈永贵在北京住不习惯,最喜欢的是回大寨,到了大寨,天高地阔,真正是他的天地。
在国务院里他是个穷人,每个月三十六元的补助,手头上紧紧巴巴的。他在自己院子里种菜,吃不完还送给警卫班的战士。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根据中央安排转户口,定工资二百元。
陈永贵不愿闲着,向中央提出做一点具体的事情,经过选择他去东郊农场做顾问,在那里他受到了不亚于副总理的尊重。但是不久他得了癌症。
1986年3月陈永贵在北京逝世。4月4日,陈永贵的骨灰回到大寨,自发前来的老百姓浩浩荡荡哭声一片,大寨人将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到了地里,还留了一部分,给他安葬起来。
陈永贵走了,大寨也被人非议。但是,功过是非,后人自有公道评说。
大宋万军作于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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