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崛起：100年前李鸿章低声下气，100年后杨洁篪怒怼霸权

清朝末年，世界潮流是政治、文化、工业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从而影响了整个世界。彼时的大清已经是个老人了，在掌权者手里顽固不化，腐朽不堪。

1836年，湖南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迎来了一批新的学生。

这些学生多是已经年少时就参加过科举，并且考取了功名的人，有一定的门槛。岳麓书院是湘学圣地，学习的是经世致用、不尚玄虚的学问。这一年进入书院的学生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个思想基础让他们成为了一批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人物。

18岁就考上秀才的郭嵩焘，也是这一年进入岳麓书院的。正是在岳麓书院，年轻的郭嵩焘遇到另外一个志同道合，相见恨晚的年轻人，这人叫曾国藩。两人有说不完的话，经常一起议论国事，切磋学问，惺惺相惜。

（郭嵩焘）

一年后，郭嵩焘考中了举人，这离他的目标差得还远。又过了一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成绩很好，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从此走上仕途。郭嵩焘有些失意，但依然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直到1840年再次名落孙山，郭嵩焘才有了放弃的心思。

不久后，郭嵩焘经过朋友的推荐，到了杭州。给浙江学政做幕僚。浙江之行也改变了郭嵩焘的一生。

当时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就在前线。列强用无情的战舰大炮冲垮了大清的防御，郭嵩焘看在眼里，心中极为震撼，比其他没亲眼见到的人更加震撼：在他接受的教育里，这些“岛夷”不过是大清随时可以捏死的蚂蚁。

郭嵩焘内心不安，不甘心就这样认命，后来又参加了数次会试，终于在1847年考进进士，走上仕途。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是清政府的礼部侍郎了。

郭嵩焘的官场生涯并不像曾国藩一样传奇，起起落落，尝尽官场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直到洋务运动开始，郭嵩焘才在官场里找到新的动力：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西方的强盛不过就是因为有船有炮，郭嵩焘却看出来更深处的原因，认为船炮只是“末技”。

刚好在洋务运动时期，一个英国人率军强行进入云南，打死当地居民，结果被居民们反抗打死。英国以此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这项条约让英国佬可以名正言顺地入侵中国边境。

弱国无外交。

除了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外，英国还要求清政府派人到英国道歉。

1876年，郭嵩焘奉命前往英国，在伦敦设立了使馆，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

英国之行，打开了郭嵩焘的眼界，也让他在国内背负起了“汉奸”的骂名。为什么呢？因为昏庸的清政府虽然搞改革，买武器，但终究是皮毛功夫。列强一边赚清政府的钱，一边还要欺负清政府。

清政府和下面的官员自然也知道，但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只能想到这样做。郭嵩焘的同乡官员，和曾经的好友们，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帮着其他人辱骂郭嵩焘。

郭嵩焘去了一趟英国，大声疾呼：“中华不是世界中心，西方也不是夷狄，要转变思想，还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才能真正救国！”这话传到国内，被那些官员们讲出来，就成了“郭嵩焘去了国外就变成假洋人了，想给英国人做官”。

（清朝官员）

当时的驻德公使叫刘锡鸿，是个彻彻底底的顽固派。刘锡鸿当时是这样诋毁郭嵩焘的：

一，参观英国战舰大炮的时候，郭嵩焘披着洋人送来的衣服，如果是自己，就算在海上冻死也不会披上洋人的衣服。

二，见到巴西领导人的时候，郭嵩焘自己就站了起来，大清堂堂天朝大国，什么时候到了给这种小国家致敬的地步了？

三，在宫殿里听音乐的时候，郭嵩焘多次拿起音乐单看，极力模仿洋人的一举一动。

这些话传回国内后，几乎人人都把郭嵩焘当作汉奸了，然而细细想来，郭嵩焘的行为也不过都是礼貌的行为，不恭敬，也不傲慢，恰到好处。清政府也开始觉得郭嵩焘“有了二心”。

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回去后几乎成了人人冷眼相待的对象。郭嵩焘知道自己失败了，假称生病，回到了家乡，等待官职被撤。回乡的路上，即使郭嵩焘官职还在，一路的官员对他也都是冷眼相待，极尽傲慢侮辱。

1891年，郭嵩焘带着遗憾死在家里。

（李鸿章）

郭嵩焘的事情虽然对清政府影响不大，但也真正刺激到了一部分明眼人的心。清政府的明眼人不多，看得透又敢说的人更加不多，李鸿章算一个。

李鸿章虽然一生争议不小，但也不枉在大清位极人臣。

1894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而清朝比装备比不过，比决心比不过，只能仓皇迎战，结果中国完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败了还不算什么。作为被侵略的一方，中国还得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笑着去签。

1895年春天，李鸿章冒着细细的春雨踏上了去日本马关的路途，快到马关的时候，李鸿章不知情至何处，突然念了一首诗：

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马关条约）

马关确实是伤心处。李鸿章或许想起了曾经和日本外交官交涉的时候，那个外交官只有30岁，叫森有礼，那一次是为了朝鲜要不要单独立国的问题来中国交涉。李鸿章那次对日本外交官处处冷嘲热讽，说日本“学洋人，忘了本”。

他们谈到国际条约的时候，这位森有礼冷不丁说了一句：“条约，没什么用。”李鸿章大为震惊。国际事务都是大事，全凭一纸条约做限定，相当重要，怎么可能没用？

森有礼说：“合约在通商上是有用的，至于国家问题……只看谁更强，不必全部按条约说的办。”

森有礼离开的时候，李鸿章仍旧以长辈的姿态教育了他一番。那是李鸿章的外交惯例，曾经他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打过交道，因为清朝控制了局势，李鸿章盛气凌人，伊藤博文只能忍气吞声。

李鸿章一行人到达马关后，不能像上次一样了。伊藤博文找到了机会，也讽刺李鸿章：“十年前就劝过你，贵国实在需要改变，但是你们就是不知道改进，所以落得如今的地步，我实在是很遗憾。”

李鸿章只能低声下气。

在日本，李鸿章还险些遇刺，但这件事也让他在关于条约的讨论中多了一点话语权，可是还是挡不住大势。国家弱了，就没有话语权。最后一次谈判长达五个小时，谈判结束后，李鸿章走出门外，已经是深夜。他心里明白，等待自己的是千古的骂名。

马关之行，中国彻底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李鸿章悲切，自己七十岁的老人了，还要背负汉奸的骂名，真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李鸿章也终于看清，自己只是个“裱糊匠”，大清也不过就是一间拆东墙补西墙的“破屋”罢了。之前的种种努力，为的其实都是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救不了这个国家。

于是，后来的戊戌变法来了，再后来的辛亥革命来了。

这时候的中国，看起来更好了一些，至少，封建主义社会的中国已经成了过去式。

但列强不会等中国。

1914年，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随之爆发，整个欧洲很快都被卷入了进来。

（袁世凯）

当时，中国的政权在袁世凯手里，袁世凯想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想复辟称帝，国内尚不稳定，哪儿来的精力和钱财去参加世界大战？于是，袁世凯给世界各国下了一个“命令”：任何参战国禁止在中国的领土领空交战！

至于中国，保持中立，不打仗。

袁世凯也忘记了一点，当时的中国，是被列强欺负的国家，没有什么话语权。一战开始后不久，日本就派兵进攻胶州湾。日本打进中国的土地上，打的还不是中国，而是德国，因为胶州湾是德国从清政府手里“租借”的。

日本政府还找到袁世凯，要在山东半岛借道。袁世凯不得不答应，中国也就此卷入了一战的炮火中。然而一战对中国而言没有一点好处，列强为了瓜分世界发动战争，中国的土地上却炮火连天。

这一年，袁世凯手下的外交部里，有一位参事，叫顾维钧。

（顾维钧）

顾维钧出生在江苏嘉定，小时候先是接受私塾里的旧教育，后来又到上海英华书院、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接触到了相当多的进步思想。1904年，顾维钧开始了出国留学的岁月。

在国外的五年，顾维钧见识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对国家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刻。1909年，顾维钧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且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了孙中山，两人讨论过革命的事情。

辛亥革命以后，顾维钧就到了政府工作，做了外交官。后来有个说法：近代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顾维钧就是那半个。另外两个，其中一个是李鸿章。

一战期间，顾维钧积极参与中国的外交事务，成了当时最年轻的驻外使节，并且为北洋政府争取了不少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顾维钧被称为那“半个”外交家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一战结束后。

1919年，战争结束了。

中国作为战胜国，被邀请参加1月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战后协约会议。一战期间，中国给欧洲战场送上了14万劳工，这些劳工虽然没有上战场，但做的都是战场上的脏苦累活，很多人在欧洲是生生累死的。

欧洲士兵对他们毫无尊重可言。欧洲列强对中国也毫无尊重可言，巴黎和会，名义上是战胜国的会议，实际上完全掌握在英、法、美的手中。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只是“二等国”，没有所谓的公平。

（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派出的外交团以陆征祥为首，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跟随。五人千里迢迢到了会议现场，才发现各个国家被评了等级，中国是“二等国”，只有两个席位，五个人只能轮流坐。

顾维钧等人一开始就想到了会议的诉求：收回被帝国主义抢占的中国土地。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巴黎和会本就是在帝国主义的暗中操纵下的。

中国还没有就山东的问题发言，日本人就开始谈起山东了。日本认为自己打下了山东，还跟中国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理应继承德国曾经在山东的权益。正是在山东的问题上，顾维钧站了出来，逐条反驳了日本的要求。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不是完全失败的。

顾维钧在否定了日本的理由后，举了一个例子：“西方的圣人耶稣被顶死在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成了欧洲的圣地。中国也有一个圣人，叫孔子，他出生在山东，山东也是东方的圣地。”

接着，顾维钧掷地有声的说出了一句外交史上的名言：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影视剧中的巴黎和会）

尽管如此，列强们也不会被打动，因为对他们而言，巴黎和会本来就是“分赃”的会议。眼看着中国如此硬气，列强国家最后无视中国的权益，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日本的要求。

中国外交使团选择了拒绝签字。这是中国第一次正面反对列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强烈的震动，这也是巴黎和会的外交并不是完全失败的理由。

顾维钧后来回忆这一天时，写道：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这一天确实留在了中国历史上。

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让中国国民极其愤慨，国内直接爆发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一直做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之后，新的革命要来了。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里，我党又崛起了一名让全世界服气的外交官。

这位外交官就是那“两个半外交家”中的最后一个，周恩来总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虽然不像从前那样动乱、民不聊生，但也是百废待兴。国家不算强大，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就不高。国内要搞新中国的建设，在外交舞台上，新中国也要让自己慢慢得到世界的尊重和认可。

1954年，日内瓦会议。

这次会议，苏联、美国、法国、英国、新中国可以参与全程会议。

这个场景何其熟悉。曾经“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只有英法美意有资格参与全程的所有会议。中国不是列强，但日内瓦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参与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

会议内容关乎到亚洲的和平局势，对于新中国而言也很重要，而首次以大国身份参与讨论的新中国自然也吸引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1954年4月24日下午，新中国代表团刚刚在日内瓦国际机场走下飞机，就被等候多时的几百名记者包围了。周总理面带微笑，从容大气地面对闪光灯和相机快门的响声，朝记者们挥手致意。

记者们立刻向周总理提出各种问题，周总理一时间肯定无法一一回答，就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内容滴水不漏，也回答了记者们所有的问题。周总理的表现很快登上了世界各地报刊的版面，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的：

“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

周总理也是美国人重点关注的对象。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刚下飞机就问：“周恩来到了吗？”旁人递来一份报纸，报纸上是周总理等人抵达机场的照片。报纸上恶意地写着，周总理一行人都穿着中山装，瑞士人以为是传教队，看到他们就脱帽致敬。

杜勒斯很仇视新中国，他曾经拒绝承认中国“五大国”的身份，还禁止美国外交团的人向新中国外交团的人握手。

也是因此，后来有了周总理想跟他握手但被拒绝的谣言。其实后来外交团成员回忆时才说，周总理根本没去找过杜勒斯。这些谣言都是杜勒斯自己在自导自演。

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堪称无懈可击，毫无破绽，还能有理有据，说服众人。这一特点也在后来被继承了下来。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总理的名字被世界各国外交官都牢牢记在了心里。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也让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一年，万隆会议召开了。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众多亚非国家的强烈支持，收获了众多国家尊重，再次让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

尽管周总理等外交家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身份劳苦奔波，可是，新中国依然不够强大。

那时候，新中国甚至还没有恢复联合国席位。

（乔冠华）

周总理率队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中，新中国代表团里有一位外交官，叫乔冠华。

1971年，乔冠华等人走进了联合国大厅议会厅，在座位上坐了下来。

这一刻后来被人叫做“历史性的时刻”。

中国代表团里，乔冠华坐在第一个位置上。所有国家都下台后，新中国第一次站上了联合国大厅会议厅的讲台，也是当天压轴上台的国家。上台讲话的，正是乔冠华。

乔冠华的讲话被全世界聆听着，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讲话代表着一件国际上的大事。

乔冠华发言结束后，整个会议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随后，中国国家的代表过来向乔冠华握手祝贺。1971年11月15日，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

乔冠华开心地大笑，因此留下了一张中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乔的笑”。

这张照片，也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真正的外交自信。

（《乔的笑》）

但中国依然在发展，实力不够，说话就不硬气。1999年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的轰炸，三位中国记者牺牲，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许多人上网上街表示抗议。

那时的中国，只能抗议。

2019年9月，美国向中国发动了贸易战。这时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往的中国了，不久后，中国也回应了美国的举措，中美贸易争端开始。

2021年3月18日起，中美两国在阿拉斯加举行“中美2+2”高层战略对话。会议上，中国的外交官杨洁篪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你们没有资格从实力的角度出发同中国谈话。”

字字诛心。

很多人说，这句话会被历史大书特书，会成为一个新的拐点。

如今的中国，有时常在国民手机里出现的“外交天团”：王毅、耿爽、王文斌、赵立坚、华春莹。对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的恶意提问和挑衅，他们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并回以还击。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模样。

2021年是辛丑年，上上个辛丑年，李鸿章正坐在外国人围起来的桌子前，签署《辛丑条约》。这一个辛丑年，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回望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经历的是全世界从未有过的剧变，这些外交家们，也正是代表着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其中的故事更是浩如烟海，难以言表。而这些历史，也正是每一代中国人的镜子。

如果忘记，就会忘了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