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外贸部职员伪造总理笔迹诈骗20万，宁肯烧掉也不敢花

1960年3月21日下午，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和往常一样，接连响个不停。

值班的秘书赵炜挨个接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可就在即将下班的时候，一通从中国人民银行打来的电话，却让他本来普通的一天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是总理办公室吗？我想问一下3月18号，周总理致函批示交给工作人员的20万元人民币现金，我们银行这边该怎么入账呢？”电话那头的人问道。

“周总理批示取钱？二十万现金？”赵炜显然有些吃惊。

“是的，按照以往流程，这不太符合规定，所以我们要来确认一下......”银行那边的工作人员声音听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赵炜预感到大事不妙，当即说道：“总理办公室最近都没有发出过这类函件，麻烦你们赶快把取钱函件送到总理办公室来！”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挂断电话后，赵炜一言不发，想着自己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五年了，按照周总理的工作原则，是绝不会出现写批条取现金的事情的。即便是真的要取现金，周总理也只会批示财政部长，哪里会直接让人取钱呢？

他越想越不对劲，当即回拨了过去。

“我确定总理办公室从没发出过任何取钱的函件，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赵炜的语调微微发抖。

“可当时那个人确实拿着周总理的亲笔批条呀，用的也是总理办公室的信笺......”银行工作人员回应道。

“这下坏了，你们先等着，我马上汇报！”

赵炜挂断电话立马上报了周总理，周总理听后，惊讶不已，厉声说道：“我从没开过这样的批示，通知公安部马上追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至此，这件事情变得疑点重重。那么究竟又是谁伪造了周总理的批示，还如此顺利地从银行提到了钱呢？要解开谜团，还得从三天前说起。

王倬

3月18日黄昏时分，一名穿着灰色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楼。他瘦瘦高高的个子，皮肤黑黄，呢子大衣将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

“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受周总理之托，来给行长送急件。”男子缓声说道。

银行工作人员赶忙接过信件，信封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字样标识，并用钢笔注明了“限下午5：40分之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等说明。工作人员不敢怠慢，当即在签收文件上签了名字。

送急件的中年男子随即离开，银行工作人员也将急件转交给了行长秘书。秘书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周总理亲自批示的公函：

总理：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

在公函右下方的空白处，还有周总理特意留下的批注以及签名：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款给现款20万元。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

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行长秘书看完后，第一反应就是感到蹊跷，虽说这是总理的字迹，但按周总理的行事风格，是不可能让人拿着条子直接到银行提款的。

可他作为秘书没有办法深究这件事的真实性，正副两位行长又恰巧在外地出差，事情紧急，秘书便把信件上交给了当时人民银行计划局的王副局长。

王副局长同样也觉得这事儿不怎么合规矩，但他看了信件又没什么可疑的地方。正当他准备向总理办公室核实这件事的时候，总理办公室的催办电话就打来了。

“你们务必尽快配合相关同志做好总理交代的工作，并在七点之前送到民族饭店去......”电话那头的声音沉着有力。

这下好了，总理办公室的一通电话让本来疑心重重的王副局长彻底打消了顾虑。他抬手看了看时间，离总理吩咐的交款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了，他对行长秘书说道：“总理交代的事情耽搁不得，立刻通知相关负责人按要求准备纸币。”

晚上六时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朱科长和工作人员扛着满满两大麻袋纸币来到了民族饭店，因为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十元货币都很少，二十万元的纸币重量直接把他们搞得上气不接下气。

朱科长快步走到前台，问道：“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住在哪个房间呢？”

在旁边沙发等待多时的赵全一见状，快速把银行四周的环境扫视了一番，确认自己的伎俩没被识破后，才故作镇静地走到朱科长面前，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赵全一，你们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正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收条递给朱科长。朱科长接过一看，发现上面竟一个公章都没有。朱科长搓了搓手，说道：“赵全一同志，20万不是小数目，按银行规定没有公章是不能交款的，还麻烦你提供一下带公章的手续......”。

赵全一早就熟悉了提款的流程，他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封介绍信，信上还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印章：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洽取捐款贰拾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总理办公室。

朱科长看到盖有大印的介绍信，所有的疑虑瞬间烟消，他爽快地收下赵全一给的的介绍信和没有任何印章的收条，回银行交差去了。

就这样，整整20万巨款被赵全一顺利骗取。等到朱科长一行离开后，他在民族饭店一直待到夜幕降临，才趁着天色把两麻袋钱搬到自行车上，穿街过巷回到了位于什刹海的家中。

回到家后，赵全一把麻袋、公章等相关物证一一销毁，并把钱藏进了母亲的卧室里。

正当他为了计划的完美实施而暗自窃喜时，他的反常行为很快就被母亲察觉到了，还找到了他藏起来的二十万巨款。

母亲看到这么多钱，一下子就怔住了，问道：“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妈！这些钱是我仿照周总理签名从银行骗来的......”赵全一兴奋地说道。

“这要是暴露了怎么得了，赶快还回去！”母亲显得有些焦急。

“哎呀不用担心，我的计划很周密，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给他们。不但用的是假名字，更没有人看清我的正脸。放心吧，咱只要把这钱藏好，等到风头一过，这些钱我们就可以随便花了！”

见赵全一信誓旦旦的样子，母亲也就不再说话了，还想办法帮他腾出了一个箱子专门藏钱。

伪造的人民币

藏好钱后，母子二人就睡下了。可直到半夜时分，赵全一都没能闭上眼。他起身来到母亲房间，没想到他的母亲也因为害怕，怎么也睡不着。

“妈，我觉得藏箱子里不太安全，咱还是换个地方吧。”赵全一小声说道。

“要不，咱把钱缝在被子里？”母亲的声音不由得微微发抖。

于是，母子两人又连夜把钱缝到了被子里。花了大半夜时间，两人总算停下了。

可赵全一躺在床上还是睡意全无，他觉得被子毕竟是明面儿上的物件，始终不太安全。没一会儿，他又找到母亲说道：“被子摆在明面上始终不安全，我看还是在厨房挖个坑，把钱藏在坑里吧。”

不安的两人又起身忙活了好几个小时，把被子一床床拆开，取出钱藏到了坑里。

第二天一早，赵全一和往常一样早早地去上班，看着同事们的眼光没什么异样，也没人来询问他。他开始觉得所有事情都在预料之中，心中悬着的石头也就慢慢落了地。

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两位行长也从外地出差回京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赶忙将周总理致函提款的事情上报了他们，行长一听大吃一惊，说道：“这事儿不符合规定啊！总理办公室可从没这样的先例，你们赶紧打个电话给他们，想办法问问这笔钱如何入账......”

秘书很快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这场惊天诈骗案引起了国家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1960年3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式下令立案侦办，并成立了一个包含经济保卫局、治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在内的专案组，迅速展开了侦办工作。

周总理的真实笔迹

警方不停地通过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介滚动播报案件，呼吁广大群众协助破案，还特意申请了一支军队支援，夜以继日地在城中摸排走访。

可好几天过去，因为能利用的证据实在太少，无法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眼看总理给的侦办时限不多了，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站了出来，凭借早年间负责保卫工作时丰富的办案经验，他提出从嫌疑人留下的信件批条着手调查。

3月24日晚，公安部经济保卫局局长李钊将公安部技术处组长刘文叫到了跟前，请求他帮忙查看一下相关物证，期待能从中获得一些实质性的线索。

刘文赶紧组织文检组的同事连夜对相关文件进行了查验，通过反复对比，最终得出了所有字迹都是出自一人之手的结论。

不仅如此，检测人员还通过大量文件证明，嫌疑人对公文书写的格式和用语十分熟悉，还能模仿周总理的笔迹，足以见得嫌疑人的文化水平也不低。

另外，装着总理公函的文件袋有二次封口的痕迹，“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文字是通过钢版、蜡纸透过红印油印上去的，“总理办公室”的印章也是水彩笔绘画而成。最重要的一点，嫌疑人在收据中将人民币用“¥”来代替，说明很有可能从事财会方面的工作。

案情似乎变得明朗起来，但仅有这些线索还不够，技术人员又从信纸开始入手。经过鉴别，侦查人员发现信纸虽是普通信纸，但因为当时纸张不够用，许多单位机构都进行了加印定制，定制后的信纸特征是有所不同的。

根据这所有已知的线索，办案人员迅速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清查档案，由此确认纸张来源。在众人不懈的努力下，案件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确认了信纸来源于国家外贸部。

杨奇清

4月2日上午，公安部对国家外贸部的人员档案正式进行排查，同时对外贸部工作人员在3月18日的行踪轨迹也展开了调查。

接连奋战一整夜过后，4月3日清晨，公安部文检组的技术员贾大光找到了一份档案。档案的所有者是一个叫王倬的人，而档案的曾用名一栏竟赫然写着三个大字：赵全一。

经过技术人员的仔细核对，侦办人员发现王倬的字迹与诈骗文件上的字迹如出一辙，在了解了王倬的基本信息后，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基本确定了王倬与此案有着重大关联。

可即便如此，公安部门也还是无法认定王倬是否单人作案。杨奇清也作出指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宜打草惊蛇，先按兵不发，等待进一步确认。

王倬母亲张可民也难逃罪责

就在技术人员准备撤回警局的时候，刘文的同事董林急匆匆地小跑到他们面前，急切地说道：“王倬就是犯案的赵全一！”

“案发那天下午，王倬请假说要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我去调查了积水潭医院的接诊资料，发现王倬并没有去过。另外，最近我们在外贸部排查过程中，让每个人用毛笔和钢笔分别写几个字，王倬总是遮遮掩掩，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写，交上来的笔迹也有故意书写的意味，更重要的是，王倬在案发当天还向单位借过伪造印章的钢版......”

而与此同时，王倬的一位同事正好前来反映情况。他说：“这几天看王倬确实和以往不大一样，那天我们几个同事在一块儿讨论案情，提到了嫌犯眼睛很小，我的同事就开玩笑地说了句老王的眼睛也不怎么大啊，王倬听到一下子就毛了，差点跟同事打起来......”

由此，专案组认定王倬得知对外贸部的调查后会有所动作，于是公安部迅速部署警力潜伏在王倬家周围观察，并派出人员监视王倬行踪。

4月4日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在生火做早饭，然而从王倬家冒出来的居然是阵阵黑烟，还伴有刺鼻的焦油味，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怀疑王倬企图烧掉纸币毁灭证据。杨奇清当机立断，下令逮捕王倬。

警察悄然发起抓捕行动，将王倬家的院子围起来后，迅速破门而入，将还在睡梦中的王倬一举抓获。

在王倬的家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不少没烧干净的纸币碎片，并在王倬家的地板下搜出了剩下十九万多的赃款。

被抓获的王倬起初还拒不认罪，直到警察把所有有关犯罪事实的证据摆在他的面前后，他才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至此，新中国第一宗诈骗案的主谋王倬，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法网的制裁。而说起王倬的经历，也很有意思。

1924年，王倬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父亲王景槐曾是国民党的少将专员，自幼家境优渥的他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16岁时，他曾先后加入过三青团和青帮等江湖组织。1948年，他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担任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后来时局大变，他马上辞去了国民党的差事，到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并于同年加入解放军。

1950年，为了躲避抗美援朝征兵，他伪造路条逃回了北京，并于1951年自荐到了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一年后被调进了外贸出口局。

本来一开始他的日子也还算过得去，但随着1960年前后的连年天灾，国家经济困难、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水平也大不如前。

一向贪图享乐的王倬自然无法忍受如此拮据的生活，于是他开始研究快速来钱的法子。

1960年2月的一天，他在单位看到处长拿着某位中央首长的没有任何公章的字条到部委办事，仅靠首长笔迹竟通行无阻。从小练习书法的他，当时就觉得自己赚钱的机会来了。

在他的缜密盘算下，他利用职务之便和银行的管理漏洞，成功用周总理的笔迹骗取了20万元。

王倬案判决书

1960年7月28日，王倬因反革命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其母张可民因窝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后来周总理感念于她是旧时代的妇女，护儿心切，特意批示不应重判。在她服刑三年后，就被遣回东北老家了。

自此，这场震惊全国的特大诈骗案件画上了句号。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本来前途大好的年轻人，却因为从小接受了错误的观念而误入歧途，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终究自食了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