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区房到项目论文，教育竞争火热化，累趴的是学生还是父母？

除了学区房，家长还能给孩子的教育提供什么价值极大的东西？

今年上半年，除了为人乐道，赚足观众眼泪的《觉醒年代》，还出现了一部争议性和讨论度极高的家庭教育剧《小舍得》。这部剧以三个家庭为脉络，揭示了来自不同原生家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里的教育问题。

故事地点在上海，这座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现代城市。

蒋欣饰演的田雨岚拉着儿子，抱着一瓶包装精致的红酒去找一位有名的补课老师，她对儿子说：“这瓶红酒花了妈妈大半个月工资呢！”

然而，这类情形在《小舍得》中并不少见。

想为孙辈求得一个补课名额，退休的老教授外公腆着脸去求曾经的下属，现在的区长；

孙子没有实力考进金牌补习班，有钱的外公外婆便向培训机构捐赠一大批课桌课椅，交换一个名额；

着急女儿不断下滑的成绩，设计师父亲迎合着甲方浮夸的审美风格，希望培训机构所在大厦的老板能帮孩子拿一个名额；

花钱、利用权力、借助关系，一个家庭使出浑身解数，将孩子送进通向光明未来的辅导班。不仅如此，剧中田雨岚儿子患上了考前焦虑症，临近考试就会发烧，田雨岚向医生询问，能不能吃点药预防发烧。

田雨岚的原生家庭不好，自己受三本学历的短板所限，尝尽了有钱夫家的高傲脸色，深知人只能依靠自己，试图让孩子通过教育，成为社会“人上人”。

剧中另一个家庭中，南俪是大城市的土著，父母都是老师，自己和丈夫毕业于985名牌高校，一个是代理总监，一个是建筑设计师，收入达到中产阶级水平。这个家庭最开始对孩子的教育是放养的、随性的，然而在看到无数同龄家长为孩子的补课、升学而东奔西走，焦虑不安时，他们的态度也微妙转变了。

在这部电视剧引起争议之下，也给观众带来了不少焦虑。尤其是该剧的原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笔下90%的角色，都有原型。

令人窒息的家庭教育和从小学就开始疯狂内卷的社会现象，不仅是剧情与艺术手法。无论最初是否想被卷入激烈的教育浪潮中，最后所有家庭都被这个氛围裹挟着，将祖辈、父辈几代资源积累投入其中，为年幼一代的未来保驾护航。

近年来，引起社会焦虑和巨大争议的第一个问题是学区房。这为家长提供了一种可能，只要拿到购房资格，只要手头有钱购买重点学校周围高价住宅，那就可以将孩子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对于很多家长而言，与其向孩子施压，为分数挣扎，寄希望于一场不确定性的考试，这反倒是出错低、更简单有效的一种方式。

不过现在，靠户籍、金钱就能拥有的学区房也已经被玩剩下了。教育竞争，从学生蔓延到了家庭，从金钱，蔓延到权力、关系甚至祖父辈的学术能力上。

2019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官网公布的获奖名单中，在小学组中出现了一项“特别”的获奖项目。这一项目名称为《C10orf67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获得了全国大赛三等奖，以及云南省的一等奖。

官网还配上了这个学生做实验的图片以及相关实验数据和图表。从课题难度来说，这已经达到了硕士研究生乃至博士的水平。而这个等级的生物研究项目，至少需要高级别的生物实验室来完成精密的实验和计算，此外，还需要查阅大量的国外文献。

小学组的其他获奖项目，是诸如“提升欣赏性昆虫价值实践研究”、“新能源绿色小屋”此类一听就懂的项目。

这一项目很快引起外界关注，以及疯狂质疑：现在的六年级小学生竟然能研究基因，能为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解决办法？究竟是何种天才？

互联网时代的优势与弊端并存，当一份争议出现，真相的线索被无数“相关人”“知情者”揭露出来。

在网络的人肉下，大家发现，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一研究项目同该获奖项目内容高度相似，该文章作者为张亚平、陈勇彬，而在获奖项目中的实验记录中，也曾出现过“陈老师”、“杨老师”的名字。

后经调查，这个小学生为张亚平和陈勇彬的儿子。

在官网公开的实验记录中，这个获奖学生在2018年1月9日写道：老师们给了我一个基因，我上网搜了一下什么叫基因。

一天后他再次写下：我还是不太了解基因。

事情讲到这里，真相已经不言而喻。身为研究员的父母，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移”给孩子，为孩子拿下了国家和省级大奖。不出意外，凭借这些大奖，他可以顺利地进入云南任何一所重点初中，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再借着已有资源与平台，得天独厚，成功升入重点高中、顶尖学府。

如果顺利，他将超越自己父母的已有成就和地位，带动家庭往社会上层再跃一步。

像蝴蝶效应中，远在南美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却引起了两周后美国的一场龙卷风。这对研究员夫妻提供的不只是一个项目成果，他们用一个项目，打开了一个通向光明未来的通道，五年、十年乃至几十年后，他们的孩子轻易走进越来越宽阔的世界。

不过，这种门槛极高的“投喂”，并非普通父母所能完成。所以，现在不少“新领域”由父母带动。

早几十年，我们对文化产品更为敬畏之时，提到出书，想到的不是知名大家就是专家学者。随着手机、平板、kindle等电子设备的兴起与普及，纸质时代近乎衰微，出版行业也随之陷入了困境。纸物读者市场大幅缩减，畅销书难出一本，书籍销量下滑，出版行业利润惨淡。

过去，出版商是在茫茫纸堆中，“居高临下”地挑选优质作品，编辑严格筛选，历经几改几校；而今，出版商和作者分坐会议桌两方，讨论你开多少钱，我帮你出多少本的交易条件。没有办法，是人都要吃饭，商人更是如此。

出版商拆下了门槛，打开了大门，大量涌入的不仅有那些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理想主义者，还有需要以此镀金的现实家们。

这些年来，“小学生出书”“16岁女孩成为畅销书女作家”此类新闻已屡见不鲜。在国内一新媒体平台上，曾刊登过“中学生组团出书”的一篇文章。

文章作者以亲历者视角，讲述了重点高校学生的家长们，揣着自己帮孩子们撰写的优质研究文章，同出版社沟通出书的事情。那些文章有谈国际关系的、谈经济的、谈教育的，但都在可以深入讲述的地方立即收笔，以此显得更像中学生的水平。

起初，带头的家长是打算帮孩子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想在顶级期刊发文不是件简单的事。随着后续又有家长找来，主编一拍脑袋，觉得如果是发表普通期刊，不如索性出本书，家长也都接受了这一提议。

此外，家长们还请了企业老总和大学教授为这个作品背书。书印刷出品后，家长们还组织开了场新书研讨会。

此后，那个在出版前后热闹非凡的讨论群逐渐冷却下来，家长们没有在里面谈起自己孩子的情况，毕竟要是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就得不偿失。

因此这本书为他们孩子的未来添上怎样一块关键的瓦，不得而知。但至少，在这场看似是孩子能力之争、实则为家长竞争的过程中，他们没让孩子落在下风，父母为孩子拿到了同样的东西。

中国高考称得上是国内乃至世界上相对最公平的一场考试和一个机会。考生用同样的卷子，争取高校的入场券。然而，进入大学除了高考，也还存在“保送”“自主招生”的方式。

自主招生本意是高校打破“唯分数论”的选拔标准，挑选综合素质人才，不过但凡能引起众人趋之若鹜的东西，势必就能在“合法合规”的标准下，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这些选拔条件，要求的不仅是平时成绩，还有竞赛奖项、期刊发文、科研成果、教授推荐信.....有些东西无法被左右，只能靠学生自个拼，但有些部分却存在“活动空间”，便是家长各显神通的时候。

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本身十分优秀，但在家庭的助力下，他们能与“普通人”不断拉开差距。无论是高考，还是小升初，初升高，亦或出国，我们都难以找到绝对的公平点。

过去我们提到教育，会讲孩子个人智商、讲城乡、东西部教育资源差距，近年来，家庭、父母占据着教育话题的一大权重。一个家庭倾尽心力与资源，为后代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机会，这种做法有争议，但却无法指摘。

当下这批学生的父母，大多是70、80后。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高考重启，改革开放被纳入时代进程。

那两代人的成长过程，伴随着社会飞速更迭带来的迷茫与阵痛，却也享受着流动社会下的各种机遇。而那个年代，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有两条。

一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向，下海经商。那个时候，有没有学历，有没有背景，有没有经验，都不是那么重要。遍地是挑战，也遍地是机遇，只要敢闯敢拼，时代似乎就能往你面前丢下饭碗。

二是寒窗苦读十余年。自古以来，中国尊崇知识分子，教育也是支撑贫苦学子看到未来希望的唯一途径。到当今时代，很大程度上仍是如此。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那个时代，房价还未疯狂上涨，大学生稀缺而金贵，从农村进入城市，再在城市扎根，对于他们并不算难事。

然而，现在不一样了。

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36%，2020年城镇人口占比63.89%，加上城镇长居的农村人口，总体上，城市人口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优势已不再明显。

2001年，高考报名人数454万，实际录取人数近279万；2020年，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实际录取人数未知，但2019年这一数据已为820万。

教育改革不断推进，教育投入不断加大，教育已从新中国成立初的“精英少数权利”转变为义务教育、全民教育和普及教育。再接着二十多年来的不断扩招，大学生已不再成为稀缺资源。

这代父母，如何不心慌，如何不紧张。借助手头已有资源，疯狂为下一代开辟通道，搭建桥梁，确保整个家庭不被时代轻易甩下。

家庭条件、地域差距、历史局限性......种种因素决定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公平，但是法律和道德仍框定着条条基本准则，以确保社会的相对公平。

教育从学生个人的竞争扩大为家庭之间的竞争，已无法避免，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国家地区，或多或少都存在。然而，前文中云南那位小学生所获奖项，已被评委会撤销，这正是官方给大众的一个交代，一个态度。

逐渐取消的特长招生项目、愈发严格的资格审核、对海归群体的非盲目优待，我们一直在不断接近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