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的华章

地方性知识的华章

——《滇学》读记

王海东

当地方性知识广为学界称道、迅速发展、结出硕果时，“滇学”也应时而生，早在十余年前，就初具雏形，然而不知何故，却骤然冷却，停滞不前。直至今年（2020年），黄懿陆等人撰写的《滇学》问世，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滇学问题，一个系统的地方性知识大厦诞生。

出于对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地方性知识”这一新型知识观念，并非特指具体的地方知识，其意不仅包含地域特色，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因此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显然，这样的地方性知识通常不为普遍知识或一般性观念所囊括，保持着独特的地域差异性，提供多元化的知识类型。在这一理论的助推下，人类学与民族学蓬勃发展，地方知识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

然而一直处于边缘的云南，自文明史以来，都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边缘性的身份未曾改变。而长期致力于云南文化研究的黄懿陆先生，此时推出50万字的皇皇巨著，全面系统地构建云南地方性知识，实为滇学的奠基之作。

在全面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黄先生将滇学的性质、理论方法、使命及意义阐释出来，一门新的学科和盘托出。滇学，既是地域之学，研究的领域，又是研究的视角，且不同于以往“囿于一隅”的地域学，而是打破既有的框架，“以考古证据为中心，参照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易学等学科”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不同于其他地方知识，滇学还涉及到本源性的问题，即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不少证据表明：“元谋人的发现说明，中国人可能起源于远古云南；人类学的观点提示，云南其地可能是史前现代智人社会文化共同体迁徙的通道；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研究揭示，天人合一、阴阳交合的考古证据最早出现于远古云南”。这样惊世骇俗的观点，不仅丰富滇学的内容，提高了滇学的地位，还能使其成为世界一般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论是地方知识的滇学，还是一般知识的滇学，都非向壁虚造，黄先生的惊人之语亦不是诳语，而是根植于丰富的地方资料，尤其是考古出土文物。就文明史而言，云南不仅处于边地，被忽视，而且文献较少，几未入流，故而依靠文献，难以构建宏富的滇学。黄先生另辟蹊径，“依托调研，依托考古证据”，足迹遍及云南各地，深入各地考古，不负所望，多有重大发现，开启了辉煌的云南史前文明研究，结出《人类文明溯源》《中国文明起源》《云南两万年》《史前易学》《中国岩画论》《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及《云南史前史》等系列学术著作，展现史前云南的旖旎风光，寻到滇学的灵魂，从而为滇学体系夯实地基。

通过方法论的创新，黄先生超越民族、地域和文献的局限，结合出土文物与岩画，以易学数字卦为线索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提出“中华抚仙学”的设想：“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就是研究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起源。”这远非地方学所能担负的使命，而是人类普遍知识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他的滇学具有世界性价值，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更可贵的是他与相关学者，用考古证据推进生命起源的时间，回溯至5.7亿年前。这不仅改写已有的中华文明溯源时间，还可能改变中华文明起源地的传统观念，进而“重建国史”。因而他们的探源工作被誉为“填补世界了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空白”。

如此看待滇学，其价值就远非通常的地方知识所能比拟的，不仅向世人呈现一个边疆地区、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地方学全貌，还要为现实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更要“为国学正本清源”，推进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工作，“提高滇学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的地位”，进而为滇学确立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使滇学从地方知识迈向普遍知识，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元素。

概观之，这是一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为滇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高远的方向。书中充满着作者理想与情怀，包含着丰厚的考古证据，突破既有的研究范畴，投身史前文明研究，提供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将作为地方知识的云南推向普遍知识，一个远古而神秘的云南形象令人耳目一新。黄先生不仅正在重写云南史，还为地方性知识提供了云南华章，亦为滇学谱写了“妙曲”。

载于《云南经济日报》2021年7月23日